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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博友,我周四到北京采访专家,为全会报道做准备,但是被采访对象放了鸽子,要周日凌晨才能回到上海……555555,太阳岛去不了了,大家玩好,多上些片子,让我过过眼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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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初的岭南历史发展来说,平南王尚可喜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尚可喜,字元吉,号 震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原籍山西洪洞,后徙辽左海州卫,为明辽东广鹿岛副将。 天聪八年(1634),因受东江总兵沈世魁之加害而被迫降后金。后伐朝鲜,击李自成,至顺治六 年(1649)五月改封平南王,受命征广东。从1650年入驻广州到1876年病逝,尚氏控制岭南政 坛20余年。作为清朝的降将,他一方面执行着满人统一中国的使命,忠于职守;另一方面,特殊 的“故明情结”,又使他在战争中对旧王朝遗民的屠杀,怀有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触痛和负罪 感。 尚可喜是清初册封的重要藩王之一。对清王朝的建立,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学术界 对于该人物的研究,却较少涉及。这大概与史料的相对不足,有一定的关系。1959年由中华书 局出版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仅有三处提及了尚可喜。20世纪50年代,台湾楚公 先生在文章中讲述了“三藩之乱”中的尚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灾难(楚公:《檀度庵吊古》, 《中央日报》(台湾),1959:2:2-7:),也引用了一定的地方史料。90年刘凤云女士著《清代三 藩研究》一书,对该人物也有提及,认为“尚可喜矢志报国、忠于朝廷的明朗态度,不能不使人感 动。”(刘风云:《清代三藩研究》第2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90年代后期, 蔡鸿生先生在《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一书中,也进行了一些有关人物方面的研究,认为“尚可喜 佞佛”。(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第3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伴随着 近年来—些地方史料的日渐增多,特别是其本人亲笔信的公诸于世,对于该人物的研究,可以进 一步深入。本文选择从心理分析入手,有利于与当时社会的诸多现象发生联系,也便于为清初 历史研究,提供有用的参照。 尚可喜被册封为平南王,发生于顺治六年,即1649年,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 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攻坚。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就发生 了对岭南历史发展和对尚可喜本人来说都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 —广州“庚寅之劫”。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 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 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 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 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这场劫难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但也为我们考察平南王 的心态变化,提供了参照。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一些外籍人的笔记,也涉及到了这次屠城的一些基本史料,在此引出。 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写有《鞑靼战纪》一书,对广州屠城的惨烈状,记述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 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 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 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 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 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更可能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 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均表明,震慑反叛(1646年清兵已经首次攻陷广州)的屠城行动持 续了一段时间。 