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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太郎记者会亲历：日中关系将向何方？

本博现场图片：安保人员，左边是日本人，右边的来自中国

今天下午5点半，参加了日本新首相麻生太郎召开的记者会，我的座位离麻生的演讲席只有五米左右，因此对日本新相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前往会议地点的路上，遇到前所未有的拥堵，从崇文门到建国门整整花费了40分钟。此前日使馆的刘女士通知记者4点50前要赶到会场，我赶到会场时离这个时间已经只有10分钟了。安检很严格，连名片盒都要打开看。进入会场后，同声传译设备放在座位上，只有一个耳机，所以我一直把录音笔贴在耳机下方的脸上，凑着听筒录翻译内容。

5点30分，麻生从一扇隔开的门入场。我选择的座位在第一排，离日本新首相只有5米距离。现场的日本人很多，但好像大多没有我距离近。日方身体硕大的安保人员所站的距离也略远一些。

本博现场图片：日本新首相麻生太郎

和许多年长的日本人一样，麻生显得有些不苟言笑，整个演讲过程中，大部分的话题又是金融危机、朝鲜问题这样的严肃话题，现场的气氛一度有些冷冰冰。当提到两国青年问题时，麻生才首次露出轻松的微笑，他也说出了这样让人感到温和的话语：“开创日本未来要靠日本的青年，开创中日关系未来要靠中日两国青年，开创世界的未来也要靠年轻人。我的孩子也都是年轻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的力量。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听到长辈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怎么样’这样的话。据说在埃及金字塔里也发现当时的长辈批评年轻人的记录。老人老是对年轻人发牢骚，但我们要看到，改变现状总是要依靠青年一代的力量。今年是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三千余名青年将在两国之间互访，我期望中国青年能够通过这次交流了解真实的日本，也希望日本青年能了解中国，这样的交流非常好。”

本博现场图片：日本工作人员

中国和日本历史上存在许多问题，但2008年的日本与1938年的日本相比已经是沧海桑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做新人！”大江健三郎认为，年轻人并不一定是新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生活在旧的世界，他们的言行决定了他们是不是新人。在日本，还有人对“大日本帝国”强大的军事侵略能力念念不忘，有人不断为反人类的侵略行径招魂，但这这并不是日本的未来。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做一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新人，日本的未来会很好。毕竟，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很善良的，他们才是世界的希望。

要反思的是，在中国，不是也有为满清的侵略屠杀行径招魂的人群存在吗？不是也有人对清代早期上层武装抢劫集团奴役、屠杀各族人民的行为赞赏有加吗？日本参拜战犯固然可耻，但他们也参拜在反击殖民者侵略中牺牲的国民英雄，而在这个时代，我们却有些“文人”居然提出淡化文天祥、岳飞形象。

我们身边也并不都是“新人”，未来世界的和平是建立在人类的理性和是非观念的基础上的，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来解决。

图：日本遣唐使船只图像

我同样有一种观点，中国固然要正视历史，但作为过去东亚的宗主国，我们不必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回顾历史上，而应该把精力放到国家精神的崛起上来。只有强大的中国才不会被看不起，才不会挨打——这不是经济强大就能解决问题的，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要好，失去自我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上，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和文化精神，要继承古代华夏文明的精髓，这样才能为人所尊重。过去日本、韩国折服于中国，并非是因为我们有多富有、军事有多强大，而是我们的文化让他们倾倒了。当日本人见面就知道行礼鞠躬的时候，我们的国人却在公共场所随处大小便、想脱鞋露袜就脱鞋露袜，想破口大骂就脏话连篇，一点我们祖先的文明和雅致都没有了，这样的国民，再有钱也一样被邻国看不起。

奥运期间专访韩国记者具滋龙，他的一席话让我感触尤深：“中国的文化以前很丰富的，中国将来应该发挥以前的伟大文化遗产，这是软实力。韩国人祖上对正统的中国文化崇拜过，从前中国文化比韩国的水平高很多，韩国人是仰视的。近几百年来正统的中国文化开始弱化了，那些美好的东西看不见、听不到了，韩国人就有疑问：中国比韩国好什么呀？对中国的态度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于中国的蕴藏丰富的正统文化，韩国人已经遗忘了很久，这次开幕式上的表演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古代文化繁荣的中国，他们恍然大悟，中国文化我们原来是很熟悉的！韩国报纸的评论员在看了开幕式后，在文章中称自己‘惊讶了！’”

最近我在读《千字文》，这是关于华夏民族文明伟大的历史的美学陈述——“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背邙面洛,浮渭据泾。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图写禽兽,画彩仙灵。丙舍傍启,甲帐对楹。肆筵设席,鼓瑟吹笙。升阶纳陛,弁转疑星。右通广内,左达承明。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而“假途灭虢,践土会盟。何遵约法,韩弊烦刑。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九州禹迹，百郡秦并。岳宗泰岱，禅主云亭。雁门紫塞，鸡田赤城。昆池碣石，巨野洞庭……”这样宏大的历史与九州的观念，已经远离了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中国人读过这篇从前陪伴我们祖先长大的童蒙读物了。倒是我在看“俗不可耐”的韩剧的时候，看到韩国乡下的老人还兴奋地抱起自己的孙子说“以后我要教你读《千字文》”。人家拿我们的节日、服装、医药去申请世界遗产，我们却让自己人的作为噎得无话可说。

善哉，终于找到元代之前家史

图：余之四十八世祖唐汾阳王郭子仪画像

3个世纪以来，我家族人一直试图找到元代以前的家谱传承记录。

明末清初，一度成为川南望族的百堵坪郭氏遭到张献忠、满清的反复绞杀，人口几乎丧失殆尽，我的十一世祖郭应熊时任贵州遵义儒学训导，幸运躲过川祸。他和崇乐、崇贤两位叔父一同返回四川后，在被摧毁的家园上对墓碑、铭文、残谱等进行了考证，最终保留了我家明代的完整传承记录，并于公元1700年（康熙六十年）完成了近派族谱的草案，然而这一族谱编修工作直到道光年间才由逐渐壮大的后人补充完成。到了民国初年，一位叫郭湘（时任四川省议会议员，是民国时期成都的“七老八贤”之一）的族叔认为“世变叠经，人有大乱将至之虑”，花巨资对康熙版族谱进行了重修。

然而，在破四旧期间，我房的族谱不幸毁于火中，从此已有40年未悉家乘。

2006年底，幸运地在老家他房长辈手中找到了郭湘重修的民国版族谱（非本房，因此本房记录不详细，只有略表），终于理清了从14世纪百堵坪郭氏始迁祖郭元四公到我的曾祖父郭恒贵公之间二十代人的详细传承记录。2007年，长辈又在一位参加我曾祖母葬礼的族人手中发现了本房另一家人手中残存的本房族谱，该谱历经70多多年的霉烂、虫蛀，已经朽坏不堪，手触处即碎，我把这本宝贵的记录送到上海图书馆文献修复部，花重金请采访时认识的专家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修复，最终，在上图著名的“金镶玉”修复技术下，两本族谱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如果妥善保存又可以延续上百年的岁月了。

然而，不管是3个世纪前的郭应熊先生，还是1个世纪前出生的郭湘先生，都对一件事情深感遗憾——由于明代的记录已经毁于战火，始迁祖郭元四之前的记录完全无法获悉，只有老人口传我家是元代从江西逃难到湖广，然后迁入四川，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后裔。在祖先撰写的旧序、旧跋之中，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深深的遗憾。

