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成吉思汗

         人们常常提起的南京大屠杀，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中并非最血腥的一次。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窝阔台汗八年，公元一二三六年，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的140万人大屠杀，恐怕史上出其右者不多。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战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的80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及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无水旱威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
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与丝绸文化。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中原，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
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
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

       两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
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
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
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

       四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
，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
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在四川保卫战中丧生的南宋官员：
      利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
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

       丧生的南宋将领：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
        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

史学家对四川人口锐减情况的详细推断过程：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四川”是分省考虑的，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为0.9万。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
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
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0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1241年之后的整个夏天和秋天，蒙古人都留在匈牙利的平原上休整，这片没有树的平原也许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故乡。随后，北、中、南三路军队在多瑙河畔会师，拔都大军一路打到亚德里亚海的威尼斯国边界，一路打到离维也纳只有30里的地方，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指日可待。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

       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1251—1259年）继位。

       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旭烈兀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公元1259年，就在世界历史即将被改写的关键时刻，让后来欧洲和非洲的史学家无法理解的是，蒙古军队主力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的情况下突然撤军，缓解了整个欧洲和非洲的局势。

        在中国重庆合川，有一个古城遗址——钓鱼城，现代历史学家在这里找到了答案。钓鱼城战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一座孤城独守36年，守军将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大酋蒙哥汗击毙，为了争夺酋位，各路蒙古侵略军纷纷匆忙回师。随后，蒙古贵族集团爆发了持续三年的火并.直接导致入侵欧洲和非洲的蒙古侵略军不败而退。这以后，蒙古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张。

         


    钓鱼城之战：一场打了36年的战役

    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　　

　　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钓鱼城即是这一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这里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经水路及陆上道，可通达四川各地。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期间（1239-1240年），命甘闰初筑钓鱼城。1243年，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遣冉氏兄弟复筑钓鱼城，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其上。钓鱼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1254年，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城筑。四川边地之民多避兵乱至此，钓鱼城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1251年，蒙哥登上大汗宝座，稳定了蒙古政局，并积极策划灭宋战争。蒙哥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曾与拔都等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1252年，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率师平定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夹击之势。1257年，蒙哥汗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蒙哥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儿、李璮等攻两淮，分宋兵力；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蒙哥则自率蒙军主力攻四川。蒙哥以四川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意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

    1258年春，曾横扫欧亚、被罗马叫皇格列哥里九世惊呼为“上帝罚罪之鞭”的蒙古蒙哥大汗在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之后，亲率十万主力大军攻击四川。在短短的十个月间，成都及川西北府州俱已占领。1258年秋，蒙哥率军4万分三道入蜀，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部队，蒙军总数大大超过4万之数。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州。十二月，蒙哥大汗派遣南宋降臣晋国宝来钓鱼城招降，守城宋将王坚怒斥晋贼，并将他斩杀于钓鱼城阅武场上。蒙哥大汗闻报震怒，迅速率军南下。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二日，蒙哥汗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汇，进至石子山扎营。三日，蒙哥亲督诸军战于钓鱼城下。七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钓鱼城的城南、城北各筑有一道一字城墙）。九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　
　
　　三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从四月三日起，大雷雨持续了二十天。雨停后，蒙军于西月二十二日重点进攻护国门。二十四日夜，蒙军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元史·宪宗纪》称“杀宋兵甚众”，但蒙军的攻势终被宋军打退。五月，蒙军屡攻钓鱼城不克。蒙哥汗率军入蜀以来，所经沿途各山城寨堡，多轻易得手，尚未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因此，至钓鱼山后，蒙哥欲乘拉槁之势，攻拔其城，虽久屯于坚城之下，亦不愿弃之而去。尽管蒙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备，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户董文蔚奉蒙哥汗之命，率所部邓州汉兵攻城，董文蔚激励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城与宋军苦战，但因所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军。其侄董士元请代叔父董文蔚攻城，率所部锐卒登城，与宋军力战良久，终因后援不继，亦被迫撤还。　　

　　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
　　
　　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汗未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然而，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骠悍著称的蒙古骑兵却不能施其能。
　　
　　蒙军大举攻蜀后，南宋对四川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但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

