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高考第一天，离开考还有5分钟。我坐在市四中学的考场，心情非常复杂。
    这种复杂的原因有点荒诞：我必须要考好，但不能考得太好。
    任何一种荒诞的念头都有其背后的驱动因。
   
    我从小的人生目标就非常单纯，做一名记者，最好是战地记者，在事业的高峰期被一颗枪子崩倒在伊拉克战场上。
    那个时候，伊拉克是唯一可能圆梦的地方。
    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系。从第一志愿到第N志愿，通通都是外地大学。
    当时是铁了心，要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的。
    1998年，正是外地重点大学来沪招生的初期，上海学子对这些名校的热情远不如现在高昂，所以哪怕这些学校在当地炙手可热，在上海的分数线也只是第一批志愿的压脚线而已。
    当然，北大清华除外，反正我也不考，再加上林林总总的高考加分有十几分，所以，几乎十拿九稳。
    不过，到了最后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向开明的父母唯一一次提出强制性要求：
    “在提前录取志愿栏填个上海的大学吧，要是考不上，天涯海角随你去。”
    那年的提前录取重点院校里只有华东师大中文系。
    而我，恰恰从小第一讨厌当老师，第二讨厌中文系，但为了达成后面所有的交易，便和父母签下了这条约。
   
    镜头切换到考场，这是一场有点难度的考试，考分既不能高到被提前志愿录取，又不能低到被北广扫地出门。
    连着三天的考试我都非常从容不迫，事后想想，这种镇定到有些满不在乎的心态的确是有助于考试水平正常发挥的。

　　说个小插曲，高考延续了我逢升学考试语文必砸的神话。
    1998年高考小作文题目是冰心的一首诗，“墙角的花儿，当你孤芳自赏时，世界便小了。”，要求写评论。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改当时观点：“孤芳自赏也是一种美，尽管世界小了，但若是特立独行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亦是一种姿态。”
    出了考场，语文老师听闻我的主题，仰天长叹——完了！你这篇小作文肯定不及格！
    事后的作文评分标准验证了他的话：对“孤芳自赏”持肯定态度的，通通算作不及格。
    我很久以后才明白，任何一种考试都有规则和潜规则，形式上的规则固然重要，意识层面的潜规则更重要。
    谢天谢地只是小作文不及格。

 
    很难形容当年拿到那张高考成绩单的心情。
    成绩很好，非常好，再算上加分，几乎可以进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系。
    那么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了。
    那么就要留在上海和我的新闻梦说拜拜了。
    我哭，我大哭。父母亲亦沉默不语，欢喜与内疚交织的复杂心态。
    足足哭了一星期，觉得以后的路全都弯了，不是名门科班出身的新闻人了。
    后来有教育专家在电视上解惑答疑，主持人报出来电内容：“本市一位考生询问，她考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但想放弃，去读下一志愿的北广新闻系，可以吗？”
    侃侃而谈的教育专家一下子愣住了，半晌才讷讷地说，“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
    8月，我收到华东师大的录取通知单。
    那天，我又大哭一场，觉得心里隐隐有些什么东西破碎了。

 
    于是那年的高考，成为一道坎，我觉得我栽了。
    很长一段时间与父母冷战，尽管心知他们出自善意，但仍不能原谅。
    或许因为追求完美，不能容忍大学四年要在一个不喜欢的学校不喜欢的专业里度过。
    因为这件事，父母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反省。
    到后来，大家都冷静下来，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交谈。

    从那次高考开始，父母不再干涉我的任何决定，但会与我讨论、分析，提供建议。
    也正是从那次高考开始，我学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考的意义确实绝非仅仅一场考试，它是很多人的第一次１８岁成年礼，是让学子们第一次可以为未来做决定的机会。
    它考验学子的不仅是书本知识，更是通盘的运筹、拿捏、分析、掂量；它让人直面自己的内心，究竟喜欢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它让你有机会选择未来，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当然，大多数学子或许会把决定权交给父母，但只要有过这样的经历，何尝不是一次心理上的成长？

    大学毕业的时候，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和报社录取通知同时到达，想了想，还是选择了工作。
    父母从头到尾，都对我的选择报以支持与宽容。
    我想，我要感谢高考。
 

    一眨眼就在报社干了这么些年，我的职业理想，绕了一个弯，也终于走回正路上来。
    回过头想想，人生总有些跨不过的坎，那就绕过去。尽管慢一点，迟一点，辛苦一点，但总能到达。
    谨以此文献给今年高考作文《必须跨过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