历史上，编纂家谱时攀附权贵的事情常有发生，我对这种事情嗤之以鼻。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重视自己的血统是数千年来的传统，禽兽代代繁衍而无知，我中华之人煌煌五千年文明史，是与每个中国人的家族史相辅相成的。正是家乘、方志、国史，共同记录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详细历史，作为一个做文字工作的记者，对文史的天生爱好，更让我对历史考据兴趣盎然。两年多来，我利用业余的闲暇时光，翻阅新唐书等国史、富顺县志及家谱中涉及的多种地方志，试图寻找家族元代以前的详细记录，然而，茫茫中华大地，本姓聚落灿若星辰，而6个多世纪的时光更是冲淡了所有印痕，我的这种寻找完全是闲庭信步式的，偶尔翻翻这里，看看那里，我更相信，这种寻找本身给我带来的乐趣是我坚持不懈的根本，很有可能，此生与其结果无缘。

然而，近日奇迹出现了，这个历经三个世纪的悬案终于在互联网协作的力量之下得以尘埃落定。自此，从唐汾阳王郭子仪到本人的48代清晰传承记录已经完全。

老家族谱中的祠宇图像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人沉睡的民族、家族意识开始觉醒，宗族这一维系汉族社会数千年不灭的根本开始得到国家和个人的重视。从文化部与上图主持编撰的《中国家谱总目》，到各地民间主持编修族谱，在文化和血统层面流浪了半个多世纪的国人开始亡羊补牢，重新寻找自己的过去。

在郭氏中古史上最大的聚落——山西汾阳，在上个世纪末已经由原山西省政协主席郭裕怀、退休中学校长郭世科等老先生开始了对全国郭氏通谱编修工作的准备。新世纪到来后，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郭姓网友通过QQ群等工具进行协同，开始了传世族谱的电子化工作，把国内各地的族谱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上传到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丢失记录的族人寻找过去记录。

在全国近2000万郭姓人口中，最大的一支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郭子仪是唐代中兴名将，新唐书记载其有八子七婿，每次散朝家中朝笏堆满床铺，旧戏剧中曾有“满床笏”的夸张描绘。而郭氏祠堂常出现“点颔堂”的堂号，正是郭子仪晚年儿孙太多，问安时认不过来，只好点头回应的写照。在中晚唐时期，这家人的势力不断扩张，不断与李唐皇族及唐廷显宦联姻，族裔大大扩张。汾阳王后裔在唐代的扩张，奠定了一千多年来其后裔昌盛的基础。

一年多以前，我曾经专访美国犹他州大学权威人类学者亨利·哈彭丁，对两万年来人类的迁徙繁衍历史进行了了解。哈彭丁先生向我讲述的一个事实是，在封建社会，祖先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直接决定了其后代的繁荣程度。在封建社会，君主不仅通过爵位、世袭等手段让一些家族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也通过分封分配女性资源，在各个国家，国王、宰相、将军的后裔在现代社会的数量是非常之多的。而一些成功的商人也更多地扩张了自己的后裔的势力范围，哈彭丁曾经向我举例，在中世纪，德裔犹太人长期从事金融、银行等职业并取得成功，更多财富让他们拥有了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因此早期的少数祖先到现在拥有了大量的后代，这些后代既继承了祖先高于常人的智商，也继承了老年痴呆、左撇子等遗传特征。在汉族社会，这种特征也非常明显，李、朱、王、赵等姓氏，从前人口并不多，但由于在某一时期掌握国家权柄，其人口得以飞速扩张，最终成为汉族大姓。由此看来，郭子仪的后裔数量之多也是很好理解的了。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汉族人的姓氏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每个汉人的姓氏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些姓氏的背后都有线条清晰的数千年文明史。然而，由于战乱、政治运动等因素，许多人已经丢掉了自己的过去，有的能追溯到四代以前已经很了不起了。要了解自家的千年之史，族谱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对家谱最大的两次斩断是在蒙古和满清入侵的时候，汉族家族大多数的族谱在这两个时期被斩断。许多新的“始迁祖”在明代、清代出现，如果在其他本家家中留存的极少数直通远古的族谱中找到始迁祖的记录，那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两房联谱，重修族谱，历来都是只有盛世之中能够见到的。我家明代迁到四川的始迁祖郭元四，他的记录到底藏在国内哪个角落泛黄的族谱纸页中呢？要找到相关记录，这在过去的岁月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任务，然而互联网让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数年前，湖南桃源县一个叫郭桂林的老先生找到汾阳的郭氏研究会，把家谱的详细记录提供给该会秘书长郭世科先生。近日，这份记录在网友的协助下得到电子化，上传到互联网供人检索。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我偶尔通过搜索引擎查找“郭氏元四”的关键字，突然在桃源郭氏族谱中找到了对应的信息。我欣喜若狂地阅读网页上的相关记录，最终确认这份族谱中的“元四”，正是1368年前后迁到四川的我族始迁祖。

原来，明初桃园县郭氏的始迁祖郭伯达奉皇帝的命令到湖南征讨苗蛮，从老家江西抚州府出发时带着两个亲生儿子元一、元二，另有两个侄儿元三、元四，由于在征苗过程中立功，后被授予当地武职。元一、元二成了当地的郭姓的祖先，而郭伯达的两个侄儿则向云南、四川方向迁徙，这两个地区当时的人口已经被蒙元屠杀殆尽，有许多肥沃的土地等待开发。郭伯达公在洪武七年（朱元璋年号）去世之前，元三、元四已经深入大西南，无法前来参加叔父的葬礼，桃源辖神岗族谱因此记载“元三、元四以不奔丧，不扶梓，遂疏之。”

元四在进入四川后，先暂居于泸阳（今泸州），后又迁到我的故乡富顺县，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其后人郭珠、郭衢阶、郭如川等人都先后考中进士，成为有明一代知名的儒士。如今在明代的许多古籍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名字，在《步辇图》、《神骏图》等传世名画上，还能找到郭衢阶的私人印鉴。

郭子仪长子郭曜

而辖神岗郭氏族谱中最宝贵的记录，是从汾阳王郭子仪到郭伯达二十三世的传承记录。

曾经有人说，家谱都是胡乱编写，是和名人攀亲，但是，辖神岗郭氏族谱的记录，却与新唐书及台湾、江西、四川等地的族谱的记录完全一致，是可以采信的宝贵历史记录。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的记载，郭子仪祖籍陕西华阴，是地地道道的汉人，而非一些少数民族学者所称的胡人。新唐书说，“郭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於西虢，封虢仲於東虢。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因以為氏。後漢末，大司農郭全代居陽曲，生蘊。蘊生準、配、鎮。鎮，謁者僕射、昌平侯。裔孫徙潁川。”

《新唐书》又说，“華陰郭氏亦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曾孫光祿大夫廣智，廣智生馮翊太守孟儒，子孫自太原徙馮翊。後魏有同州司馬徽，徽弟進。 ”

在新唐书的表中，详细记录了郭子仪前后几代人的传承记录，原来，郭子仪祖上是郭徽，郭徽之子郭榮为隋大將軍、蒲城公。郭徽之弟郭进的孙子是郭履球。履球公，任隋朝金州司仓，生一子名昶。昶公：字宏畅，履球公子，唐初凉州司法参军，生一子名通。通公：讳通美，字德政，昶公子，历任京兆尹、美源县主薄等职，卒后追赠兵部尚书。生二子：长名恭之，次名敬之。敬之公：通公次子，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累加中大夫，策勋上柱国，赠太保，卒后追封祁国公。敬之公之子为子仪公：唐华州郑县人，敬之公次子，玄宗时，任朔方节度使，平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再造唐室，以身系天下安危二十年，累官太尉、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亦称郭令公，尊尚父，卒谥忠武，配享太庙。

