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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汉服转变之中
注一:胡服骑射与剃发易服的区别
“胡服是指借鉴了胡人服饰中窄袖紧身的特点，而当时，胡汉服饰的主要区别是左、右衽，而赵武灵王所着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汉服。胡服骑射是汉族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发展自己的行为，是华夏民族包容与自信的表现；然而被人胁迫而放弃本民族服饰却是奇耻大辱，一个民族，连穿什么衣服、保持什么发式都不能自主，那里还有资格奢谈什么民族尊严？！”
注二：十从十不从内容：
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 “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
3。 “阳从阴不从”： 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廷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旗人的规矩办。
6。 “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现在明朝服饰变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娼从而优伶不从”：娼妓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废话一句。
8。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汉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这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同时也使用了各个的民族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使得汉语反而更象国语了。
注三：汉服与满装在外观上的区别
图：汉服沦丧之前
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本书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
线型第一：
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
松紧第二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但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
滚镶第三：
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客意地强调那道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 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这件满装的滚边占了服装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汉服中从未有过如此宽阔绚丽的滚边。)
饰物第四：
满清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
汉女很重视发饰，很早就创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态的发髻，华美而不失自然。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丽的。而步摇等等，也如汉服之流线一样灵动。很显然，满族妇女是很羡慕此点的。所以旗女也开始刻意装饰头部。满族最常用梳的头饰叫“两把儿头”(或者叫“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花穗子等装点起来。这种造型，就如同开了屏的孔雀，只能从正面观看，不能从其它角度去观察，尤其不能从后面去观察。这种浮华、表面化的装饰与滚边一样，都是极为肤浅的审美下所产生的“二维”退化品。
拓扑第五：
例一，女子头饰的拓扑图型
汉女和满女都用头发和饰物对头部的进行延展，并在延展区上进行修饰，但是，两种延展方式的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汉女头部的延展区与头部是一个整体的，而旗女则是两截分开的。
例二，襟与衽的拓扑图型
满装的大襟本是来自汉服的右衽交领，但给人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同，他们的拓扑近似有着本质的区别，汉服的右衽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道完整一体的曲线，而满装却是线与圈的组合。见下页图。
例三：扣与边的拓扑图型
在明朝汉服中也曾用过。但并不普及。扣子虽然方便，但是安装在衣服饰上的盘扣，属于短线型，这汉服整体流畅的长线型风格不符。所以仅在必要的地方，如内衣的领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着衣服剪裁线使用，如领口等。但是满装，却在所有的衣服连接处使用盘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经十分突出的多彩条纹又加了几个突兀”横道”。这样，原来呈平行的纹路上就多了几个截断，形成了几个”叉”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汉服在制作时，这种明显的“交叉”线极少出现！所有的线条都是平行出现，形成如国画中铁血描一样的线条。而满装，却在自己的衣服最明显的部位“打叉”！破坏了原本的线型结构。从拓朴学的角度讲，“相交”与“不相交”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图形。见图。
由上面几点可见，量变产生质变。汉满服饰，虽然同样采用汉族的丝绸印染、刺绣纹饰、平面剪裁等等工艺技术。但是汉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与满装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风格却是格格不入的。
服饰风格与民族个性，文化内含和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满族做为落后民族，因为汉奸和中原内乱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为了显现地位的变更，所以极力追求最华贵的装饰效果。而肤浅的文化修养，却使他们只懂得去欣赏表象的华丽，而无法理解其内涵的神韵。所以形成了满风矫揉造作、浮华怯艳的特点，不伦不类，实事是审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这种“暴力地位强势、文化修养空白”的统治者风气影响，原本因”十不从”保留下来的汉服女装，也和汉族的民族气节一起，逐渐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间，就全盘满化变质，与当时满人的着装风格一般无二了。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由此可见，汉族服饰的汉文化主导性，神韵，体现汉服的内涵，失去汉文化的土壤，服饰文化也会变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服饰，虽然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其内涵、神韵及灵魂深处早已脱离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以不能称之为“汉服”。
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弘愿”。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又以蓄发、复衣冠相号召，时，吴三桂召集诸将于永历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于是，“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编》卷二六）表演颇富戏剧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相继响应，蓄发、易服，一如三桂。所过洲县，具令剪辫、复衣冠，一时风靡，不半载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堵文章之旧，如有顽抗，军令不赦！”（《清初莆变小乘》）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满清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奉天讨虏檄》）云云，不过吴三桂之流叛国弃义、为虎作伥，为异族侵略者充当鹰犬爪牙刽子手的汉奸面目和卑污人品早已为世人憎厌、唾弃。拉拢不到太多支持者，终不免败亡，且殃及子孙。吴三桂为笼络人心，去祭奠永历帝，这本身就是个嘲弄：大家都知道，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就是被吴三桂杀害的！等吴三桂认识到“兔死狗烹”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人见人厌的人渣！既为广大汉族人民所鄙视，又为清廷所不容。