岁月的泪水可以冲洗斑斑血迹,却冲不走弯刀下的罪恶和惨呼的冤魂.... 在岳飞被否定的辫子戏时代,汉奸神社必然开张(出卖祖宗的汉奸奴才尚贼可喜在广州犯下滔天大罪!对广州进行了十二天的疯狂大屠杀,至少70万无辜百姓遇难)尚可喜纪念馆开张,电视剧〈大清尚王〉筹划开拍有感。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300多年前那不堪回首的17世纪,甲申国难,苦难的中华大地在老鬼子、二鬼子(汉奸)的屠刀下辗转、呻吟;但这段大悲剧的黑暗时代,如今竟然被最丑陋的辫子戏企图篡改成通古斯“猪尾天使”下凡、建设鞑清共荣圈的“盛世”!多少青年被蒙蔽?多少同胞认贼作父? 而公元1650年(华夏历庚寅年),尚可喜、耿继茂作为清军的走狗,根据主子的屠城命令,率领乌真超哈-镶蓝旗的鞑清国汉奸伪军,对繁华的中国名城广州进行十二日疯狂屠城,惨绝人寰的程度相当于“扬州十日”,远远超过了倭人的南京大屠杀。[注解:《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 《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满清立场的《四王合传》、《清史稿》都说“围合十阅月”,是指围城日期跨了10个月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岭峤,史称"两王入粤"。在两王平定粤地的过程中,尚可喜对羊城进行了残暴的屠戮和劫掠。... 广州孤城在血与火中巍然屹立殊死抗争,这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清斗争最久最激烈的战斗,当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广州市全民抵抗的英勇情形: “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查继佐《罪惟录》: 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 , 杜永和督守勤 ; 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 ,背城出战 ,多捷 。”侵略者损失惨重,清将尚可福等被击毙,《尚氏宗谱》记载清寇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 连尚可喜、耿继茂这两狗头也差点完蛋,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记载:“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 , 烧其铁甲去 ; 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 , 二人方共食 , 幸不死 。 可喜以兵攻西门 , 月(张月)以大炮击之 , 杀其兵千人 。”我军两广总督杜永和(杜允和)三战三胜,受到中国政府嘉奖。最后,满清侵略军只好靠收买叛徒范承恩打开缺口,总算才可耻地攻入。(岳飞,袁崇焕悲剧重演)尚可喜等二鬼子必然恼羞成怒报复,使广州人民遭到5年前扬州人民的悲惨命运。(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尽行诛之”!)西亭凌雪《南天痕》:“...攻围十阅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 ,... 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 《鞑靼战纪》记载“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 Martini,1614—1666,)的《鞑靼战纪》清寇匪帮自己是不堪入目的“金钱鼠尾”蛮族,而且善于用“蛮化”、“满化”的毒手制造出跟清寇老鬼子一样凶残的二鬼子伪军,却颠倒黑白地反咬一口中国人民是“蛮子”!它们在扬州、嘉定大屠杀期间,也是这么干的!《扬州十日记》:“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后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嘉定乙酉纪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少数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赶进海里淹死! 在一片天愁地惨的最恐怖气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别是妇女知道没有活路,只好自尽。伪清嘉庆年间人方恒泰《椽坪诗话》:“居民有跳入六脉渠者,值大雨,淹死约六七千人。”六脉渠,广州古时城内的水渠系统。另有记载说六脉渠中浮尸四万多人(见下文天地会广州起义军《讨满清檄》)。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一位妇女李氏跟随丈夫投水自杀,并留下绝命诗:“ 恨绝当时步不前, 追随夫婿越江边。 双双共入桃花水, 化作鸳鸯亦是仙!” 一位妇女背着襁褓中的婴儿,一起投水自杀,“庚寅冬,广州城拔(攻陷)。天濠街有妇襁负婴儿,...赴池而死。”