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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大明王朝》 [原创 | 日记 | 2007年5月7日 | 郭翔鹤]

        呼唤        
      余光中

      就象小的时候
       在屋后那菜花田里
        一直玩到天黑
      太阳下山,汗已吹冷
      总似乎听见,远远
     母亲喊我
      吃晚饭的声音
    
      可以想见晚年
      太阳下山,汗已吹冷
      五千年深的古屋里
       就亮起一盏灯
      就传来一声呼叫
      比小时更安慰,动人
      远远,喊我回家去




        近日闲暇之时,偶尔翻阅家谱,整理家族旧事,一同事甚为诧异,问我:“这有什么意义么?”
        从小就答中心思想,写段落大意,我们大约是习惯了每件事都要追究一个“意义”。但就族谱而言,我实在想不出有何具体意义。史上地主老财、军阀枭雄编修家谱之事太多,大多是为攀附权贵、腆颜虚荣,乱给自家找个同姓显贵做祖宗,如此作为令人捧腹。我整理族谱,一是兴趣,二是感动,纯为赤子之心使然,祖宗是贩夫走卒也好,达官方正也罢,以一种坦诚的态度面对历史,是对自己的过去负责,也让人兴味盎然。古希腊人的铭文说,“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说的就是这种乐趣。
        80年代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在我家族谱之中,获得详述的祖宗也多是科举取士、平步青云者,平头百姓的先祖,大部分只在家谱上留下寥寥数笔,这种状况不得不让人感叹。
        有明一代,我族聚居的四川富顺共有进士199人,我家族中亦有不少,其中与我属于直系一房的有2人,是十九世祖郭珠公及十六世祖郭衢阶公。反复查阅资料,发现明代我的直系祖先中,也只有这两人留下了些详细活动记录。《大明王朝》的热播,正好与我搜整族谱时机切合,看着电视里嘉靖、万历皇帝和阎党闹得欢腾,不禁想起同时代的远祖正是他们的臣属、同僚,觉得其互相印证也真绝妙了。
        14世纪中叶,我的二十四世祖元四公从湖北黄冈一带躲避蒙古兵灾逃到四川,其时正值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洪武年间。元四公的儿子、孙子一直是赤贫之民,到其曾孙体宗公才首次出仕,担任明都南京兴武卫经历,后赠监察御史。

        郭珠
        珠公为我的十九世祖,体宗公之子,明成化丁未(1487年)中了进士。官至御史太仆寺少卿,曾任山西道监察。
        明代西北烽数民族北有蒙古、西有维吾尔(明称畏兀儿),在今甘肃。青海境内居住着藏旗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与中央王朝之间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交往频繁,又常常发生军事冲突。成化以前,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蒙古,成化以后,今新疆境内蒙古、畏兀儿统治者也常常东进骚扰。为防御蒙古,明朝初年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关,修筑边墙,加强防御。沿边相继建立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缓、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合称九边。九边中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分别在今陕西、宁夏、甘肃三省(区)境内,西北为有明一代重要边防要地。为对付倏来忽去, 勇敢善战的蒙古骑兵的南进,明朝政府极重视马政、骑兵的建设,中内设太仆寺主其事。沿边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设行太仆寺、马宛寺管理马政,牧养马匹以接济边国。
        弘治十年冬,杨一清由南京太常寺卿擢拔为都察院左副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时任山西按察司佥事的郭珠公被杨抽调到陕西,为陕西行太仆寺少卿,时人形容杨一清的人事抽调令官员局面为之一新。郭珠公辅佐杨一清整顿马政的成绩辉煌卓著,他督理马政三年多时间内,易过茶马近二万匹,其中拨给各镇军士骑操的,延绥5062匹,宁夏4513匹,甘肃3311匹,固原、兰州等卫1556匹,解发苑马寺收养的种马3695匹,而用银购买拨给的还不算在内。陕西苑马寺收养的马匹,由原来的不足三千匹增至11871苑,净增了八千余匹。至此,明朝政府军骑兵力量得到极大加强,巩固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政权边境和平互市局面,北方边患趋缓。
        吾方县志载,珠公晚年还曾捐资营建县上的道教庙坛。弘治九年进士刘用中于嘉靖丙戌年(1526年)作《東岳廟記》 载:“富順治北百餘里,鎮名賴雅,四山棋布,雙流帶環,甚勝地也。山靈攸附,曾兆示人曰:「吾泰山之神也。」鄉人於景泰初年因創廟禱祀,御災捍患,其應如響。復新於成化丁酉,適主人郭宏字希仁誕生之年,於兹蓋五十一載矣。時移歲變,廟貌傾圮,神意若有不能妥焉者,夜夢示希仁:「子盍為我新之?」希仁夢覺,遂啓諸家。進士郭珠(估计已告老)並母夫人僉許曰:「可」。乃捐貲市材鳩工,所費木石灰瓦繪素,共計白金九十餘兩,無分毫取辦於人。經營於嘉靖乙酉(1525年),落成於丙戌冬。希仁主器名惟恒篤。生乃孫適承新之之日,則是廟之新而又新不巳,有其人乎?鎮人施秉厚以其事白於余,故書諸石。”

