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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国内部记者郭翔鹤的新闻博客门户,行走中国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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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搞笑而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组图) 2008-7-26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批简化字(共853个)公布,立即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经历此事的网友回忆说:1977年12月20日,第二批简化字(共853个)公布。那时我正上小学,有一天写黑板报,标题大字有“永攀高峰”四字,因为“攀”字笔画太多,写成黑体笔画全粘在一起,于是我便写成刚公布的简化字“”,没想到刚写好,就招来正好路过的老校长的臭骂:“你写那是什么字?是汉字吗?”后来我才知道,“二简”公布后遭到了方方面面的批评,批评最尖锐的是将“展”简化为尸字里有一横,人们说是“暴尸于市”……

         1978年4月,教育部发通知教材停止使用“二简”;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停止使用“二简”。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宣布废止第二批简化字,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想来,古人看到今天我们写的简化字,大概也会像老校长一样反应吧。第一批简化字不也有顺口溜么:“厂(廠)房全空,开关(開關)无门,亲(親)人不见,爱(愛)不存心”,就是批评某些简化字不合字理。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能读懂竖排古书,能够读懂华夏经纶,能够继承清以前在东方世界处于宗主地位的华夏传统文化?本科生乃至研究生中,连自己家家谱也看不明白的大有人在。

    不重视自己民族传统的的,就得不到世界的尊重。

  作者:郭翔鹤 评论(6)  阅读(187)  
  专访埃及“夺宝奇兵”,两年苦磨终见成果 2008-7-25




2002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扎西·哈瓦斯带领“多国部队”钻探胡夫金字塔内石门,引起举世关注。晨报记者王力为当时飞赴开罗,全程报道此事,是当时在现场为数不多的华人记者之一,当时的报道可谓经典,至今还悬挂在解放大楼18楼的镜框内。
王力为之后,2005年底又传出哈瓦斯将再度钻探石门一事,时任国内部主任的杨海鹰老师让我跟进。由于时间已久,王力为无法与哈瓦斯先生立即取得联系,这个采访变得异常艰难。哈瓦斯本身是埃及文物界泰斗,西方主流媒体欲专访他也十分困难,何况从未与之联络过的我们?当时我多次拨打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办公电话,对方一直已“尚未确定钻探计划”为由拒绝采访。后来我专门申请了公函,发到中国驻埃大使馆请求协助,经过多方联系,对方依然不愿接受采访。又过了一个多月,西方媒体曝出第二次钻探胡夫金字塔的机器人将由新加坡、香港的技术人员联合开发。利用新加坡旅游局邀请到新短暂采访的机会,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宣传负责人见了面,请对方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随技术团队前往。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对方却答复:哈瓦斯还要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机器人中进行挑选,迟迟未做出最后决定,因此建议我静候消息,且让我不要直接与哈瓦斯再联络,以免使哈瓦斯对新加坡的项目产生不好的印象。这个时候,我转向联系香港牙医伍士铨——此人虽为港之知名牙医,但业余喜好发明,他制造的岩芯取样工具,借鉴了牙科器具,居然被用在欧洲“猎兔犬”太空器上。这一发明引起了哈瓦斯的兴趣,因此决定与之合作。我决定对伍士铨进行专访的同时,撬开通往哈瓦斯办公室的大门。
2006年2月,我飞赴香港,住在港大内的HenryBlack酒店,请了同事徐惠芬的老同学黄烨丹与其香港男友胡超川做粤语翻译,与伍士铨相会于牙科诊所。双方详谈甚欢,我发回了两个整版稿件,但回国后伍士铨却难于联系上了。后来得知,他和新加坡的机器人项目都没过关,第二次机器人钻探金字塔的尝试便无限期拖延了下去。后来我虽然时常关注哈瓦斯的个人网站,但始终没有找到代表新闻晨报再度与他见面的机会,这种状况持续到今年年初。
今年3月,英国卫报(和哈瓦斯合作最密切的西方媒体)报道称,哈瓦斯在亚历山大附近的泰波西里斯古城发现了埃及艳后墓道。我当时的判断是,此事新闻价值比胡夫金字塔钻探还要大——其一,埃及艳后故事曲折离奇,可写之处多于胡夫;其二,埃及艳后的美艳举世闻名,这样的美人见诸报端,也会引起读者莫大兴趣。这时我萌发了再度联络哈瓦斯,对埃及艳后墓的相关情况进行专访的念头。
为了在报选题前能够取得更确切的承诺,我又拨打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联络电话。对方要求我先把问题发过去,然后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我把提纲按部就班发送后,对方过了一周答复说:哈瓦斯先生已经对外辟谣,目前艳后坟墓尚未最终确定位置,目前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出于保护目的,已经封锁了泰波西里斯古城。对方又一次婉言谢绝了我的采访请求。
当时的心情非常失望,但转念一想,所谓“封锁”,大概是害怕在漫长的夏季停止发掘的过程中,媒体的炒作报道引起游客或者居心叵测者前去探察遗址,影响以后的发掘工作。为此,我花了一定时间撰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长信,历数新闻晨报五年来对哈瓦斯先生的关注,同时表示,我们是华文媒体,透露再多信息给我们,对英文媒体和阿拉伯文媒体的影响也不会大到引来盗墓者的程度。我还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是正常的,希望哈瓦斯先生能理解中国读者和媒体的迫切心情。
又经过大半个月的漫长等待,终于等到了哈瓦斯先生的回信:同意你于今年7月来埃专访,我7月16日前后有空。
终于,在离上海万里外的开罗Zamlek湖心岛,在绿树掩映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大楼,我见到了两年来一直渴望见到的埃及“夺宝奇兵”——被西方媒体称为埃及的印第安那·琼斯的扎西·哈瓦斯。见面是愉快而顺利的,哈瓦斯为我带给他的京剧人物曹操像、工艺筷子而惊喜,也回忆起5年前与力为见面的情景,更谈起2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埃及时与自己畅谈中埃文明的故事。
等待了两年,终于得到了对他的专访机会,更打开了未来通往埃及艳后陵寝的通道,努力终究没有白费。
  作者:郭翔鹤 评论(1)  阅读(141)  
  袭警案凶犯的暴力人格分析 2008-7-3