小孩子淹死,也要比被二鬼子杀好。儿童也要杀,例如李天根《爝火录》记载,我军将领施煇然“分守西城,巷战,死”牺牲后,“家中男妇十余人从死。子祚基才五岁,亦死。”《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古代广州城区由两县分管。东南区为番禺县,西北区为南海县)濒死的婴儿处于本能,寻找死去母亲、吮吸尸体的**,多么惨不忍睹!尚可喜等二鬼子在刚攻入广东对“小扬州”——南雄屠城时,已经制造了这样的人间地狱。当年是伪军文书的陈殿桂,亲眼目睹“伏尸如山”的惨状,后来写下《雄州店家歌》回忆: 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树林里)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婴儿在死去的母亲怀里挣扎)陈殿桂看到了“血泚焦土掩红颜”,带血的焦土半埋的母亲尸体上,还有一个绝望等死的婴儿; 其实,又何止是广州、雄州二地,只要是被满清兽军铁蹄践踏的地方,类似的、甚至更惨的事情都会发生,只不过没人记录或者很多记录都被满贼焚书销毁了。正如邹容前辈所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岂当日贼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贼满人铁骑所至,屠杀掳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屈大均还记载广州一位17岁女子苏氏,用柔弱的臂膀举起小茶几搏斗反抗兽军,“以几击兵,兵破头额”,因而被二鬼子肢解碎尸惨杀。 广府和扬州一样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特大城市,死难者数字也极为触目惊心。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屈大均为守城牺牲的回民将领羽凤麒写的悼词中说:“国殇百万 , 于尔尊崇”,意思是百万死难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当时人陈恭尹《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也说“竹帛烟销,与百万生灵俱烬”,指黎氏作品和百万生灵一起在大屠杀中毁灭了。所以说死难者很可能接近100万人。《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杀七十万人”。这是最低限度的估计。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清寇攻陷潮州,“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与居士钟万成赶来,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 在西湖南岩,在葫芦山南侧山腰建普同塔超度亡灵。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等 8人,负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立碑,亭为“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在广州也是如此。清初人钮琇《觚賸》记载,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大意: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号称紫衣僧者,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难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后来就在旁边挖大坑掩埋,立碑为“共冢”。 魏斐德(F.E. Wakeman)《洪业》:“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材料来源:斯特鲁弗《珠江三角洲》、《南明》;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粤东遗民录》中有当时人王鸣雷为“共冢”——这座死难者的集体大墓,写下祭文《祭共冢文》,描述了广州大屠杀后的惨状: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 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賤,同为一区。..... 真是让人不由发出《扬州十日记》中那样的悲叹:“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谴责满清大屠杀的暴行时,专门点了尚可喜的名: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他们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山西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一概屠杀;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所以,顾诚先生说:尚可喜“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伪清功劳簿上记下了“名垂青史”的邪恶一笔。广州人民血流成河,染红了珠江。