满清王朝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的“衣冠文物”。这种讥讽甚至也传到了满清皇帝的耳朵里。清廷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吕留良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质疑清廷统治合法性的种种非议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进行“严正驳斥”，其中有一段专门论述衣冠服饰的问题。
雍正说，清廷统治者戢定祸乱，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继承天命而抚有华夏，让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仁德义举、法令政绩哪一样比不上古代的圣贤？本朝既然受命于天，本朝的衣服就应该成为中原华夏乃至万邦各国的表率，又怎么能容忍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对本朝的衣冠服饰妄加议论诋毁？况且本朝继承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承，已经有一百余年，又怎么能舍弃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低贱，改变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戢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 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代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大义觉迷录 •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之十六》）胤祯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满洲衣冠和汉衣冠的根本区别在于，这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尊贵与低贱的区别，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区别！这对那些抱着满清的臭脚大唱赞歌，一相情愿鼓吹“团结平等”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真是耳光响亮！
乾隆中，江西抚州金谿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用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清高宗实录》卷四五○ 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 “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从符号学来看，清廷统治者通过禁绝“汉服”的所指，来抹杀“汉服”的能指。形式层面的消亡最终导致意义层面的断缺。从语言学来看，“汉服”有其语形无其语义，“衣冠”、“唐装”、“华服”等词汇也失去了实质性的依托成为虚假概念。（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
另，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乾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弘历于是把“祖训”（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的“圣谟”）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 ，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 (《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一 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 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 ，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九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 “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皇朝礼器图式 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雍正）、弘历（乾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汉满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满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从这些也可知道，汉族服饰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满装发饰并没有全部被汉人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意识是潜在的，但始终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汉族人民隐藏的民族意识的折射。随着时光的流逝，满清标榜的“汉满一体”的衣冠发式，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民族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彻底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当剃头令的血迹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中国人的对满清的认同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
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鸦片战争之际，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满清忠臣林则徐经过澳门，见到西洋人的发式装束，竟鄙夷的说“真乃夷俗也！”这实在有点井底之蛙的可笑、滑稽，他恐怕没想到：在对方的眼里，林某人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猪尾巴的装束，其实更值得鄙夷！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军俘获的清两广总督叶铭琛因其装束特异，被英国殖民政府当作“野蛮人的标本”，放置在印度加尔戈达街头的笼子里示众，英国的TIMES报对叶铭琛装束打扮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他的猪尾巴辫子进行了尽情的揶揄、嘲弄。这对一向数典忘祖、狂妄自大，野蛮落后、愚昧无知，动辄把别人蔑称为“蛮夷”的满清殖民政府，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拜访满清忠臣卖国贼李鸿章，双方就辫发衣冠的问题进行辩论，李鸿章对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风俗服饰全面仿效欧美表示不满，对日本人古代全面仿效中国则表示赞赏。森有礼也同样对满清的剃发垂辫发表了异议，李鸿章辩驳说“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的遗志，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李鸿章森有礼问答节略》）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数典忘祖、认贼作父。