小杨家门口的烟头与取证手套


小杨家窗户上的破洞被用塑料布糊住

        此次上海袭警事件发生时,我身在北京,跟着几位同行对行凶者小杨的生活情况进行了了解,事后相当感慨。一方面,六位无辜民警的牺牲让我深感哀痛——以他们的年纪,大多是家里里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遭遇这样的横祸,不论是否警察都是人间惨剧了。而小小年纪就能做出这样的凶案,其下手之冷酷、决绝,真是嗜血多年的凶手也难以企及的,究竟是怎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歹徒?他是一贯行凶,还是长久的压抑之下犯下凶案?我想通过我的见闻进行一番解答。
       昨天我先去了某胡同的小杨父亲家。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小胡同,宁静的街道,夹道的梧桐,拉着家常的大妈,老杨的家就住在胡同中段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小岔口里。打开门,看到一位比小杨胖一些,头发花白但眉目相像的大叔,看了我的介绍信后他非常紧张,连声说“这事儿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你去问派出所……”屋里有一位抱着京巴狗的女子,应该是老杨十多年前和小杨母亲离婚后的续弦。我再三说明,我个人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如果有什么想法,起码在上海我还是有办法打听一下的。但老杨始终躲闪回避,两口子合力把我轰出家门后,老杨穿上一件蓝色的短袖衬衫,骑着自行车匆匆离家,整个下午都不知去向。见我还在门口徘徊,杨妻又出来说:“这事和我们没关系,你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再留在这里我就不客气了!!”
        沟通失败了,我心里有点难受,如果我出了事情,我的父亲对我这样,真不知会是何种感受。
        下午我去了小杨母亲的住处,也就是小杨父母离婚后的居所。这是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的一个安静的小区,我在错综复杂的门牌下转了半天,终于来到他们楼下。小杨家房门紧闭,门口一地烟头,地上还有警察取证后留下的塑胶手套。辗转找到了了解情况的一位邻居,才知道小杨的日常生活情况。小杨家对面的邻居是某部委的一位退休老干部,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被小杨母亲骂得已经无话可说了。
        “邻居上下楼声音稍微大点,小孩子跑一下,进出个门儿,杨母就立刻开门辱骂,言语不堪入耳。楼上走动一下,她也会剧烈地敲响暖气片。因为杨母老把垃圾堆在对门家门口,老先生出来提意见,结果从此就得罪了杨母和小杨。杨母从此经常把啤酒瓶扔出来砸碎,邻居把楼道打扫干净后,她又撕一地的碎纸。一次,双方发生冲突后,身高近一米八的小杨冲出来就飞腿踹老先生家防盗门,防盗门竟然变形打不开了。110、居委会多次来试图解决,不见杨家有所好转,只好劝说邻居忍忍这对孤儿寡母。
        离开小杨家的时候,我看到他家与邻居相比显得贫寒的窗口,玻璃上有一个大洞,被用塑料纸糊住。这时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离婚后的杨母独自带着孩子居住,其寂寞痛苦可想而知。我曾经和这样家庭出来的一个男孩接触过,尽管他工作刻苦努力,但脾气暴躁,人际沟通能力低下,经常采取极端的语言和手段对待同事。究其原因,还是整天和脾气乖戾的母亲居于斗室,经常受到言语、身体暴力的威胁,又没有父亲的男性人格影响,缺乏男子汉豁达的胸襟,遇到挫折很容易走极端。
        家庭条件不好而且不完整,小杨惟一的朋友就是一部单车,他骑着单车在北京大街小巷散心,看着城市人来人往他才感觉好受很多。他每天搬着自己的车上楼下楼,长久把楼道的墙壁都刮花了。后来他到了上海旅游,结果因为单车的事情断送了自己和六位无辜者的未来。希望这个案件让社会关注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疏导和帮助,尽管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但对孩子的关注能让我们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作者:郭翔鹤 评论(13)  阅读(501)  
  史上的假新闻图片 2008-6-30
注:本篇博客多数图片来自plyuci的论坛帖子,也有一部份是本人采访过的事情。