新唐书中，记载了从郭子仪长房郭曜到卫尉少卿郭在徽的传承经历，与辖神岗郭氏族谱是吻合的。在网上找到两个台湾郭姓本家的博客，他们虽然不是湖南桃源一支，但都是郭曜的后人，对于郭在徽后面几代的记录，却与桃源的族谱不谋而合。

比如，题为“紫色的木头”的博客主人，是台湾的郭氏本家，他家与我家分野，是在郭子仪第十三世郭桂的三个儿子之中分出来的。郭桂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锐、紱、绶，我家是绶公后人。而台湾郭氏还有一家近代的祖宗叫郭谦贤，是郭子仪第四十三世，这家人与我家分野也是在郭桂这里，他们是郭紱之后。

而江西万载田下郭氏，也是郭子仪长房郭曜之后，该支聚落与我家分野，是在郭子仪第十一世郭熙这里。郭熙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龙、圣、宣，该支是长房郭龙之后，我家是次房郭圣之后。

另有江西吉安郭龙彪，也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的家族传承，他亦是长房郭曜之后，与我家分野在第十五世，郭绶有儿子四个，名字分别是議、訓、誡、謂，我家是训公之后，龙彪是谓公之后。

湖南隆回梓蘭公一系，与我家也是在郭子仪公第十五世分野，是郭绶之子郭议的后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贵州，有许多郭姓聚落，都是在历代的迁徙、繁衍扩张中分化出来的。理论上说，如果郭子仪有孙子二十人，经过1300多年的繁衍，后代达到数十万之众是在情理之中的。古代父系宗祠能够把这些人都凝聚在一起，那怕是比任何“思想”的凝聚力都要强了。

那么，从郭子仪到本人48代人的传承情况就是这样的：

一世：子儀公

二世：曜（太子少保、太原孝公）

三世：錡（京兆倉曹參軍）

四世：（王）余（濮州刺史）

五世：端夫（太原令）

六世：在徽（衛尉少卿）

七世：暉（南唐金紫光禄大夫）

八世：軒（以子贵赠左中大夫）

九世：靖（举进士，殿中侍御史，银青光禄大夫）

十世：熙（荫袭吉州观察御史）

十一世：聖

十二世：桂

十三世：綬

十四世：訓

十五世：镇

十六世：文宗

十七世：知礼

十八世：拔

十九世：元迈

二十世：尚道

二十一世：道成

二十二世：珪

二十三世：卫士

二十四世：伯象（兄伯达）

二十五世：元四（入川始迁祖）

二十六世：仕俊

二十七世：子颜

二十八世：体宗

二十九世：珠(接下来记录就详细了，明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御史太仆寺少卿，曾任山西道监察）

三十世：安（明嘉靖戊子举人）

三十一世：如一

三十二世：衢阶（明万历甲戌进士，官真定令、苏州府知府）

三十三世：端正（万历壬子举人，兵部武选司员外）

三十四世：明阳

三十五世：有位

三十六世：崇贤

三十七世：应熊

三十八世：瑺

三十九世：维广

四十世：兴荣

四十一世：庭儒

四十二世：永发

四十三世：家银

四十四世：承华

四十五世：恒贵

四十六世：履咸

四十七世：霜傲

四十八世：偶

海基会来函：打人事件不会再发生

昨日收到台湾海基会两份新闻稿，其一为海基会关于张铭清被打事件的声明，其二为海基会就此事件给大陆海协会的复函。海基会在文件中强烈谴责暴力行为，表示在张铭清今后的行程中加强安保，杜绝暴力事件再发生。现将两函内容公布于此。

图：张铭清在台遇袭

信函一：声明

海峽交流基金會新聞稿

97年10月21日

針對海協會張銘清副會長遭暴力襲擊，海基會聲明如後：

一、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先生，本次以廈門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的身分，以正常程序申請來台灣進行學術訪問，卻在參訪台南孔廟過程中，遭到民眾的暴力攻擊，海基會表達強烈的遺憾與譴責。台灣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對任何經由正當程序申請來台灣參訪、旅遊的大陸人士，均應給予尊重與安全保障，這也是好客、善良的台灣人應有的待客之道。

二、台灣是民主多元的社會，各種意見都應該相互包容，但是在表達意見的過程中，絕對不能以暴力傷害他人，這是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規範，這種極端暴力的行為，是對台灣民主社會的嚴重傷害，會對兩岸交流產生不利的影響。

三、海基會與海協會是兩岸的協商管道，我們對兩岸交流與互訪，一直抱持正面鼓勵的態度，新政府上任後兩岸關係的和緩，也受到國際間高度評價。未來我們仍將在和平、理性、對等與尊嚴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交流、協商，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希望社會各界繼續給予我們協助與鼓勵。（2008/10/21）

图：现场暴徒

信函二：复函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貴會本年10月21日有關維護張銘清副會長人身安全事來函收悉。

本會已將貴會來函轉知我方主管機關。有關張銘清副會長參訪台南市孔廟時，遭到民眾的暴力行為，本會與我方主管機關咸表強烈之遺憾與譴責。我方主管機關已依法追究肇事者責任，並採取嚴密措施保護張銘清副會長往後在台行程的人身安全，不容許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本會對推動兩岸交流與互訪，一向秉持正面鼓勵之態度，未來本會仍將在和平、理性與尊嚴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交流、協商，仍盼貴我兩會在已有的良好基礎上，共同努力。耑此

順致

時祺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月21日

赫连勃勃大王雄文：辛亥革命那一枪

讲史妙笔赫连勃勃大王近日新书问世，昨日雄文《辛亥革命那一枪》登上网站头条，批判反讽不可谓不辛辣。尤其，新世纪以来很少见到现代文佳作，此文应可称雄，特此转载以飨博友。

