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关于我的声音有两种评价。

一种说法是，啊，太可怕了，你少说点话吧；另一种是，嗯，还蛮有磁性的。

从大年夜开始，嗓子就没什么征兆地哑了，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说不出话来，一说出口只听到嗡嗡嗡的声音，害得我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基本上没怎么说话，更是在年夜饭之后一大家子去场卡拉OK时一句话都没有唱。

就这样用一副公鸭嗓的嗓子从大年夜过到了年初六，然后就上班了。上班第一天要做的事情是让被采访对象审稿，采访是在节前做的，稿子是节内写的，对方说审稿的话让我先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谁知电话过去，答录机里的声音让我傻了眼，原来他们要到2月18日才上班。于是只能打电话到对方家里，然后知道一个残酷的现实：家里没传真，没电脑，顺便再说明一下，对方在北京。

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办法——读。不就是4000字左右的文章吗？

于是就一字一句地读起来，采访对象是人大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婚姻法》的修订者，严谨得很，没有听清楚的地方还得让我倒带重读。“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吧。”到底还是一个体恤的老先生，“你的嗓子都哑了。”

嗓子哑倒没关系，可问题是怎么就那么喘得慌呢，几千字的文章读完，累得我不行。

情人节那天，一姑娘对于我的嗓音利用提出了一个建议——你可以去南京路上摆摊唱情歌，这样磁性的嗓音应该可以赚到蛮多钱。

——基本上她是一坏人。

另一个姑娘听到建议后补充说明——把你的眼镜涂黑之后再去唱歌，我会牵着你拿着一个盆子让人捧个钱场。

——基本上她是一个更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