国内部分:


上图:获奖图片





上图:同行拍摄的图片

2006年,深圳一位摄影记者的《中国农村城市化改革第一爆》在国内比赛中获得金奖,后来被发现他用PS软件挪动了大楼,使画面更好看了。

此事件是我全国首发。




2004年,武汉一位摄影记者拍摄的《非典时期的婚礼》获得国际新闻摄影比赛三等奖,后画中男女说是被其雇佣的模特,并非新人,并将记者告上法庭。不过,这位记者后来发愤图强,第二年用实力再次获得了该奖,不久又获得CFP金奖,可谓过则勿惮改,诚君子也。

此事当时我曾多次往返武汉采访。




2008年:台湾的《自由时代》杂志刊登了教皇接见一个商业代表团的照片。其中,竞争对手《联合新闻报》发行人王晓兰映像被抹去了。《自由时代》的一位记者说,去掉王晓兰是因为“她是否出现在照片上并不重要。为了更好地展示这幅照片,不得不进行缩小。”




《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一图,在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并获得CCTV《影响2006》年度新闻图片铜奖。经查证核实,以及摄影记者本人确认,为PS合成图片。




2004年,美联社发布了这样一张图片,后被发现被人用PS软件将水位从人膝盖提至接近腰部。美联社称,这张图片是中国陕西的一位记者提供的。




今年,哈尔滨一记者华赛金奖作品《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被认定为假照片,华赛组委会决定取消照片获奖资格。




2004年12月30日,加拿大西南部城市卡尔加里市颇有影响力的《卡尔加里先驱报》在其头版刊发了一张触目惊心的“独家海啸照片”,照片中数米高的浪潮正向人们席卷而来。该照片引起巨大轰动。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后证明该照片并非是在12·26印尼“世纪海啸”中拍摄,而是2年前于中国杭州拍摄到的“钱塘江潮”!这是假事实配真图的另一案例。(因为是国内的事件,放在国内部分了)




 上图:PS后的图片



上图:PS前的图片

人民摄影报第十六届(2007年度)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在网站上公布的评奖结果中,有一个是非突发新闻类金奖―――组照《为什么不回家》。后评委会收到作者的声明,称组图中有一张经过PS的图片(作者承认这组作品第七号照片的天空是经过加工拼接的),主动申请取消获奖资格。




1936年,博古被从与毛泽东的合影中抹去。


国际部分:


1814年,法国人约瑟夫.尼舍福.尼埃普斯拍摄了第一张照片,不久便出现了对原始照片的修改和加工,使得“眼见为实”不再成为真理。历史上第一幅造假照片是在1860年。这幅林肯的照片实际上是在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的身体上安了林肯的头。