场景一，在深圳，日前应酬，与几位同行吃饭聊天。其中一位爷，留洋了不少年，一句话里半数的词语都是英文，满口derivative、hedge funds什么的。听言此人的籍贯是浏阳，于是我问：“你老家的唐才常很有名啊，你知道这位英雄吧？”豚腮鲇唇的哥们，茫然摇头，“不知道……唐才常，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唐笑……那小妹脚功厉害！”说着话，哥们嘴里唰的一声，用手做个飞踹的姿势。
　　
　　场景二，在广州，几年前，曾在酒店读报纸，看到有照片，一个自称爱新觉罗后裔的瘦皮男子，梳着一条满清大辫子，穿正宗马褂，四处招摇游走。而媒体争相煞有兴趣地报道和揣测，他是否是真的清朝皇族……胡汉民让投降旗兵去黄花岗“领饷”的旧事，估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
　　
　　场景三，在北京，临近清明，机场候机，从电视大屏幕上看到，几个讲文化的“德高望重”男女知识分子，分坐泰山风景区，各个都是对襟满装，疙瘩襻旗服。男女“学术”大腕们，穿着这些标示“国学”的戏服，女的松皱面皮上尽涂白脂直到脖根，男的半秃头皮邪搭着抹油染黑长发，摆开架式、口吐白沫，大言清明时节的历史、典籍与人文。这些满服教授们插标卖首的媚俗之态，令人叹之、惜之。
　　
　　场景四，在香港，大王在餐厅吃东西，手捧一本武昌首义资料，深为彭、刘、杨三位烈士的事迹所感动，老泪横流（也可能因为大王更年期提前，读革命史的时候常常像最近电影中刘德华那双发情狗逼一样的眼窝似的总是湿乎乎）……斜对面不远处一对夫妇，男的似胖头鱼，女的似秋刀鱼，互递眼色后，胖头鱼说：“果个大圈仔，好似买不起猪肉食，嚎佐出来，亘好衰样！”（大概此前我用手机电话，用北方普通话讲，故而他认定我是大陆观光客，听不懂白话）
　　
　　场景五，我之好友田颇，春节前接到通知，将要去北京公差一年。想到中午乒乓球缺少一友，很有依依之感。一日喝茶，他问大王：“民国史现在很热，都是讲军阀什么的，中间那截，辛亥革命，一直没有新书。我特别纳闷，为什么袁世凯能‘篡夺’胜利果实呢？黎元洪到底是个厚道人还是刻薄人呢？为什么孙中山周围那么多‘日本友人’，他们为什么同情革命？……”大王闻此，念我与田兄十多年友情，即言：“好吧，为你，大王就写本辛亥革命吧，当是为你饯行！”
　　
　　其实，几年前，民国类书籍大热，书商就希望我写与民国有关的历史。他们说，既然大王能如此熟练地驾驭古汉语资料，对于民国的那些白话资料更能驾轻就熟。
　　
　　所有建议，均被我拒绝，当时我正热衷于唐宋元明清的钻故纸堆，不想赶那趟民国史热潮。而且，几年下来，大王真能坐冷板凳，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写道了清朝的太平天国。
　　
　　但是，为什么大王现在写辛亥革命？
　　
　　在为朋友释疑解惑之余，丑表功地告诉大家，大王还是出于忧虑！
　　（或许是杞人忧天）
　　
　　天下可以忘吾辈，吾辈不敢忘天下！
　　
　　放眼望去，可以发现，充斥我们周遭的，是满清化的奴婢精神，韩棒化的电视鸦片，美化的口腹肠胃，日化的汽车消费以及台化的庸俗势利……扑面而来的一切，让大王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影视剧和阎虫年、三月河那两个老家伙带动的中国满清化现象，感到极大的忧虑。
　　
　　最近几年，国人精神、服装、和影视剧的满清化，无处不在，让人触目惊心。唐才常、史坚如、吴樾、秋瑾、徐锡麟以及所有的辛亥烈士，看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肯定痛心疾首――本来阴险刻薄的康熙、乾隆诸帝虏君，被二三处心积虑的教授老混蛋、作家们和张国立们演绎成翩翩潇洒、风趣人情、深仁厚泽的千古帝王。那些被烈士们泼洒热血和青春推翻的觉罗后裔们，纷纷系扎起脑袋上的黄带子，摇晃着长袍马褂从坟墓中爬出。
　　
　　无数大辫子们，在屏幕、现实中到处扬眉吐气。
　　
　　辛亥烈士们，是否会后悔当初的热血泼洒呢？
　　
　　大王本人，绝对不是大汉沙文主义者。由于本人生长于京津地区，我对于现实中的满族人，其实还怀有十足好感――周围那不少朋友是满族人（其实这些人只是户籍意义上的满人，如果不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他们早已经忘掉原有的民族身份），大王不可能装B一样“皇汉”自居。
　　
　　但如今，只要瞧着电视上和街上根本无法躲避的满服（“唐装”）和屏幕上的大辫子，就不能不让人长发叹息：
　　
　　革命胜利这多年，恍惚来到清朝前！
　　
　　观察最近的时局，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那些总把宪政挂在嘴边的“基督徒”们，我很不明白，你MB搞民主宪政，干吗要先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他们总是把群众的爱国行动，标以“愤青”、“爱国贼”，等等，似乎只有他们是非常理智的的冷静者，他们总是“不屑”冲动来展现他们的“大仁大智”。其实，此辈不过是势利的、冷淡的看客阶层，他们的腰包虽然不是很鼓，肚子里的番薯屎虽然还没拉干净，但既得利益的谱儿却摆得很足。这些自认为理智“精英”的鼠辈们，越来越趋向冷漠和反人民。
　　当然，大王本人极其反对动辄去砸堵家乐福那样的傻事，义和团主义，是伪民族主义最大的毒瘤。
　　
　　其实，我们大不可多么在意那些肮脏、懒惰、好出风头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浑身恶臭的法国佬。如果在法国呆过一阵子，你就会知道他们低贱的民族性。进而，对他们那些装B的举动，肯定会不屑地嗤之以逼，而不会那样耿耿于怀。这些妄自尊大的法国傻B们，即使是科西嘉独立，他们也会不少人拿着小旗从家里上街去欢呼，顺便寻找通奸的机会。除了通奸和读报，法国佬还会干什么？（不是大王说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说的。）当然，他们近来更热衷扎堆支持“独立”的游行。
　　
　　现在，看渐行渐近的最大”面子”奥运会，作为中国人，大王特别特别希望办得好，办得特有面子，办得世界人民都乐呵呵。但是，大王也希望国人理性对待这次“体育”的盛会，希望上面保持平常心对待。在大撒无数金钱之余，如果能把缠在树身上的锦帛，分给穷人们一点点，那样的话，社会一定会更和谐。锱铢取之，泥沙用之，小民何辜！
　　
　　作为研究历史的民间作家中的一员，我特别害怕的是，在开幕式上，那个一向抖落我们中国穷疙瘩阴暗面以取悦老外获取奖项的陕西土逼张艺谋，会再一次让一大群穿旗袍、露大腿、符合洋人们意淫可虐的姑娘们，窑姐一样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可耻地抱着深具弗洛伊德寓意的乐器，张着洋人们喜欢的大红嘴唇子，在大场子里面劈叉撩腿露出意味深长的裤衩一角，在几十亿人面前卖笑。丢脸啊！
　　
　　中国人几十年的对外形象，随之这个张厮以及许多丑化中国形象电影的不断获奖，已经在洋人脑海中定格成打炮的大红灯笼、通奸的染坊、高粱地的野媾以及残刻隐忍的帝王――张厮本人，其实就是老井电影中，他手中端着的那个沉沉的、肮脏的尿壶！
　　
　　可悲的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被称为“大师”。而我们如火如荼的群众自发爱国主义，被信洋教的右派和“理智人士”，诬称为“民族法西斯主义”。
　　
　　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真正悲剧―――当那些被奉为“精英”的人群，倨傲地向我们指手画脚，时间久了，狼皮羊尾露馅，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民族的脊梁，而是民族的阑尾！
　　
　　翻身作主了这么多年，在千年盛世的喧嚣声中，我们应该正视许多东西，比如三晋大地的煤窑，东莞的童工，分布在各个城市边缘的“野麦岭”，每一个城市中被脏水污染的河流，拆迁工地上风中摇晃的尸体，千万真正工人阶级下岗妇女的街边大军，日益泛滥的、蚕食我们民族思想阵地的地下教会，很可能透支我们两代人财富的经济繁荣，对我们兄弟姐妹敲骨吸髓式剥削的富士康们，亿万民工兄弟廉价血汗劳动最终变成的输血西方的美元，洋商们在“盛宣怀”们帮助下处心积虑的掠夺性开发与投资，流浪在街头的少年乞丐清秀脸上那哀乞、无助的、畏缩的眼神……――每思及此，大王的心都碎了。
　　
　　我们不希望，在所有畸形大城市夜晚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下面，都奔涌着咸泪翻滚的河流。
　　
　　在晴朗的北京的八月（这样的晴朗也是用钱换来的啊），我们看着奥运会上用金钱堆出的选手含泪眼望国旗升起的时候，希望大家仔细品位那句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新世纪，我们并没有身处伊甸园，而是身在一个全球村概念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
　　
　　大王希望，在奥运会期间，坚决维护稳定的同时，政府一定要对外坚持冷静和强硬，不要为了区区奥运会向疆独和藏独妥协。“友邦惊诧”，对于强国外交，本来就不值得一提。奥运会，是面子，不是软肋。树欲静而风不止。要清楚，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受要挟的。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韬光养晦，不过是弱者的口头禅，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敢于轻率地和我们这样有核弹的国家摊牌！（如果加上破釜沉舟的决心，中国人其实谁都不怕）
　　
　　至于那些拿美元的阴险右派们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西方“民主”，我看还是缓行的好。西方人自己都没有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
　　
　　让那些动辄“宽恕”的假基督徒们闭嘴！
　　
　　中国，我们现在应该最最发扬的，是失却已久的“冉闵人格”。有了这种人格，就没人敢轻视我们。蕞耳小邦的“大人”李光耀，虽然一直亦步亦趋美国人屁股，但他对我们中国人这种“冉闵人格”却极其“警觉”，念念不忘中国人“记仇”――正是大王这种人的存在，才能让中国人一直不会忘记那种久违了的、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
　　我就知道，大王话音未落，马上会有受洋教洗脑的汉族败类冲上来，骂我歌颂“屠夫”。
　　
　　曹你码！大剧院天天有穿长袍的胖子用蒙古长调歌颂“伟大的成吉思汗”，没看你们哪个宵小敢说他是屠夫。
　　
　　屠杀七千万人是“伟大”，消灭二十万欺凌杀害汉人的羯奴就是“屠夫”？
　　
　　“冉闵人格”，能让我们汉人拾回丧失久远的血性！
　　
　　“冉闵人格”，能让觊觎、歧视中国的蛮夷内心颤抖！
　　
　　“冉闵人格”，能让一向被疆独、藏独丑类眼中待宰羔羊般的大汉子孙，会忽然爆发：回思西藏那一幕，几个藏独份子死命用刀具、棍棒抽打一个骑摩托车的汉人的时候。如果倒地者有这种蕴藏在汉人血液深处的人格，他很可能不顾流血的头颅，掏出打火机，点燃洒在地上的汽油，抱着与汝偕亡的决心，让藏独丑类仓惶而去……
　　
　　中华文明，如果我们摆脱“酱缸文化”的自卑，深入钩沉，我们能够发现，古代哲人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正气昂扬，早已经超越所谓的“民主”、“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足够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候，在连“驱除鞑虏”四个字都可能要被网站屏蔽的时候，回思近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3年，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的时候，受到阴险日本人与狡诈的阳痿伪帝溥仪设套的礼仪侮辱。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谁让你本人也是“合作者”呢）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政府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我想，汪精卫的游魂，如果通过时空隧道来到现在，可能，这个风仪秀美的美男子，还会悲怆地又一次提出――三十年？