       6月5日，蒙古军总帅、前锋汪德臣乘夜突破了钓鱼城西北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宋军。王坚率兵增援，激战至天明，有效地阻止了蒙军的进攻。汪德臣单骑至城下喊降，被守城军民发出的滚木擂石击中丧命。7月中旬，骄横自负的蒙哥大汗在围城半年、屡攻不下的愤急中，再次以马军寨为桥头堡，筑台立桅，最后与钓鱼城守军决一死战。蒙哥大汗来到台楼之下，一面遣兵登台攀桅了望，一面亲擂战鼓指挥攻城。不料攻势刚刚展开，攀桅人方至竿端之时，钓鱼城守军即以巨炮向脑顶坪轰击，蒙哥大汗猝不及防被飞丸击中，攻城蒙军旋即回撤。这场激战后，王坚又命人从大天池中捕来两条重三十余斤的鲜鱼高悬城头，同时掷白面饼数百于城下，且致书蒙哥大汗“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攻十年亦不可得也！”蒙哥大怒，伤痛迸发，不久即留下“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的遗诏，死于金剑山温汤峡。蒙军奉丧北还。

   据《元史》记载，蒙哥汗于六月患上了病，而拉施特《史集》更明确说是得了痢疫。另《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书则称蒙哥汗是负了伤。无论如何，蒙哥汗不能再坚持攻城了。七月，蒙军自钓鱼城撤退，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蒙哥汗逝世。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下，由此可以想见钓鱼城之战之酷烈及蒙军损失之严重。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古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
　　
　　其次，它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获悉蒙哥死讯，旭烈兀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而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
　　
　　其三，它为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提供了契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哥汗是一位蒙古保守主义者，他所施行的仍然是传统的政策。这种带有浓厚的蒙古部族和西域色彩的政策，已极不适应统治广大中原汉地的需要。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少有的一位倾慕汉文化的开明之士。蒙哥即汗位后，忽必烈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他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极力推行汉化政策，取得很大成效。但却引起蒙哥汗及其保守臣僚的疑忌，忽必烈因而被罢了官，其推行的汉化政策也被迫取消。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后，继续推行其汉化政策，逐步改变蒙军滥杀的政策，使南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免遭更大的破坏。蒙哥汗曾留下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后来钓鱼城降元，忽必烈却赦免了其军民。正是由于忽必烈的当政，使蒙古汗国这个边疆政权转变为一统中国的封建大王朝——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在冷兵器时代，充分显示了其防御作用，它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蒙哥汗败亡后，钓鱼城又顶住了蒙军无数次的进攻。钓鱼城也是世界唯一没有被蒙古攻克的城市，直到宋朝灭亡还屹立在东方。公元1278年正月，重庆城沦陷，钓鱼城成为一座被元军围困的孤岛，和最初守卫西夏北疆军事重镇黑水城时守成将领全部自杀殉国一样，钓鱼城守城的３６名将军全部自杀殉国。公元1279年正月，宋帝在厓山蹈海，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王立以“不杀城内一人”为条件打开了已坚守36年的钓鱼城城门。

    蒙古人在侵略世界的过程中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男女老幼均无幸免，惟有由钓鱼城抵抗了36年全身而退，用实力让魔鬼们放下屠刀。蒙古至此完全征服中国，四川省也付出了消减近2千万人口的代价。
   

晨报日前独家刊发百名学者联名倡议北京奥运会以传统服饰“深衣”为礼服、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穿汉服参加开幕式的报道后，全国媒体大量跟进报道，由于奥组委的公开回应并未否认此方案的可行性，奥运“深衣”设计随即引发一场全国性大讨论。

穿着华夏传统服饰“深衣”从零散的“自娱自乐”，到今日成为世纪盛会衣冠国礼备选方案，“老树新芽”成长之迅猛，让部分国人觉得适应不过来，时代变化带来的鸿沟阻隔，是大多数批评者发布反对声音的心理动因。

不过，可能穿着“深衣”、汉服走进体育场的运动员们，倒对“惊天创意”颇显宽容、大度。中国男篮球员李楠表示，用汉服或者深衣的风格设计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服装是个绝妙的主意，他认为，中国男篮运动员都是高个子，不论是穿起宽松的汉服还是穿改良后的“深衣”，肯定是潇洒无敌，甚至有古代大将风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的王立彬认为，选用汉服很有创意，“可以想象，假如姚明担任08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他身穿汉服的神态一定很有威严。这不仅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人追忆自己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是世界各民族团结聚首的大舞台，各个代表团都在彰显民族个性的服饰设计大做文章。从汉城奥运会的朝鲜民族“阿里郎”的服装大展示，到东京奥运会的和服引导女郎，历届奥运会东道主更是绞尽脑汁用足民族传统服饰元素，力图利用全球盛会的窗口向全世界展示个性风景。在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其他各国代表团身穿缤纷艳丽的民族服饰出场时，中国代表团则以西服代替，这不能不说是民族个性展示层面的一大憾事。这一遗憾，中国人有责任不让其继续存留到北京奥运之中。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从上古时期到明朝结束，“深衣”都是中华民族服饰中最主要的一种；“深衣”不是某个朝代的服饰，也不是56民族中某个民族的服饰，它的交领右衽、宽袍大袖等主要元素，不仅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民族接受、采用，也成为东亚各主要民族服装的基本格式。“深衣”从历史沿革、文化负载和国家共性等方面来说，恐怕都是奥运国服的最优之选。“深衣”已经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正如雅典奥运会上希腊代表团穿着的古希腊白袍，作为一种文化道具，作为一种历史的忆念，可以让其在奥运这样的特定活动中充当礼服，发挥其个性魅力。