1865年:著名的摄影家马修.布莱蒂(Mathew Brady)拍摄的歇曼将军(General Sherman)和他的同僚们。照片中最右面的富兰西斯.布莱尔将军(General Francis P. Blair)是后来加上去的



1930年,一个失宠的人民委员被从与斯大林的合影中抹掉了。



1942年,为了突出其个人的“英雄形象”,墨索里尼将马夫从这张照片上抹去。

1970年,这张获得普利兹新闻奖的照片展示的是一位妇女跪在被国家卫队士兵开枪打死的示威学生旁,原始照片上妇女身后的一道围栏在发表时被抹去了。





1989: 电视节目周刊的封面将演员安•玛格丽特的身体嫁接给了奥普拉•温弗瑞。这一做法均未得到两位当时人的许可,后来安•玛格丽特的时装设计师发现了破绽。






1994年,这是时代周刊封面在辛普森涉嫌谋杀后刊登的照片。原照片是警察局的登记照。时代周刊被指故意将辛普森弄得“黑暗”,“邪恶”。




1997年,58名旅游者在埃及一所寺庙中被杀,瑞士一家报纸将一摊水迹篡改成红色的血流。



2000年,威斯康辛大学为了展现其录取学生的多元化,将一个黑人学生的影像加入一群白人足球迷当中。





2003年,拍摄这张英国士兵帮助伊拉克平民隐蔽的是从事新闻工作30的洛杉矶时报记者布莱恩.瓦尔斯基。该照片刊登后瓦尔斯基即被解雇,因为报社主编发现这张照片是由两张不同照片拼接而成。




2004年,小布什竞选时所用的宣传画,也是用电脑做了移花接木的处理





2005年,今日美国刊登的这幅国务卿赖斯的照片受到读者批评。之后主编解释说,在对照片进行亮度和清晰度修改后,赖斯的眼睛变得有些不自然,这一结果是不符合我们编辑准则的。




2006年:著名印度影星 Khushboo 控告《男人帮》杂志将其头像嫁接到另一个模特身上。虽然《男人帮》杂志做了道歉,Khushboo 坚持打官司。她说:“任何把女人作为商品并进行剥削的人都要收到惩罚。我绝不接受任何庭外调解。”








《巴黎竞赛画报》刊登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度假的照片被动过手脚,杂志上的萨科齐看起来比在路透社原始照片上瘦,腰间赘肉神秘消失。 《巴黎竞赛画报》母公司法国拉加德尔集团的老板阿诺德·拉加德尔与萨科齐是密友。


《夏洛特观察家报》解雇了拍这幅作品的记者。该照片原始的天空背景是灰色的,现在看到的太阳和橘红色的天空是经过编辑软件处理的。施耐德同意将这一案列用来教育其它新闻记者恪守职业准则,他承诺:“我再也不会将我的照片背景修改的如此面目全非了。”

特别要说明,说本人这张图片造假是冤枉的!!



这张黑手印图片,是本人2005年在黑龙江沙兰洪水中照的,第二天上了新浪首页头条,第三天就被同行称为造假图片,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这件事真是比窦娥还冤哪,发一篇旧信函说说事儿吧。

 

XX老师:
您好!
    首先请允许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以新闻战线上晚辈的身份向你致以2006年的新年问候。
    ……
    这封信是应该写的,因为这不仅是作品作者本身在适当的时候对于自己所拍摄照片的真诚解说,也是一个晚辈向前辈的业务请教。在“黑手印”照片于2005年6月14日刊发在《新闻晨报》和《新京报》的头版之后,从长春《新文化报》的“手印打假”报道伊始,太多关于它们的风言风语在互联网和各类媒体上蔓延,即使是在初时对图片本身表示盛赞的安替等国内同行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也向我私下传递了对这些照片信心动摇的感受。对于新闻照片,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专业从事真实性鉴定的机构,我个人作为拍摄者更无法断定其真实性,只能通过讲述一些我所知道的事实的方式,请您和将来有可能看到这封信的人做一个客观评价。
关于“黑手印”的新闻价值,我不想过多说,本次我想着重讲我对其真实性的一些看法。我想,以下五点事实目前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所以我先将它们列出,随后详细解说。