美国科学家关于轮回的研究（非转载）

到底要不要写这篇博客，我犹豫了很久。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国度，谈论“轮回”二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局限，进行与这方面有关的文字创作，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更不能享受文字发表时的愉悦。但我是一个记者，我有与生俱来的冲动，就是记录一切可以被称之为新闻的东西。再三思索后，我决定公开这些采访内容。

让我来谈谈国际上权威科学家们对“轮回”这一古老命题的研究。

图片：濒死者看到的隧道（引自弗吉尼亚大学知觉研究所网站）

说起来，轮回二字很容易和宗教扯到一起。说人会转世，更被国人视为封建迷信。然而在国际科学界，轮回现象被作为一种生物现象加以研究。在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斯蒂芬逊教授（Professor Ian Stevenson）为代表。这位教授的官方网站是http://www.healthsystem.virginia.edu/internet/personalitystudies/，有兴趣的人可以按照主页上的电话打到相关部门询问一下相关的情况。当然，这位斯蒂芬逊在西方国家是十分出名的，在我国未必。可惜的是，他在2007年去世了，享年89岁，但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行和学生还在继续他的研究。

在互联网上搜到一些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史蒂文森退休前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知觉研究系主任。1960年他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杂志上发表了《往世回忆的证据》一文，举世哗然。后来被誉为是现代西方轮回研究的开山之作。1961年，时年43岁的史蒂文森得到私人基金的支持，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对“人世轮回”的研究。他奔波于世界各地，收集、整理和验证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轮回案例，记载的案例近3000个，发表了十本专著和几十篇学术论文。特别是他的著作《二十案例示轮回》(1966年)、《记得前世的儿童》(2001年)、《轮回转世与生物学——于此相逢》(1997年)、《轮回转世与生物学：胎记和先天缺陷的病因》(1997年)等，均成为西方的畅销书。而根据几次盖洛普民调的结果显示，已经有至少1/4的西方人相信轮回转世说，并且这一人数还在不断上升，这种趋势恐怕和史蒂文森离不开。

斯蒂芬逊教授在主页上向父母们建议，如果孩子在年纪幼小的时候说出下列话语，应该引起父母的警觉：

"You're not my mommy/daddy."

“你不是我的妈妈/爸爸”

"I have another mommy/daddy."

“我有其他妈妈/爸爸”

"When I was big, I ...(used to have blue eyes/had a car, etc.)."

“在我年纪还大的时候，我曾经……”（或者是我过去是蓝眼睛/我过去有汽车，等等）

"That happened before I was in mommy's tummy."

“那件事发生在我在妈妈肚子里以前”

"I have a wife/husband/children."

“我有妻子/丈夫/孩子”

"I used to...(drive a truck/live in another town, etc.)"

“我曾经驾驶卡车/住在另一个城市等等”

"I died ... (in a car accident/after I fell, etc.)"

“（在车祸之后/掉下来后）我死了……”

"Remember when I ...(lived in that other house/was your daddy, etc.)"

“记得当我曾住在那栋房子里/曾是你的爸爸，等等”

斯蒂芬逊把幼童类似的记忆称为“往生体验”，他的研究机构建议世界各地的父母如果发现孩子有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参与他们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遍布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南美洲、欧洲、西亚和东南亚。他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具有前生记忆能力的儿童和少年。这些人有的能叙述自己前生的遭遇,有的能认识自己前生的家属朋友, 有的会讲前生在其它国家讲的语言等等。他的代表作有 20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20个轮回案例】, Where Reincarnation and Biology Intersect 【轮回学与生物学的融汇】，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A Question of Reincarnation【从具有前生记忆的孩子研究轮回问题】。他对每一个案例,都本着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茍地访问、调查、核实, 并且连续多年追加调查。他证实轮回的科研成果在美国乃至世界精神心理医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例如，美国一个医学杂志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神经与大脑疾病研究杂志】一位Dr. Harold Lief的博士曾对他有这样很高的评价: “如果史蒂芬森博士不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错误, 则他必是二十世纪的伽利略。”

图：斯蒂芬逊

斯蒂芬逊的案例之一: 今生印度女孩认识前生家属

这个案例出自于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史蒂芬森教授的一篇科研著作【20个轮回案例】,初稿发表在1966年美国第26届精神学研究协会的会议专辑中。我所读到的是他1992年的第三次修订本。