李鸿章既然知道日本的古代服饰是仿效中国的，那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祖宗的发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竟然昧着良心、恬不知耻的把满大人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打扮说成是“祖宗的遗志”，还要“万世保存”，实在不知道李鸿章的祖宗到底是谁？！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蓄发，以此作为反对满清王朝的标志。太平天国在反“清 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列举了满清政府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种种***残暴罪行：“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 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檄文中特别指出“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华夏民族（汉族）素来对衣冠服饰极为重视，“华夏”之称，本身就源于其华美的衣服。《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千百年来，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汉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的重要象征！古典中国因之赋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正因为如此，“衣冠”之于华夏，才有着根本的意义！晋室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士大夫聚会，称为“衣冠聚谈”；反清复明，亦始终以“复衣冠”为旗帜。1648年四月，李成栋在广州举兵反正，诗人邝露记为“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冠裳在这里已经成了汉族的指代，足见华夏衣冠对于汉民族的重要！三千年来，衣冠服饰对于维系华夏民族（汉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力不下于汉语汉字！
永历十三年七月（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张张煌言大举北伐，沿长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父老持酒牛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全祖望《觐张公神道碑》）汉族人民在满清政府野蛮残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张煌言在以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名义发布的“讨虏”檄文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反清复明”的主旨：“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张煌言《张苍水集》）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典籍中，关于汉服的记载，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汉服，其中原因大致是这样，一是历来根深蒂固的华夏（汉）文化本位主义。在古人看来，世间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是默认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没有的，“禽兽”更不用说；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华夏”或者“汉”字进行强调。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籍为数不多的“汉服”字样来自契丹、女真等非华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华夏民族看来，汉人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汉服”。二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长期使用“华夏”“中华”指代“汉族”，因之，“汉服”的提法就不多见。这其中也折射出汉人长期以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不愿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经过辽宋夏金元的民族大冲突、大迁徙、大融合阶段，到明清交替前后，中国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汉民族在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这从对“汉服”的用词也可以折射出来：
明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明后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监军兵备道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仿效匈奴扣留苏武的方式，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没有称“明服”，而用“汉服”。一方面，是出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见，汉族服饰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并被我们的邻邦承认！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顾诚《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节）
刘寀是当时跟随永历朝廷流亡缅甸的朝臣，他后来在《狩缅纪事》中记录说“上命沐天波往，至金殿前，缅人不容以汉衣冠相见，于是，跣足夷装，以臣礼见而还。”
可见，汉衣冠在这里代表着明廷宗主国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体统：汉衣冠和“夷装”是相对的，只有沐天波以宗主国代表的身份出现，才能身穿汉衣冠。而随着明廷的衰亡和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连汉衣冠也不被容许。
刘寀在行文中没有用“明服”“唐服”或者“朝服”之类的字眼，而用汉衣冠，也表明对汉服概念的全面认同，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形成了！
这个历史悲剧也深刻说明：华夏衣冠总是和汉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只有华夏强盛的时候，华夏衣冠才是受人羡慕、景仰的上邦风范，当华夏衰落的时候，连自己的一领衣冠也难以保存！
满清入关，是自历史上“五胡乱华”以来最恶劣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最大悲哀！一位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 ……不仅这样，我还看见许来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卫匡国《鞑靼战纪》）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干王洪仁玕对蓄发问题的论述：“盖发之生于首，犹草之生于山也，山无草则崩破消磨不足以悦人观，头剃发则泄气坏脑多生头晕善忘之症。 ……脑之为用甚大，实灵魂生命也，故剃发之人定有所损，此其一也。又发为上帝生成，发于肌肤，鞠于母胎，非比袍裳出世后才做就以披于身，今上帝欲生之，而偏削之，岂不逆天？天既定于母胎之前，尔偏去于母胎之后，岂非不肖，何以为人？乃该尔等忘其身为华夏，甘为鞑妖瞒天不肖之举，此其二也。况我中土当明末妖来之时，凡百列祖必不肯剃发从妖，惟迫于势不得已而剃之。……凡百之家亦有长发之妇媪，未闻见说天热即痒而怨天怨母之生鞠者，只闻古有孝子曾参全受全归，发肤无有毁伤者，此其三也。今众等不以亏体为辱，而以削发为荣。不以逆天不肖并迫先祖之仇为忿，尔以头皮痒而起嗔，难怪其不愿为天父上帝子女，天兄基督姊妹，甘为鞑妖狗奴所惑矣。”（洪仁玕《英杰归真》）
洪仁玕论述蓄发的理由大致有这么些：
一、蓄发美观并且有利于身体健康，剃发难看而且损害大脑。
二、蓄发顺应自然，剃发违背自然，逆天不肖。
三、头发受之父母，剃发亏体，悖逆不孝。
四、华夏子民以蓄发为传统，剃发是“鞑妖狗奴”瞒天不肖之举。
五、剃发忘祖，忘记祖先反剃发的仇恨。
六、发为上帝生成，剃发不符合拜上帝教教 义。