       
 
        
       郭衢阶
        衢阶公为珠公曾孙,字亨之,我的十六世祖,明万历甲戌年(1574年)中进士,先后任真定令、苏州知府等职。衢阶公生逢有名的“木匠皇帝”万历,这个皇帝比他的爷爷嘉靖也无太大分别,爷爷是整天炼丹修道,孙子是整天做木马、木鸟做得活灵活现,彼时已近明朝末年,官场颓败,衢阶公惟有寄情山水花鸟、金石古玩,他的官声被他大收藏家的名声盖过——他担任知府的苏州,当时赋税占了全国十分之一,文化经济极度繁荣,也给了他搞收藏的好环境,一如今天中国民间主要收藏家依然集中在江浙一带。
        衢阶公所用印记有“郭衢阶鉴赏”、“亨父鉴定真迹”、“亨父”等。小学课本里耳熟能详的《步辇图》,明时就由他收藏,清时转入梁清标手中,最后才进入大内。书画方面,他还收藏了韩滉《文苑图》、韩干《神骏图》等(想起这些国宝,都是咱家旧藏,不禁感叹,美国谚语“每个美国家庭都曾起起落落”,《红楼梦》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都在上面敲了图章。他有时用金书标题在古画前绢“隔水”上,这是仿徽宗内府格式,但字体并不学赵佶,此特征已成为古画鉴定的标尺之一。
        远近驰名的雪浪石系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所得。据道光年所修《定州志》载,苏文忠公自序云“余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中涵水纹,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为大盆盛之,琢盆为芙蓉,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且勒铭于盆唇……”铭曰:“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该石置于白质刻芙蓉石盆之上,石高76厘米,宽80厘米,厚40厘米,石盆高70厘米,盆径130厘米,盆唇刻有苏轼所题铭文,盆外刻芙蓉两圈,盆下有六角形石座,上刻有水波纹。 苏轼于元和八年九月(1093年)被贬官定州,偶得此石,将思乡之情寄托在如山水画的一方青石上,并依此命其室为“雪浪斋”。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公元1094年)苏公落贬英州,之后,盆石逐渐埋没。直到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原盆才为时任真定令的郭衢阶至定州时发现。
        看下面这段文字,才知衢街公实在是有钱,只是不知官俸之外,收藏文物的资金是否倒倒文物所得,如同今日我采访的“淘宝兵团”:)“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篇》中关于其亲眼所见《白鹰图》真迹的记载:‘世所传徽庙白鹰,蔡京赞,百幅百伪。今于都下有鬻者持白鹰,乃是真迹,盖其时后苑架上有白鹰,徽庙因画焉,此鹰翥长颈短,而徽庙之笔良自精绝,至鹰爪肌粟文可谓天巧,有非笔所能与,即元人钱舜举,国朝边景昭、吕廷振皆在下风。京赞亦因苑中白鹰而徽宗出示画乃为赞,其书法本大令文皇兼李北海,亦有二三笔未工,时予欲得之而无资,语友人郭亨之以六金买之。’”
 
        人类之血脉相承,每一代祖先都仿佛银河中闪光的星链,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缺其一粒皆不可。族谱之中直系一脉,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遥远的过去。朴素一点的是父子亲情,现代人唱“酒干倘卖无”歌颂之,殊不知父亲有父亲,祖父亦有祖父,花萼相承,舐犊情深,有多少属于我们自己家族的骨肉亲情成为已经被遗忘的感动。自周朝有昭穆字辈制度以来,中国人数千年来用家族谱记录下这些无言的亲情——动物的遗传,绝对不会有文字记录,而人类的家族史,是涉及文明演进的历史问题,也是古文明得以俯视世界的骄傲资本。研究家族谱,让我有一些坚强的资本:了解我的过去,我不用只凭模糊的国史概要和中学课本,而是可以更清楚的确证,属于我的延续不断的生命在清、在明、在宋、在唐,在这些澎湃的时间和空间中扮演过的具体角色,也更清楚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是华夏裔,为什么一幅魏碑、半尺蜀锦能在东瀛的陈列窗中让我泪雨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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