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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博客，是受了徐哲同志周日那篇《上海闲话》的启发。作为一名不太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看了这篇报道，突然生发出些感想来，同时把长草的博客打扫一下。
据说，人在最本能反应时喊出的一定是母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星言小姐尽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的刮刮”的上海人，但如果眼看着截稿时间逼近又写不出稿子，这时她一定是用普通话发牢骚喊救命。
任何一种奇怪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原因，李星言小姐在10岁以前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也是拜奇怪的家庭教育思维所赐。
因为外公是河北人，又是导演，家庭氛围就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听起来像小说一样荒谬，不过生活其实比小说荒谬得多。
进了小学，小朋友们也被老师教育成只能说普通话的乖宝宝。现在不少老上海人感慨新一代上海话里夹杂了太多普通话元素，与这种教育关系颇深。
所以，10岁以前，正宗的上海人李星言小姐真的是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
到了初中，她绝望地发现大家下课就开始说上海话。要是她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闲聊几句，听上去就非常格格不入，还得忍受小姐妹的吹胡子瞪眼：“侬好叫好伐？上海宁硬景刚普通闲话有毛病啊？”
泪奔啊！！！这恐怕是学生时代自我意识的萌芽。而对她来说，学说上海话就是社会化的萌芽。为了融入“正宗上海人”的圈子，李星言小姐从此尝遍学说上海话的酸甜苦辣。
90年代初的上海，本地意识非常强盛。你说普通话会被认为是外地人，你说一口不标准的上海话更会遭到冷眼。
这就是上海人的微妙心态之一，宁可你说标准普通话，甚至是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也不愿意听到一口疙疙瘩瘩洋泾浜的上海话。可能是有种潜意识里的“纯正血统保护意识”在起作用。
而且，以普通话为母语去学上海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远比以上海话为母语去学普通话要难得多。上海话没有汉语拼音，很多发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我”这个字，一开始总会发成“吴”，被嘲笑了好几次才学会正宗发音。
初中时开扁桃腺，开完后护士按惯例会举个托盘过来，让病人把喉咙里的一口残血吐出来。李星言小姐昏沉沉地坐在手术台上，看着那口血，脑子里第一反应想用普通话说“那么多血啊！”但是绕了个弯儿，在心里快速翻译了一下，她费力地说出一句上海话：“介许多血血啊！”
看看，这种社会化进程给当年幼小的李星言小姐造成了多么大滴心理压力！
这时，李星言小姐更加气愤地发现老爸老妈在外面竟然都能说正宗的上海话，但只要回到家里就立刻变成说普通话。每当李星言小姐想和他们用洋泾浜上海话交谈时，他们就会努力屏住笑，直到最后总结性发言：“你不要学了，学不会的”。
这就像种权威意识的崩溃。在孩提时代总觉得父母是权威，连带着他们的母语他们的发音也是权威。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原来他们的母语还可以是另一种，这时你就会有种无所适从的沮丧感。
李星言小姐就带着这种沮丧感过了很多年。
大学里打工，教一个班的小学生写作文，下课时也会和家长用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聊几句。有家长很同情地过来说：“哦哟李老师，你们外地人在上海也蛮辛苦的哦，还要出来打工赚学费。”李星言小姐当时就喷血了，她多想把户口本身份证统统摔出来说“我TMD是正宗上海人！”
不过，从这件事上，李星言小姐忽然发现，社会关系渐渐宽松了。大街小巷听到的普通话越来越多，洋泾浜上海话大家也说得很坦然，反倒是老克腊式的正宗上海话越来越少见。
说件和普通话相关的事儿。
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当时系主任巢宗淇教语言学概论。他那口普通话那叫一标准，那叫一字正腔圆，标准到你听不出他是哪儿的人。可是大家都觉得怪怪的，又说不清楚是哪里怪。
突然有一天在讨论时发现，就是因为他的普通话太标准了，标准到没有任何一丝口音，你摸不准他老家哪儿以前在哪儿生活过受过哪些地方的影响。太标准的口音就像一种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规范”，会少了一些亲和力。
进了报社，胡老师首倡的那场沪语知识竞赛，李星言小姐的分数平平，羞愧之余更加努力学说标准上海话。在后来的工作中，才逐渐体察到当初考沪语知识竞赛的良苦用心。如果是对着上海人采访对象说上海话，无形中会拉近距离，当然，对着“新上海人”还是说普通话的好，省得人家心里隐约会有些反感或不自然。
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社会化的社交工具，也是一种自我形象推广的标志。你用怎样的口音说话，说明你多少具有些那个地方人的心理共性。所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很重要。
在文章最后，李星言小姐要谢谢杨志洪大哥，沈一珠师姐，这二位写文章好从头到尾都用上海俗语，很有特色，也是与上海话RAP，上海话网聊同步的一种趋势。偏巧赶上了李星言小姐作编辑。在拜读他们文章的时候，也让李星言小姐的上海话知识长进了不少。
但是，不管学了多少年的上海话，李星言小姐的母语依然是普通话。这就像那句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说上海话就像说外语，再顺溜也不会太自然。只有那十多年来努力学说上海话的种种经历，成了生命中值得咀嚼的有趣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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