1、“黑手印”是组照,并非只有两报头版刊发并广为传播“四只手印”一张。我和李艳的作品中,有各种挣扎姿势的遇害者留下的手印痕迹(向死难的孩子默哀);
2、“黑手印”组照的真实标题应是“洪水过后,墙上留下的悲情手印”。我寄给您的光盘里,共有12张照片,参加的是突发新闻组照(SNS)的比赛,其中凡是以“黑手印”为主题的图片都署名“The tragic hand prints after the flood”(洪水过后的悲情手印),并在图片说明中援引《新闻晨报》6月14日头版首发照片时的文字说明“They belong to the students in first grade and the parents and villagers who came to save them”(他们的主人是1年级的小童和参与救援的家长、村民);
3、目前我们手头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录音及影像资料证明,“黑手印”组照中有部分手印是遇难小学生留下。
除了最初救灾解放军告知“墙上有孩子留下的手印”外,在我寄给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委会的参赛光盘中,有上海电视台提供的目击者4年级小学生赵明星现场讲述同学如何留下手印的录音资料。与我并肩参赛的《新京报》摄影记者李艳也有相关当事人录音资料。赵明星当时读1年级的表弟也证明,他曾目睹同学在挣扎中在墙上留下了“黑手印”。
4、尽管质疑声很高,但否认“黑手印”真实性的同行和网友,所依据均为个人经验判断和道听途说,目前尚无人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实证用以否认“黑手印”(包括“四只手印”)组照均不是遇难者所留。
5、找到所有所有手印的目击证人已经不可能,作为新闻记者,郭翔鹤和李艳在现场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寻找证据,他们所能够做的,是及时做出客观公正的图片说明并将照片传回报社。


    以上事实历经半年多的时间考验,至今无人能够否认。
    我个人的可能有些偏激的看法是,基于这五点事实,对于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的成人来说,质疑可以理解,轻易否认“黑手印”组照甚至“四只手印”真实性的行为都是违背现代公民所应拥有的常识的。同样,基于这四点事实,我有权利通过合理的手段向公众解说“黑手印”图片相关情况并采取措施维护声誉。

 

以下的文字,是我对“权威”的质疑。
    对于以上“四点事实”,我准备着重解说最后一条,那就是“目前没有人有能够作为呈堂证供的证据,说明任何一个‘黑手印’不是遇难者留下的”。就“洪水过后的悲情手印”的文字说明而言,我看不出它们假在哪里(14日京沪两报见报头版图片下方说明分别是“手印到处都是——有的大有的小,他们的主人是小童和参与救援的家长、村民”(新闻晨报)和“墙上的手印”(新京报))。
    我之所以用“法律实证”一词,可能因为是笃信黄仁宇教授所说“中国人习惯用道德评价代替法律”,并非是说我要与某人对簿公堂。
    我注意到,国内的摄影权威在评价“黑手印”时出言谨慎,相反倒是有不少与我一同在洪灾现场采访的同行在网上和媒体上广泛散播言论认为“一定是假的”。我个人觉得,在沙兰新闻采访现场与我们是竞争关系的一些媒体,在现实中和网络上轻易否认我们作品真实性的行为值得商榷。不过,我并不否认他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不是在遇难者尸骨未寒时,这也是《新闻晨报》至今未对“手印打假”进行回应的原因)从业务上进行探讨。但是,即使是经过艰苦的调查之后,首先“手印打假”的长春《新文化报》也在相关后续报道中承认“我们最终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真相”。
这类报道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青年报》记者亓树新12月27日所写的“新闻幕后”《真手印?假手印》。在这类报道中,最常见的否认“黑手印”真实性的口吻是:我采访过太多灾害现场,作为权威的我是如此有经验能够判定它们是假的。
    中国的“权威”太多了,在“黑手印”照片公布后,太多的流言蜚语在向它们和我本人涌来。在排山倒海的“打假”声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解了阮玲玉“人言可畏”说辞的真实含义。在人们提出质疑甚至否认“黑手印”后,我写了数万字的有说服力的申辩文字发在网上,并一再向否认者询问:“请问权威们,你们除了你们的经验外有什么有公信力的证据证明手印不是遇难者所留”?在一些网络媒体转载我的作品并擅自一律署名“遇难小学生留下最后手印”后,我也一再声明,《新京报》和《新闻晨报》从未断定所有被发现的“黑手印”全是遇难者所留,尽管没有任何关于组图中任何一张照片的否证,我们依然在见报当日图片说明中采用了“他们的主人是1年级的小童和参与救援的家长、村民”这样负责任的文字,可是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你们蓄意造假”这样的声音。
    在解说中,我已经精疲力竭,甚至怀疑少数否认者的真实动机——如果你是在和我进行业务探讨,那么我可以向你提供影像、录音、文字证据,并用我的观点和你交流,实际上,我用这种方式已经说服了很多持怀疑态度的同行和读者。然而,对于我已经重复解释了一万遍的许多问题,我依然看到一些否认者在不断重复“贴出”最初的甚至显得有些幼稚可笑的质疑言论,比如《中国青年报》亓树新(曾在沙兰采访)记者近日的《真手印?假手印》,其中除了经验判断和大段摘抄某报首度发难、已经被多次反驳的采访内容外(见后附材料),我没有看到更新的否证。
    而更可怕的是,许多媒体针对“黑手印”,做出了很多倾向性极强的报道,乍一看好像是在客观的解说此事(比如《羊城晚报》的相关报道,几乎只有同一种声音,并做了一个暗示性极强的链接),其实只是想说明“轰动性极强的某组新闻图片不是真的”这样一个命题借以吸引读者。我最难于理解的是,这些媒体为了说明这一命题时是如此的迫不及待,甚至我没有看到他们中有任何人来采访过照片的作者本人。我想我从前关于“荷赛”参赛作品《非典时期婚礼》的质疑也是业务探讨式的,但我起码无数次接触作者本人,并把他的报道内容和说法告诉公众。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我的同行这样做过。
    在当今中国,击倒公众性事件或人物,并从中获得快感,是媒体十分渴望的一种报道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缺少行业自律惯例的刚刚崛起的中国都市媒体常常是“不需要证据”的。无论你如何解说,他们可以采取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法,最终就是为了击倒你,甚至不用与你当面交流。我至今仍想不明白,在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第一现场目击证人进行否证,也没有提供公安机关现场调查报告,就能急匆匆做出“假的,肯定是假的!”(亓树新语)判断,如何能是出自一个个让全体读者耳熟能详甚至有些敬畏的媒体的从业者笔下的!