满清屠四川全省令!:“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试问中华各个朝代,有哪个王朝残忍至此?即使被后人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他们对待百姓。可曾这样? 满清遗老的《清史稿》美化满清,那里头虽然没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却提到了广州大屠杀:“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可见广州大屠杀之血腥,是更难以隐瞒的。广州大屠杀,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杀遍辽沈大地,屠尽四川全省,血洗湖广福建全境等等.....无数屠城血案,把尚可喜等吃人走狗,及其主子-吃人魔鬼-万恶满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中华死难同胞的鲜血决不会白流!侵略者及其爪牙的残暴凶狠尽管得逞于一时,却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认清了满贼汉奸们的食人本性;一代代不愿做亡国奴的仁人志士,把对父老乡亲的悲痛怀念,化作了与伪清邪恶政权斗争到底的坚决动力,坚信中国必将光复,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无数明末先烈,他们擦去眼中的泪水,埋葬战友的尸体,继续英勇的战斗。伪清250年来,洪门(由郑成功等人创建,中国致公党前身),天地会,三合会,白莲教,太平天国等等等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发动起义,甚至在伪嘉庆年间攻入皇宫刺杀清酋,直到20世纪辛亥革命,范围波及中华大地和海外华社。辛亥革命胜利后,洪门秘密会员:孙中山率领各路英雄豪杰在南京祭奠了明孝陵,告慰朱元璋及1644年以来牺牲的无数英雄烈士的在天之灵。 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陆公皓东被捕,他大义凛然痛斥耿、尚“两王入粤”等满清大屠杀暴行:“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1903年天地会广州起义军《讨满清檄》: “嘉定则屠戮全城,稂苗尽剃;扬州则惨杀十日,玉石俱焚。迨耿、尚之南征,成桂、粤之奇祸: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脉渠中,四万众残生莫保。”甫即埗头(埠),商业街区。清兵三日内就屠杀了十八个街区。广州城内六脉渠,大屠杀时六脉渠中就浮尸四万多人。 1907年中华同盟会《讨满清檄》列举满清最恐怖的几次大屠杀: “...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大同城陷,丁壮悉诛...”檄文号召:"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契骨,刻骨仇恨):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终于争得了不朽的光荣-民族解放的辛亥革命:“春雷动地,千年之醉梦惊回;旭日当空,万里之妖氛尽扫!”(1911年山西独立《讨满檄文》)现在,满清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267年里人间地狱的无数惨事,是没多少人去反思和悼念了,但尚可喜这头等汉奸、屠城战犯居然“平反”!“在辽宁省及海城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抢救、保护下,清代平南王尚可喜陵园的修复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辽沈晚报) 前不久,一群东北学者和尚氏后裔多人,在海城、鞍山开会吃喝,然后“与会学者对平南王尚可喜一致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能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明哲自保,急流勇退。这是一位在历史转折关头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人物。学者们还考察了位于海城市郊区的尚氏陵园和新落成的尚可喜纪念馆。这一陵一馆是海城市的重要历史文物。尚氏后裔仅海城市就有2万多人,海内外约有5、6万人。”会议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满人关嘉禄等召集并主持,言:尚可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尚可喜是立下千古大功的”。 相比大清,日伪杀害的中国人,没清寇为首、尚可喜等汉奸帮凶的反华集团杀得多。如今辫子戏在中国横行,抗清(以及抗金、抗元)英雄被教科书篡改歪曲,侵略者成功了,要赶快投靠,奴颜婢膝地捧为主子。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个人,那么强盗杀人未遂是侵略,杀了人却成了“兄弟内斗”的“内战”。沈阳公然在市区广场为清国十二酋长建立铜像(包括溥仪,奴而哈吃,黄台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 无论惨死在17世纪清寇的刀下、还是在20世纪日寇的枪下,都是我中华的炎黄子孙、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但是,后来的人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和那些受杀戮、受侮辱而死去的同胞其实是流着同样的鲜血呢?