总体看，洪仁玕的说法，可谓中西合璧，既有传统的观念，又有新的理念，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时代特点，应该给予肯定。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汉人蓄发挽髻的传统，以此作为反对清王朝的标志，洪秀全甚至还戴起汉式皇帝的弁冕。据当时（1854年）在华的英国军官伶俐(F·A·Lindley)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对此评价说："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同时，针对满清统治区和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外貌差异，伶俐对比说：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清廷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 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 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 /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清廷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清廷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清廷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 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 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鉄木真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 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 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太平军的行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纪律的严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对于人民的爱护，约束部属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国家中也常有的各种罪，这一切措施都深深获得广大人民的爱戴。援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切地方起义军，一切被暴虐专 制所迫害的人们，一切不满异族统治的人们，一切燃烧着爱国之火的人们，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即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全然不似明末汉人那样，坚持“头可断，辫不可剪”，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满清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尾为弘宝”（豭，公猪，把猪尾巴当成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较之下，明末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政府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腥屠杀，虽然在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腥洗礼”的清廷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却很容易区分相临明清女装。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清廷时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袍，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袍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满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满化了。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假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
有人认为满清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女装没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汉族妇女是自觉自愿的吸收了满装的特征，”进化”成了清末的样子，所以，满清的女装不是汉族的耻辱。但事实绝不是如此简单。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来判断耻辱程度。清初的汉族男子剃发易服，多是被逼无奈，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这种汉人我们尚能谅解；但是，象乌三龟这类汉奸，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为讨好异族主子自动剃头，比被逼更为可耻。
其次，满清剃发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剥夺了汉族男子穿民族服装的权利，但是清初的汉族人，心里并不认同满族服装。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见，虽然汉族男装从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汉服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并未立刻消亡，汉族人的“民族认同，自信、尊严、气节、廉耻等等”并未完全消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剃头令的血迹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在时间淹没了清初抗清义士的慷慨悲歌之时，更有一批批汉族士人赶往科举考场，丝毫不念及满清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为中国留下的灾难和当年抗清义士的廉耻节义，却争着为屠 戮自己祖先的人尽忠尽效。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 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图：女装屈辱改变后
清廷汉女服饰的满化，也如同男子们的参加科考和辫子的进化一样，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满清汉女的着装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汉族女子并非单纯是因为美丽而改变自己的服饰特征，在女装变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统治阶级的心理屈从，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离弃。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发易服更为可耻的事实。
不过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耻辱，反而将其说成是民族服饰融合，将其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论，说成是中国文化进步、飞跃的表现云云；更有甚者，把满族妇学习汉女裹小脚的陋习当成典型代表，以为是汉人同 化了外来民族文化，沾沾自喜。这才混淆是非、廉耻丧尽的奴 才行径，是人类有史以来比乌三龟更加乌三龟的文化汉奸。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清廷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破坏和对汉族精神全面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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