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回津探亲，临走前从金大侠的书堆里检出一本余光中传——《茱萸的孩子》，在K34的疾驰中一页一页细心地读。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
……
……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作于1972年1月21日）
曾以为，我是知晓一点余光中的。其实，不过是大陆众学子一样，只熟悉他这首《乡愁》，那首“风 也听见/沙 也听见”的《民歌》，以及罗大佑改编成的歌曲《乡愁四韵》。
读了余序，才知道书名的来历，原来他出生在1928年的重阳节。余先生还解释说：“当日母亲怀孕，是在重九前一日随众登高，次日凌晨生下了我，她所登的是南京栖霞山……每年到了重九，都不由我不想起这美丽而哀愁的传说，更不敢忘记，母难日正是我的民族灵魂深处蠢蠢不安的逃难日。书以《茱萸的孩子》为名，正是此意。”
（梁朝吴均《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书中收录数十张余先生及亲朋好友的照片，让我得以一睹这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大树”的风采。最喜欢的还是封面那张，浅灰色条纹西裤，粉色棉质短袖衬衫，发如银丝，唇如含朱，目如晨星；不笑，有些严肃；小个子，却如有万钧之威。
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却是地道的江南女子（江苏武进），按照我鄙陋的人口学方面的见识，余光中当属南北结合的“佳作”。读第一章，母亲孙秀君带着9岁的余光中从常州逃难至上海的法租界，先是步行，避难佛寺香案下，通宵与日凶同处一院，是如何地恐惧惊惶；后乘麦船，至鼋头渚宝丹桥边，意外落水，余光中在苏州发高烧，又是一重劫难。
余光中事后回忆的“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令我对于那场国难，对于流离之苦，有了穿越时空的切肤之痛。
至于余光中与表妹范我存的爱情，作者傅女士大约有意写成宝黛之间的“木石前盟”。结缡几十载的他们以事实证明了这场爱情的明智与圆满，让当年不赞成他们来往的两家人都闭了嘴。我读到他们热恋时每次在车站缠绵道别时的文字，非常艳羡：
“一个秋末的晴日下午，他送她到台北车站，蓝色长巴士已经曳烟待发。不能吻别，她只能说，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于是隔着车窗，隔着一幅透明的莫可奈何，她吻自己的手背，又吻自己的掌心。手背，掌心。掌心。这些吻不曾落在他唇上，但深深种在他的意象里，他被这些空中的唇瓣落花了眼睛。”
再次想起自己读大学时，很想找一个诗人做一生的伴侣，当然未能如愿。“空中的唇瓣”，my God！
作为连接上海天津的特快，K34的速度与硬件设施其实远远不符合我的预期。唯一的妙处在于，车行得慢，我可以老老实实地读完这本25万字的传记。
在台北，与众友人编办《文学杂志》《蓝星周刊》，做“南方的诗人”；
三次赴美研修、讲学，患“怀乡病”，学会开车，体验速度制造的“敲打乐”，发表饱受争议的诗句“中国啊中国你是条辫子/商标一样你吊在身后……”，喜欢上披头士的摇滚乐；
举家迁至香港，出任中文系教授，先后居住了11年。这时的他已从浪漫诗人成为四个女孩的父亲，却“在九龙半岛上完成龙门一跃，成为中国当代大诗人”（流沙河语）
11年后，应聘至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主题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名句一时为人争诵。耳顺之年，特作同名诗一首：“……忽然到耳顺之年了/圣人提醒我/不惑之门与知命之关/多少驿站回头已路过/但是我并非圣贤/这一双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