你们还知不知道自己也是一名中国人呢?你们忘了——你们在放纵与原谅那些民族的宿敌与刽子手的时候,你们没有去问一问那些含冤而死的同胞,去问问他们到底会不会也原谅那些畜生与刽子手,他们会不会答应你们的软弱与愚昧呢?! 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已经又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但是“记吃不记打”永远是危险的,让我们在和平的时候不要忘记反思与警惕,不能被内奸欺骗而轻易忘记仇恨与伤痛。如果无限度忍辱退让,勉强装出一副无奈的迁就表情,那么只能败坏我们民族的形象、令旁观的外国人耻笑,更会让反华分子进寸得尺,甚至会让炎黄子孙的良心受到祖先与历史的审判! 历史用以警示今天,并用以开创未来。但教训与悲剧中的鲜血,绝不能再次地白流,耻辱的遭遇决不能再允许重复上演!我深信,我们的伟大民族绝不是可以被毒蛇们一次次愚弄和屠杀的农夫。 南来屠城九十九, 汉血染尽汉河山。 十万万人齐倒戈,自此中国无汉人! 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咸风满面羞。 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悲愤满腔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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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 余光中
就象小的时候 在屋后那菜花田里 一直玩到天黑 太阳下山,汗已吹冷 总似乎听见,远远 母亲喊我 吃晚饭的声音 可以想见晚年 太阳下山,汗已吹冷 五千年深的古屋里 就亮起一盏灯 就传来一声呼叫 比小时更安慰,动人 远远,喊我回家去
近日闲暇之时,偶尔翻阅家谱,整理家族旧事,一同事甚为诧异,问我:“这有什么意义么?” 从小就答中心思想,写段落大意,我们大约是习惯了每件事都要追究一个“意义”。但就族谱而言,我实在想不出有何具体意义。史上地主老财、军阀枭雄编修家谱之事太多,大多是为攀附权贵、腆颜虚荣,乱给自家找个同姓显贵做祖宗,如此作为令人捧腹。我整理族谱,一是兴趣,二是感动,纯为赤子之心使然,祖宗是贩夫走卒也好,达官方正也罢,以一种坦诚的态度面对历史,是对自己的过去负责,也让人兴味盎然。古希腊人的铭文说,“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说的就是这种乐趣。 80年代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在我家族谱之中,获得详述的祖宗也多是科举取士、平步青云者,平头百姓的先祖,大部分只在家谱上留下寥寥数笔,这种状况不得不让人感叹。 有明一代,我族聚居的四川富顺共有进士199人,我家族中亦有不少,其中与我属于直系一房的有2人,是十九世祖郭珠公及十六世祖郭衢阶公。反复查阅资料,发现明代我的直系祖先中,也只有这两人留下了些详细活动记录。《大明王朝》的热播,正好与我搜整族谱时机切合,看着电视里嘉靖、万历皇帝和阎党闹得欢腾,不禁想起同时代的远祖正是他们的臣属、同僚,觉得其互相印证也真绝妙了。 14世纪中叶,我的二十四世祖元四公从湖北黄冈一带躲避蒙古兵灾逃到四川,其时正值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洪武年间。元四公的儿子、孙子一直是赤贫之民,到其曾孙体宗公才首次出仕,担任明都南京兴武卫经历,后赠监察御史。
郭珠 珠公为我的十九世祖,体宗公之子,明成化丁未(1487年)中了进士。官至御史太仆寺少卿,曾任山西道监察。 明代西北烽数民族北有蒙古、西有维吾尔(明称畏兀儿),在今甘肃。青海境内居住着藏旗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与中央王朝之间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交往频繁,又常常发生军事冲突。成化以前,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蒙古,成化以后,今新疆境内蒙古、畏兀儿统治者也常常东进骚扰。为防御蒙古,明朝初年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关,修筑边墙,加强防御。沿边相继建立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缓、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合称九边。九边中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分别在今陕西、宁夏、甘肃三省(区)境内,西北为有明一代重要边防要地。为对付倏来忽去, 勇敢善战的蒙古骑兵的南进,明朝政府极重视马政、骑兵的建设,中内设太仆寺主其事。沿边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设行太仆寺、马宛寺管理马政,牧养马匹以接济边国。 弘治十年冬,杨一清由南京太常寺卿擢拔为都察院左副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时任山西按察司佥事的郭珠公被杨抽调到陕西,为陕西行太仆寺少卿,时人形容杨一清的人事抽调令官员局面为之一新。