案例中讲的这位印度女孩名叫丝娃拉特(Swarnlata), 1948年3月2日出生, 家住在印度一个叫盘那(Panna)的城市。四岁时便能叙述自己前生的遭遇。她说自己前生是住在印度另外一个城市凯蒂利(Katni)，一户姓帕沙克(Pathak)家的母亲。这两家根本不相识, 所在的两个城市也相距很远。有一天, 丝娃拉特的父亲带她路经凯蒂利城, 丝娃拉特突然建议说一起到她“自己家”里喝个茶, 她 “家”就在这附近。

史蒂芬森教授和他印度的一些教授同事开始对这个案例作研究调查。他们按照丝娃拉特的指引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帕沙克家, 根据丝娃拉特所说的情况进行核实。丝娃拉特说自己前世是这家里的母亲,名叫比亚(Biya), 1939年去世,留下先生和两个儿子。史蒂芬森教授他们带丝娃拉特到帕沙克家,她一到那家里就认出自己前生的先生和儿子,并且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家人的名字, 还能认出先生家,娘家的亲人。史蒂芬森教授和同事们为了测试丝娃拉特把她前生的儿子领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她竟然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个儿子的名字叫迈利 (Murli) 。教授们为了试探她,故意说这不是比亚的儿子, 而是另一个人。没想到丝娃拉特一点也不受思维扰乱, 坚持说这是她的儿子迈利。当小丝娃拉特单独同前世的儿子在一起时, 虽然自己年纪很小, 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母亲对儿子的关怀。更有趣的是, 小丝娃拉特说出前世先生的一个隐私, 说她先生拿了她钱箱里的1200卢比没有还, 这件事只有她先生知道, 其它人都不知道。后来她先生也承认。所以我们要知道, 不可欠债不还,以为没事,前生的债主还是会找上我们的。

大家可能注意到,前生这位叫比亚的母亲1939年去世,可是丝娃拉特这一生是1948年才出生,中间隔了9年。这9年中她到哪里去了? 丝娃拉特自己说出来, 她在1939年去世后,先投胎到孟加拉国(Bangladesh) 的一家庭里成为一个小女孩,那一生九岁就死了。紧接着在1948年到这一生出生成为丝娃拉特,时间上刚好接得上。丝娃拉特平时很喜欢唱前世孟加拉国的乡歌, 用孟加拉语来唱, 而且随着自己的歌声跳起孟加拉国的乡村舞蹈。丝娃拉特家里没有人懂孟加拉语, 也不知道她在唱什么跳什么, 只是看到她很自我陶醉于其中。后来史蒂芬森教授同印度几位教授来观看丝娃拉特的歌舞, 有一位印度教授懂孟加拉文, 把歌词纪录下来, 歌词是讲农民丰收的欢乐和赞美自然的。史蒂芬森教授一行人拿着歌词找到孟加拉国丝娃拉特前生所住的地方去证实,果然是当地人喜欢的乡村歌舞。

这位丝娃拉特的印度姑娘头脑非常正常,并不是乱说胡话。史蒂芬森教授一直保持与她的联络。她学习很好,19岁就在印度的大学毕业获工程学士学位，21岁获工程硕士学位, 而且23岁便开始在印度一所高等学院任教。

这个故事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一度被当成编造的故事或者花边新闻。但下面的事情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因为内容源自权威学术杂志。斯蒂芬逊教授于1993年在美国《科学探索》（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7:403-410）杂志上发表了这篇题为《胎记和先天缺陷与死者所受伤吻合》（Birthmarks and Birth Defects Corresponding to Wounds on Deceased Persons）的论文，这篇论文也发表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的第十一届社会科学年会（1992）上。斯蒂芬逊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后认为，人身上的胎记与前世受到的刀伤、枪伤、致命伤有关，身体的先天缺陷也与前世的遭遇有关。

论文引用下图进行说明：

图一

图二

上图一，是斯蒂芬逊在印度的一个研究对象的胸部胎记照片，这个印度孩子声称自己的胎记是在前世遭受枪支近距离射击所致，这枪使他的前世Maha Ram身亡，转世后成为了他。斯蒂芬逊通过艰苦的查找，最终找到了Maha Ram死亡时法医提供的验尸报告，发现伤情与胎记完全吻合。此外，他们还找到一个土耳其男孩，他的右耳畸形，宣称是前世受到枪伤所致，随后斯蒂芬逊找到了死亡多年的男孩前世的医院记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详见论文原文http://www.childpastlives.org/library_articles/birthmark.htm

斯蒂芬逊关于轮回研究的著作、论文汗牛充栋，英文好的朋友可以利用google等搜索引擎查找一下相关的内容。我建议大家用维基查看一下他的一些经典论文，并到美国相关SCI杂志网站查找一下论文原文，以传闻出现失误。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青年参考》在发布相关新闻时，特别在文后用一段文字指出有学者否认斯蒂芬逊的观点，认为他“胡扯”。但我发现，这段文字是编辑为发表文章后不引来麻烦而特地加上去的。否认斯蒂芬逊的家伙似乎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欧美科学界对斯蒂芬逊学说的认可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

除了斯蒂芬逊，西方有大量学者从事轮回学研究。比如美国迈阿密西奈山医疗中心主席,著名精神心理学医生布莱恩·魏斯博士(Dr. Brian Weiss)。他197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M.D.),曾在彼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任教,并从事临床心理医疗30多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是现代精神心理学,尤其是轮回学的权威。此外，还有国际心理回归治疗学会副主席、美国著名精神心理医生瑞克·布朗博士（Dr. Rick Brown）。

其实，轮回学的相关研究，国际上已经进展到比较深入的地步。问题是，在国内这一研究根本是难以开展的，相关报道也是很少的。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看原文。其实轮回也许并非超自然现象（Super Nature)，而是现代科学尚未研究透彻的自然现象吧，在这一现象被全人类认可以前，我们不妨姑妄言之姑妄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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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们国家的新闻界，有些同行在做新闻编译时总是抱着一种想法——反正文字是翻译成中文的，老外看不懂，因此添油加醋，灌水胡诌也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胡编乱造，说自己采访过谁谁谁。这种缺乏诚信的国际新闻报道方式，使一些读者丧失了对此类新闻的信任。在看到一些耸人听闻的国际新闻报道时，总是会说：“多半是编的吧？”

世界是如此广大，每天这个地球上有那么多的趣事在发生着，作为编辑、记者，用草率的方式处理这些新闻，使读者对世界产生隔阂和陌生感，实在是一种犯罪。从4年前进入新闻晨报开始，我参与了许多国际新闻报道工作，在我大多数的采访中，我杜绝把外文资料拉过来原文编译的不负责任行为。从陈丹蕾案、荷赛照片造假案等案件开始，我无数次在凌晨连线地球另一端的警察局、法院、学校、私宅，为上海的数十万读者取得第一手新闻信息。当然，因为新闻晨报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也得以在一些时候出现在地球表面的一些新闻现场，比如，在印尼地震发生后，我就站在隆隆作响的莫拉皮火山口附近过；在埃及人发现埃及艳后墓入口时，我也曾与埃及文物之父面对面对话；奥运前，我在最具争议的苏丹共和国采访他们的奥运代表队，喝当地的特色汽水帕切亚诺斯。

