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老友急事寻我，打电话说短信发不过来。我一查看，还真是这样，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用的是老式手机，只能收20条短信，第21条及后续部队只好在空中“排队”了。老友忍无可忍，命我把现有20条短信统统delete 。

       今天一大清早，隔壁包工队6：30就吵人清梦，我在高亢的电钻声中惊醒。难得起了个大早，于是坐在窗台上开始删短信。

       老公下厨，煮好面，唤我分享。久不见人影，气冲冲跑来寻我，发现我已从卧室的窗台转移到电脑桌前，认认真真地在往《ELLE家居》很久前赠送的牵牛花图案的笔记本上一条条地誊写短信呢。他摸摸我的额头，以为我发烧了。我没理他，只回他一句：“你看到的是短信，我看到了是一幕幕人生。”

       相信我，我不是一个讲话夸张的人。在绝对保证倾诉者隐私的前提下，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倾诉文章见报后发给我的短信（排序不分先后）：

（一）

        “谢谢你和常编辑的关心。我很可以，但回家后难免触景生情，影响睡眠，正考虑搬家……” （A君，15：39　　6/6/06）

注：A君是一位沪籍中年男士，再婚才一个月，妻子就查出严重脑疾，她提出离婚，他不同意，说既为夫妻，就该守望相助。接下来的两年里，妻子徘徊在生死边缘，最终于去年年底辞世。A君帮她安排完后事，尤其是她最为牵挂的与前夫所生孩子的留学事宜，又找到我，欣慰地说了一句：“她的所有心愿，我都替她实现了。对于她，我尽到责任了。”

    从此，A君成为我心目中好男人的代表。最近有一次采访一个来上海打工的外地男孩，他愤愤地对我说，上海人都很欺生、势利，这个城市无情无义，etc.等他发完牢骚，我把A君和再婚之妻的恩爱故事讲给他听，然后很郑重地告诉他，他年纪轻轻，不该对一方水土、一方人，心存莫名的偏见。就拿上海而言，我不断地看到人们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报道，也亲自采访到A君这样的有情有义之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义举，上海越来越可爱。

    （二）

    “姐姐：以前你给我寄来的读者留言里面，有一位叫＊＊＊＊的，你还记得吗？他成了我最最好的朋友之一，所以真的谢谢你！”（小悦，23：17　　10/6/06）

注：采访后，我多了一个可爱的小悦妹妹，她备战高考、心情浮躁时会发短信给我，高考失利了会发短信给我，想妈妈时会发短信给我，和网友聊得开心了也会发短信给我，还时常很体贴地提醒我，外出采访要注意防晒防暑。一点点见证着她的成长，见证着她学业的进步，见证着她在亲情、友情上的收获，我真的很替她高兴。同时，也有一种惶恐：我不过是在工作时间做了一次常规的采访，小悦以及其他采访对象，往往给予我超额的信任——这种信任，是一种激励，但也真的会转化为一种压力，催我更加认真细致地倾听，更加认真用心地写作，更努力地加强学养、更到位地帮助他们。

    （三）

    “对不起，叶姐，我考虑很久，还是不想把昨天的谈话告诉大家，我不想让他难堪，我实在没勇气面对他知道事实后的结果。太抱歉了！”（某女士，15：52　9/8/06）

注：部门里有多位同事分担倾诉的采访任务。时间一长，也形成了一套术语，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放鸽子”。不明白鸽子这种驯良、象征和平的鸟儿怎么会无辜受累，成了爽约、不守时的代名词。解放前据说有“放白鸽”的骗术，大概今日的“放鸽子”出处就源于此吧。

    推掉周末的约会和好友的饭局，一心等着与倾诉者的心灵对话，结果他（或她）要么发条短信，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了，要么“人间蒸发”，根本不提前打个招呼，换作你做记者，火大吧？可是，比“被鸽子”要火大10倍的，要属某女士这种情况，很迫切地相约倾诉，等倾吐完心事后，马上面露犹豫之情，第二天发道歉短信，表示无论如何倾诉内容不能见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涌起一种职业的悲哀（呵呵，严重了）：又做了一回情感垃圾筒！

    然而我绝对不算运气最差的，被放鸽子的几率不过是20%，而作纯粹垃圾筒的比例也不过是十分之一。我有位美女同事，每月大概做两至三次倾诉的采访，却每每碰到意外的例子。采访采好了，稿子写好了，倾诉对象审稿审好了，却在发表前一刻突然“反悔”，不同意见报。最终，这篇稿子真的“胎死腹中”……估计报社的同事们最能感同身受这最后一种痛、郁闷与无奈。

    那天和编辑抽空开玩笑，说估计把近三年来“胎死腹中”的倾诉稿子统编一下，估计也能出本合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