郭珠公辅佐杨一清整顿马政的成绩辉煌卓著,他督理马政三年多时间内,易过茶马近二万匹,其中拨给各镇军士骑操的,延绥5062匹,宁夏4513匹,甘肃3311匹,固原、兰州等卫1556匹,解发苑马寺收养的种马3695匹,而用银购买拨给的还不算在内。陕西苑马寺收养的马匹,由原来的不足三千匹增至11871苑,净增了八千余匹。至此,明朝政府军骑兵力量得到极大加强,巩固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政权边境和平互市局面,北方边患趋缓。 吾方县志载,珠公晚年还曾捐资营建县上的道教庙坛。弘治九年进士刘用中于嘉靖丙戌年(1526年)作《東岳廟記》 载:“富順治北百餘里,鎮名賴雅,四山棋布,雙流帶環,甚勝地也。山靈攸附,曾兆示人曰:「吾泰山之神也。」鄉人於景泰初年因創廟禱祀,御災捍患,其應如響。復新於成化丁酉,適主人郭宏字希仁誕生之年,於兹蓋五十一載矣。時移歲變,廟貌傾圮,神意若有不能妥焉者,夜夢示希仁:「子盍為我新之?」希仁夢覺,遂啓諸家。進士郭珠(估计已告老)並母夫人僉許曰:「可」。乃捐貲市材鳩工,所費木石灰瓦繪素,共計白金九十餘兩,無分毫取辦於人。經營於嘉靖乙酉(1525年),落成於丙戌冬。希仁主器名惟恒篤。生乃孫適承新之之日,則是廟之新而又新不巳,有其人乎?鎮人施秉厚以其事白於余,故書諸石。”
 郭衢阶 衢阶公为珠公曾孙,字亨之,我的十六世祖,明万历甲戌年(1574年)中进士,先后任真定令、苏州知府等职。衢阶公生逢有名的“木匠皇帝”万历,这个皇帝比他的爷爷嘉靖也无太大分别,爷爷是整天炼丹修道,孙子是整天做木马、木鸟做得活灵活现,彼时已近明朝末年,官场颓败,衢阶公惟有寄情山水花鸟、金石古玩,他的官声被他大收藏家的名声盖过——他担任知府的苏州,当时赋税占了全国十分之一,文化经济极度繁荣,也给了他搞收藏的好环境,一如今天中国民间主要收藏家依然集中在江浙一带。 衢阶公所用印记有“郭衢阶鉴赏”、“亨父鉴定真迹”、“亨父”等。小学课本里耳熟能详的《步辇图》,明时就由他收藏,清时转入梁清标手中,最后才进入大内。书画方面,他还收藏了韩滉《文苑图》、韩干《神骏图》等(想起这些国宝,都是咱家旧藏,不禁感叹,美国谚语“每个美国家庭都曾起起落落”,《红楼梦》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都在上面敲了图章。他有时用金书标题在古画前绢“隔水”上,这是仿徽宗内府格式,但字体并不学赵佶,此特征已成为古画鉴定的标尺之一。 远近驰名的雪浪石系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所得。据道光年所修《定州志》载,苏文忠公自序云“余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中涵水纹,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为大盆盛之,琢盆为芙蓉,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且勒铭于盆唇……”铭曰:“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该石置于白质刻芙蓉石盆之上,石高76厘米,宽80厘米,厚40厘米,石盆高70厘米,盆径130厘米,盆唇刻有苏轼所题铭文,盆外刻芙蓉两圈,盆下有六角形石座,上刻有水波纹。 苏轼于元和八年九月(1093年)被贬官定州,偶得此石,将思乡之情寄托在如山水画的一方青石上,并依此命其室为“雪浪斋”。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公元1094年)苏公落贬英州,之后,盆石逐渐埋没。直到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原盆才为时任真定令的郭衢阶至定州时发现。 看下面这段文字,才知衢街公实在是有钱,只是不知官俸之外,收藏文物的资金是否倒倒文物所得,如同今日我采访的“淘宝兵团”:)“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篇》中关于其亲眼所见《白鹰图》真迹的记载:‘世所传徽庙白鹰,蔡京赞,百幅百伪。今于都下有鬻者持白鹰,乃是真迹,盖其时后苑架上有白鹰,徽庙因画焉,此鹰翥长颈短,而徽庙之笔良自精绝,至鹰爪肌粟文可谓天巧,有非笔所能与,即元人钱舜举,国朝边景昭、吕廷振皆在下风。京赞亦因苑中白鹰而徽宗出示画乃为赞,其书法本大令文皇兼李北海,亦有二三笔未工,时予欲得之而无资,语友人郭亨之以六金买之。’” 人类之血脉相承,每一代祖先都仿佛银河中闪光的星链,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缺其一粒皆不可。族谱之中直系一脉,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遥远的过去。朴素一点的是父子亲情,现代人唱“酒干倘卖无”歌颂之,殊不知父亲有父亲,祖父亦有祖父,花萼相承,舐犊情深,有多少属于我们自己家族的骨肉亲情成为已经被遗忘的感动。自周朝有昭穆字辈制度以来,中国人数千年来用家族谱记录下这些无言的亲情——动物的遗传,绝对不会有文字记录,而人类的家族史,是涉及文明演进的历史问题,也是古文明得以俯视世界的骄傲资本。研究家族谱,让我有一些坚强的资本:了解我的过去,我不用只凭模糊的国史概要和中学课本,而是可以更清楚的确证,属于我的延续不断的生命在清、在明、在宋、在唐,在这些澎湃的时间和空间中扮演过的具体角色,也更清楚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是华夏裔,为什么一幅魏碑、半尺蜀锦能在东瀛的陈列窗中让我泪雨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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