等到所有纷纷扰扰的社会新闻事件已经成为例行操作后，我开始对终极问题产生兴趣，我的目光开始转向家谱、人类起源、战争史、民族史、超自然现象等领域。记者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职业，在职业记者的报道生涯中，能触碰到这些领域是激动人心的。当然，这些选题受到种种因素的局限，未必能够完全通过，但在这一过程中我的求知欲获得的满足，以及人生经验的提升，相信对我的报道能力的提升是巨大的。

在我的Hotmail邮箱里，塞满了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一线科学家提供的最新信息，有美国的蒙古学者和我探讨蒙哥大汗是否死于钓鱼城炮火的邮件，也有欧洲的环境学家与我探讨两极冰雪融化的灾难问题，更有IPCC主席亲笔写给我的复信。比较有意思的终极问题报道，以去年做的《人类正在加速进化》为例：http://community.highai.com/blogs/jeanjark/archive/2007/12/12/420754.aspx

记得古希腊人曾在石头上刻下“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这样简单但哲理深刻的谚语。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人类社会为职业的文字工作者，对于历史、人类学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当我的学习、采访不断向我揭示出2万年来人类可以确信的迁徙脉络，描述出华夏族与汉藏语系其他民族分野的过程，描述出我的家族从华夏早期部落中开派、繁衍、迁徙的历史，描述出人类DNA突变与族群、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我感到无比快乐。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是普及型的读物，它也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无法像一本民国版的《中国民族史》那样客观地讲述自上古以来中国各民族繁衍、战争、融合的历史，我不得不自己去阅读类似《中国古代民族志》这样的文本。中国历史向来是国史、方志、家乘相结合的复合体，当我翻开自己的家谱，对比小学大家段玉裁先生编写的《富顺县志》，再征之《新唐书》、《宋史》等国史，那种契合的快感是难以言喻的。在这个全民族集体对历史失忆，全民族集体丧失道德和文化传承的时代，我能够清晰地获悉自己家族的繁衍历程，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与煌煌国史相互作用的故事，更是一种幸运。换而言之，如果一个记者想要真正透彻地观察社会现象，怎么能不清晰地去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社会起源、变迁的背景呢？也许有些小角度的新闻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但要做出真正优秀的深度报道，是要有一定的文史常识的。这种常识，应该尽量少受意识形态、教科书和主流观点的局限，而应该广泛地采集不同学派、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的文本的营养，从而对事实构建起最客观的认识。

朝鲜看不起中国人的真正原因

朝鲜使者眼中的易服《大明衣冠何处？》

作者葛兆光
大明衣冠何处？　　　　葛兆光

作者简介：葛兆光，1950年4月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引子:不易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历史的痛苦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日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 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记忆 　

－－　这是“明朝遗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国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满清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唏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满清的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理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是的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 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使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同样以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缺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喘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近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醒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荣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就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会时时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荣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奢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汉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有戏台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这种以为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资，痛哉”。不过，稍候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只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在各种《皇清职供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引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高的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　边缘有边缘的模糊，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启示。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族官员觉得“清国即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轮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了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识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皆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谦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剃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揭秘：“神七”航天服用CDMA通信

刘国宁研究员

现场

        太空服怎么通讯？用CDMA（不是做广告）
         之前一直疑惑的一点是，太空员在真空状态下怎么听舱内指挥呢？难道是把对讲机装头盔上？（太异想天开了）。刘国宁研究员告诉我，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服和从俄罗斯引进的“海鹰”舱外服从性能和功能上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外观上有一定区别。“当然俄罗斯的舱外服已经在国际空间使用过，所以他们的服装是很成熟的产品。而中国的服装是新研制，是第一次投入使用。刘国宁说，国产航天服的通讯系统采用CDMA制式，与普通民众使用的CDMA手机通讯方式类似，但频段不同。而俄罗斯航天服的通讯还采用比较陈旧的模拟方式。”

谁状态好谁出舱行走
       穿国产太空服还是进口太空服的航天员先出舱？刘国宁研究员说：“这个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两位航天员的身体状态和服装的状态。其实两位航天员所处的‘卸压’后的飞船轨道舱内外的空间状态是一致的，都是真空状态，所经受的环境考验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在轨道舱内航天员的舱外服要求就可以降低。到时候究竟是哪一位航天员在舱外，很可能就是临机决策。”
       刘国宁同时介绍，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间虽然预定是20分钟，但由于要在舱外进行太空行走和航天服测试，还要取回润滑实验装置。如果没有万一按照预定时间完成舱外活动，我们的太空服的设计也足以支持继续活动，推迟返回舱内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他同时说，航空员在舱外系着安全绳，该绳起到将他固定在飞行器上的作用。完成太空行走后，航天员会自己拉着绳子“像登山一样”返回舱内，而不是由舱内的航天员拉回来。

图：神七太阳能电池阵

在太空中做润滑、电池实验
    航天员在出舱后将进行一些科学实验。林西强说：“主要是润滑材料实验和太阳电池片实验。前者是在空间环境下进行地面无法进行的实验，空间的温度、压力是地球上无法想象的。在空间环境下，轴承之类的原件可能会出现转不动等故障，这时就要采用一些特殊的润滑材料，这次我们利用神舟飞船发射的机会，搭载了一个相关的特殊实验装置。太阳电池片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卫星、飞船是离不开太阳能电池的支持的，太阳能电池在太空环境下受原子氧侵蚀非常厉害，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因为从前不可能把太空中的电池片带回地面。这次利用太空行走的机会，我们会把它取回来，这对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神奇的“神七”润滑油
       为了抵御太空特殊环境威胁，专家们特意为神七生产了一种特殊的润滑油，可抵御上千度高温，专家介绍，这种润滑油还有灭火、防辐射的功能。飞船升空后将在341公里的高度绕地轨道飞行，穿越大气曾摩擦会产生极高的温度，“但是这种航天润滑材料耐高温的程度甚至可以达到上千度，它的稳定性达到了可以阻燃的程度，且不会受温度和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性能。”
       宇宙辐射更是无孔不入，这种具有放射性的宇宙粒子能够伤害航天员的身体和损坏设备。虽然飞船和宇航服材料都有防辐射的功能，但是各种材料接缝处难免会有漏洞，因此就要涂上一层可以抵御宇宙辐射，也可抵御各种有害物质的侵袭润滑油。
       另外，专家门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可以让航天员自由呼吸的一种润滑油，王军向记者介绍，在航天服呼吸保障系统的供气阀门上，使用了一种特殊滑油脂——可以通过调整其化学成分，可以改变润滑油脂受力大小的极限。利用这种特殊的性能，可以为航天服呼吸系统设定精确的气流力度，只有氧气的输送力度符合要求，气阀才会开放，这样航天员在舱外呼吸将会更加舒适。

