《色，戒》的对话，完全是英语小说的路子，废话如流水的大陆作家写不出来。两名编剧，台湾作家王蕙玲是李安的老搭挡，另一位是老美（James Shamus）。难道李安算准了，对这样的道德界限“模糊”的题材，一定要用英语小说简练而意在言外的对话模式，所以他请了洋人？

　　按文艺修养分，世界上人分七等：一等人吟诗，二等人听音乐（当然是古典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三等人读小说，四等人看报，五等人看电影，六等人看电视，七等人看文件。这部片子，看文件的人会说是汉奸电影，女主角变节投敌；看电视的人会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看电影的人会说女人过不了钻戒关；看报纸的人会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但是，如果你以读小说的眼光看，特别是注意那些张爱玲小说里没有、李安加上去的部分，就会发现李安拍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无奈，而且心理发展非常令人信服。

　　李安拍了部读小说的电影，整整跳了两级。

　　电影首先是加了女主角王佳芝的身世，不妨说就是张爱玲的身世。父亲远在英国，另娶继母，孤女流落香港。回上海后住在姑母家里，寄人篱下。时局维艰，多一口人都难。所谓小说都是作者自传，电影《沙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１９９８）曾用莎士比亚剧本推想沙翁的热恋；电影《成为简·奥斯丁》（Becoming Jane，２００７）用奥斯丁的小说演绎她的爱情，这已是好莱坞成例。但李安反过来用作者生平补充她笔下的故事，倒也不失为创新。而且这一补充点明了王佳芝的感情孤独——她是时局和家庭的双重弃女，所以她会和那群爱国学生聚了又分，分了又聚，所以她对易先生会有所依赖。

　　李安还加了学生们在香港公寓刺死易先生手下的情节。正是场面的血腥，使得王佳芝离开了那群学生。这一小说中没有的伏笔，却对王佳芝的后续表现有大用。

　　王佳芝最后在珠宝店提醒易先生逃走，是被钻戒打动，以为易先生真是爱她的，还是因为“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在耳鬓厮磨的床戏中动了真情？这是小说里提供的两种可能解释（张爱玲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定答案），但李安的诠释远为复杂。

　　在电影增加的细节里，易先生本来可以多活几天的。王佳芝向学生头目邝裕民和指导他们的老吴汇报时，邝要求尽快干掉易先生，他们完成任务后可以转移去后方。老吴却想利用王佳芝这条线打探情报。邝指出王佳芝没有受过特工训练；吴说她就好在没受过训练，只想着做她的麦太太。王佳芝脸色大变，声泪俱下，向两个男人倾诉了她在这种处境下的痛苦。老吴听得摔门而去。邝裕民听得送她下楼时要抱一抱她。王佳芝说三年前（在香港她为爱国失身时）你可以的，现在不可以。显然三年来邝裕民和那群学生对她并没有表现出爱国之外的多少个人关怀。

　　然后王佳芝夜闯易先生书房，向他哭穷，换来了买钻戒的行刺机会。我们可以假设，王佳芝的倾诉，终于使得老吴批准邝裕民他们提前行动。如果她的同学们在跟踪她时突然干掉易先生，王佳芝大概至多有点惆怅，反正她已经唱着《天涯歌女》在心里跟易先生道别过了（这也是电影增加的情节）。但是，由她本人直接利用感情将易先生早早送上死路，这或许是一个太重的负担。在这负担下让她重睹那杀人的血腥，这或许是一种太强的刺激。再加钻戒，再加昨日的缠绵，王佳芝终于吐出了那致命的两字：“快走！”

　　这两字凸显了王佳芝的个人悲剧，但令人更悲哀的是，以易先生的狡猾干练，以学生仔的粗率稚嫩，即使王佳芝不说这两字，最后结局大概也是一样的，至多易先生受点伤而已。学生们三年前杀人时的笨拙，已经透露了这场行刺的终究失败。

　　据说王佳芝的原型是中统特工郑苹如，易先生的原型是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曾有知情人回忆，当时郑苹如拟定在一家叫作“西伯利亚”的皮货店行刺丁默村，传给枪手的纸条上用英文写了 Siberia，但枪手不识英文，寻找店址时被丁的随从窥破行藏，郑的计划全盘暴露，她本人被捕牺牲。这不由让人想起黄仁宇先生说到抗战时的感叹：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只能有什么人用什么人，政府种种举措之艰难，岂是后人能知晓的。

　　配合郑苹如的枪手没有文化；配合王佳芝的学生仔没有训练和经验。而她们的上级，也没有心思来特别关照两位青春女子的美丽头颅。当王佳芝把写给父亲的遗书交给老吴时，老吴不是一转身就烧掉了吗？王佳芝应该是有预感的吧？所以李安要把她和易先生的床戏拍得如此自然流动——两个对命运至多只能希求“奇迹”的人，性是他们唯一的暂时解脱。

　　也只有李安，六十余年后，重新为我们铺排当时种种举措之艰难——不但是国家的艰难，也是个人的艰难，甚至更是国家艰难遮蔽之下的个人艰难。

　　李安在《色，戒》里的精细的人物刻划，有如现代优秀小说般繁复多面。有这块钻石在，大陆电影今后十年内的产品都是破砖碎瓦了。大陆导演能讲顺一个故事已是超水准发挥，哪里顾得上角色的性格展开？

　　走出影院，唯一的遗憾是汤唯今后怎么办？初出道就拍了这么好的电影，回过头去再拍大陆影视的粗制滥造，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