余光中说，“五千年深的古屋，又燃起一盏灯”——“深衣”作为重新点亮的文化明烛，其热量不为御寒，而为寻回自我。奥运礼服“深衣”设计，不啻于复古的时尚返潮、策划中的惊艳。

今日（5日）零时，天涯社区、汉网、秋雁文学社区等二十余家知名网站联合发布倡议书，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我国传统的服饰礼仪——“深衣”作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饰，并将汉族传统服饰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的参会服饰。在该倡议书签名联署的百人中，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数十位教授、博士、硕士，也有来自河北明德学堂、加拿大多伦多汉服复兴会等民间机构的文化界人士。

昨夜，晨报记者在该倡议书公布前独家获得了倡议书中提及的奥运礼仪服饰假想图，并对活动相关组织者进行了专访。

专家认为“深衣”代表华夏民族精神 深衣礼服设计方案已提交奥组委

学者联名倡议北京奥运选“深衣”为礼服

晨报首席记者 郭翔鹤 晨报实习生 赵颖彦

百人联名捧“深衣”为奥运礼服

今日零时，天涯社区、汉网、秋雁文学社区等十几家网站联合同步发布消息，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我国传统的服饰礼仪，使中华数千年的服饰礼仪传统重新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网站联合发布了《复兴华夏礼仪服饰，展现五千年的辉煌——关于北京奥运会服饰礼仪倡议书》，该倡议书由海内外上百名专家学者联名签署，其中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数十位教授、博士、硕士，也有来自河北明德学堂、加拿大多伦多汉服复兴会等民间机构的文化界人士。

倡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深衣”作为华夏民族的“礼服”，希望整个奥运会期间的礼仪服务人员能够身穿“深衣”出场；第二，把“汉服”作为汉族同胞与其他55个民族同时出场时的服饰，并倡议汉族同胞穿起来；第三，在见面时，采用中国传统礼仪中的作揖形式。

专家：“深衣”可代表56个民族

倡议书的执笔者，济南大学副教授赵宗来向晨报记者介绍，“深衣”创始于黄帝轩辕氏时代，一直到明朝结束，都是中华民族服饰中最主要的一种。“深衣”不是某个朝代的服饰，也不是56民族中某个民族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身穿“深衣”，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赵宗来回忆说，北京奥组委曾发出了“世界给中国十六天，中国应还给世界五千年”的豪言壮语，“怎样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在短短16天时间内传达给全世界，服饰无疑是最好的桥梁。”

赵宗来还表示，“深衣”代表华夏民族的形象，而“汉服”则代表汉民族的形象。“汉服”是从“深衣”发展演化而来。“汉服”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就我国现在的工艺水平，完全可以还原“汉服”的神韵的。

服饰设计方案已提交奥组委

活动的第一发起者，河北明德学堂堂长傅路江昨天下午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6年12月22日，当他看到北京奥运中国代表团礼仪装备设计大赛启动的消息，感到十分振奋。他认为这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于是就在华夏复兴网发表了《奥运会应该有我们的声音与符号》一文，没想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支持，经过讨论与策划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发表一个把“深衣”作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饰、把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服饰的倡议。

傅路江向晨报记者独家提供了相关服饰设计方案假想图，他介绍，该设计方案已提交北京奥组委。身为活动发起人之一的傅奇认为，服饰作为文化的载体，应该承担起传播文化复兴文化的作用。他同时表示，有信心让大众接受、喜爱“深衣”和汉服。

建议中国代表团行拱手礼

倡议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建议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与他人相见行礼时，用华夏礼仪中非常基本的拱手作揖礼作为我们的礼仪形式。赵宗来介绍：“男女施此礼时，所不同的只在于：男子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女子右手在前、左手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