华人太空第一人提醒：注意空间碎片
       1985年4月29日，美国宇宙飞船“挑战者”号载着7位科学家和2只松鼠猴及24只白老鼠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宇宙飞船上5位科学家中包括2名医生、2位物理学家和1名化学工程师。其中两位物理学家中的一位就是王赣骏——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华人，也是第一位在太空从事自己设计的科学实验的科学家。目前，68岁的王赣骏是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居住在美国田纳西州。昨天凌晨我电话采访了王教授。
       王赣骏说，太空中的“太空垃圾”碰到飞船没有大碍，但是宇航员出舱时，如果层层保护的太空服被空间碎片完全击破，低温状况下人很快就失去知觉，甚至出现生命危险，他提醒中国宇航员予以重视。“我们搭乘的飞船有公共汽车大小，返回地面时，表面被太空碎片撞出了许多凹陷，用手取出这些碎片，发现都是类似空间陨石的东西，也有人类抛洒的太空垃圾。有一次美国宇航员发生了太空服被击穿外三层的情况，只有最里面一层还在工作，如果最后一层也被击穿，那结果真是不堪设像。”
       据了解，人类、大猩猩和犬类都可以在太空中生存，但持续的时间仅仅只有几分钟。数分钟后，这些动物肺内的空气开始膨胀，血液中的气体开始变成泡泡，嘴里的唾液也开始沸腾。不过刘国宁介绍，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为此太空服设计了主、备层，即使主防护层被击穿，备用防护层也会自主发挥作用，“我相信不会有任何问题。”

探访“神七”新闻中心

        昨日下午，晨报记者进入正在为“神七”记者服务工作进行最后准备的“神七”新闻中心。设在复兴路中央电视台老大楼附的该新闻中心，位于梅地亚中心二楼多功能厅内。记者走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在为“神七”新闻报道大战进行最后准备工作，所有电视、广播信号设备都已布置到位，鲜花被一盆盆摆到主席台前。现场的色调温暖柔和，座椅间距合理舒适，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亚视等媒体的记者已经抵达现场备战。
        晨报记者在现场获悉,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新闻中心将从今日上午9时开始正式对中外记者提供服务。新闻中心将为中外记者免费提供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有关公共广播和电视新闻信号,现场提供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专家解说,免费提供宽带上网和发稿传输服务,提供有关新闻资料服务。前来采访的记者在换取新闻中心采访证件后，可在新闻中心内展开采访活动。梅地亚中心餐饮部还为记者准备了茶歇点，免费提供点心和茶水，后勤服务十分细致。
        正在现场指挥布置工作的中国记协办公室主任王保华告诉晨报记者：“‘神七’新闻中心是由中国记协牵头组建，参与单位包括中宣部、总装备部、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国台办。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成立广播电视信号服务组。中国网通负责为现场提供网络、电信服务，现场的记者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电话、有线和无线网络服务。记协是一个服务单位，我们的责任就是为记者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对许多境外记者来说，今年是第一次有机会采访涉及中国航天机密的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工作。本次“神七”新闻采访工作的相关要求是：香港和澳门常驻内地记者凭常驻内地记者证即可;台湾记者凭台湾记者采访证即可;外国常驻中国记者凭外交部新闻司颁发的外国常驻记者证,临时来华记者凭中国驻外使领馆签发的临时记者签证(J-2签证)即可。
       近日，由中宣部组织的百余名神七报道记者团成员乘专机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后，还将有部分境外媒体记者获准到酒泉采访此次神七发射，他们将被允许参加发射前航天员乘组的中外记者见面会。总装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贺天成证实，这是我国神舟飞船发射首次向境外媒体开放采访。在新闻中心进行准备工作的数名境外记者对本次“神七”记者服务工作赞不绝口，“我们是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采访中国航天发射，现场感能让我们的报道更细致出色。新闻中心的所有服务都很棒，我们的工作非常顺利。”

吴敬琏夫人回应：“他除了工作和国家没想过别的”

近日，少数境外媒体报道“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调查”。该消息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8月29日刊出声明公开辟谣，称该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为了解此事真相，我昨日电话专访了吴敬琏夫人周南，获悉了吴敬琏家对此事的最新回应。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至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末因力挺市场经济而被取了“吴市场”的绰号……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近日却因少数境外媒体的报道身陷“间谍门”谣传。

        8月29日，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带离调查。”当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首页发布声明，“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落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时间是“2008年8月29日下午”。

        8月30日，吴敬琏出席了在北京顺义一家宾馆举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他在会上说：“四天前在外开会就得知了这个谣言，觉得莫名其妙，一直没有理会，没想到愈演愈烈。”面对新京报的记者，吴敬琏表示对传谣者的动机“很有疑惑”。他觉得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值得研究，“到底是什么人在传谣？”昨日下午，我专访吴敬琏夫人周南，与吴敬琏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周南针对此事件进行了回应。

昨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吴敬琏先生家，夫人周南接起电话。不久前，吴先生刚刚到我供职的解放日报集团文化讲坛做客，提起当时的事情，周南女士还有些印象。同为学界泰斗的周南对丈夫的事情进行了回应，她告诉记者，这两天吴敬琏正忙着编书，“出版社催稿呢，暂时没法直接接电话，请您原谅。”说这番话时，周南语气平静，记者能听出她言语带笑意，似乎心情没有受到谣言的影响。周南说：“不清楚是谁在传播这样的谣言。我听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莫名其妙。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电话问过，想知道谣言可能是谁传出来的，但我们也没有方向。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走法律途径解决这事，他太忙了。”
周南说，吴敬琏的性格可能是造谣者造谣的诱因。“他说不能违背良心和规律，说一些奉承的话、迎合的话，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周南回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争议颇多。“吴敬琏也是顶住这个风，他当时写了一本名为《论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书，许多出版社本来要出那本书，但是都提出要把‘市场经济’四个字删掉，他说‘要删掉我就不出’。北京的财经出版社由社长、主编、编辑共同签字出了这本书。后来书没有出多久，邓小平就南巡讲话，这本书一下子也就脱销了。”周南说，从前吴敬琏“吴市场”的外号是带点贬义的，但历史证明了吴敬琏的爱国赤诚。

           周南回忆，在最艰苦的年代，吴敬琏选择了祖国，“他除了工作和国家没想过别的。”吴敬琏1948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念了没多少时间，就生病休学，前往香港去和母亲会合。在国统区，吴敬琏一直偷偷听延安的电台，对中国共产党十分认可。1949年4月中旬，在夏衍的安排下，吴敬琏和母亲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
        在第一次放弃优越条件回到国内后，吴敬琏努力学习经济学常识，“当时想的是一个新的国家需要经济建设。 ”然而，文革中断了学业，直到1978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社科院派吴敬琏去希腊出席一个国际研讨会，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完全听不懂人家讨论的问题、说的话。因为我们国家封闭这么多年，资料又缺，所以他回来以后就非常着急，开始自学经济学。他觉得一定要出去做些研究，看看别的国家的情况。他最早是1979年那时经济学还是文科，我们家住在师大（我估计是北师大），就在师大听高等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我也请我们数学系的教授个别辅导，他觉得一定要发奋努力赶上。”
        说干就干，要补的第一门课：高等数学。48岁的吴敬琏成了北师大数学系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两门课的本科旁听生，上课认真做笔记，回家又做作业，并让夫人帮他请了个讲师来家给他开小灶。1983年1月吴敬琏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他的身份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赴美访问学者，但53岁的他，拿着个笔记本，从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到研究生的讨论会都认真参加。周南向记者回忆：“他出去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已经是教授了，结果因为语言问题，参加讨论这些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真的是非常刻苦非常努力。其实他是作为访问教授出去的，但是为了真正观察美国社会、美国经济运转，他放下架子，去听大学本科的课、参加研究生的讨论。我是在他出去一年后，也到的耶鲁大学访问的，跟他在美国生活有半年多。那时他的同屋就给我说：‘你来了赶快他改善下生活吧，他天天吃清水煮白菜！’他没有时间考虑吃的问题，就像海棉一样不停地吸收知识。我去以后，才开始改善生活。”
        周南说，丈夫对祖国的热爱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因此吴敬琏和她都不怕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