“下午我让记者去了中国人民警官大学采访了研究痕迹的专家,他说,根据报纸印刷图像和网上公开的图像,很难判断手印是洪水退去后抹上的,还是洪水发生时抹上的。死亡的孩子也有可能在洪水到达最高线前就挣扎自救,所以手印离洪水最高线有一定距离。
    对于手印大小问题,该专家说也不能否定孩子手印的可能性。他进一步说,即使手印看上去比一般孩子手大,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五指张开或者手掌晃动造成。由于孩子在水中挣扎,手印的方向也不能确定。
    该专家说,如果想切实地核实该手印是否与图片的文字说明属实,必须到现场勘查,有必要的话,还应进行模拟试验,重现当时洪水进出的流速、流向等细节,然后再与现场手印进行比较。”
  是的,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专家尚且不敢做结论,我却看到了无数的同行踊跃着用他们的“洪灾采访经验”轻易否认同行作品真实性,甚至刊发在大众媒体之上。这种情况,让我只能无奈。此外,我仍然监守我当初发回“黑手印”照片的初衷:用真实的图片让公众受到来自重大灾难现场的直接震撼,引起社会警惕,从而防止不幸降临到更多的人身上。

    图片本身不说谎,说谎的是文字说明。我想说的是,所有的新闻专业主义者都会同意,在沙兰墙壁上发现“黑手印”而没有任何反应,绝对不是一个合格记者的作为。既然如此,我和李艳就在洪灾现场采集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在最短时间内给图片加上了真实客观的说明传回了报社。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们不准备再苛求我们自己。
    我已经向您提供了所有照片作者所能提供的关于“黑手印”组图的衷心说明。我以一个新闻晚辈的身份向您致敬,这种敬意在您当年奔走战火之中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非特立而起,希望您能够细心的根据我的文字,做出您个人的判断。如果您做出了否证“黑手印”的判断,我方能够心悦诚服——别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敬礼!
                                                             您的学生 郭翔鹤
                                                         2006年1月3日凌晨于虹口
附录:
1、 光盘一张;
2、《我们新闻人欠这些黑龙江死难学生每人一个讣告》作者安替
3、《真手印?假手印?》 作者 亓树新
4、《作者实录:“墙上手印”图片出炉过程》
5、《黑手印" 作者再次回应:新文化报“手印打假”报道之谬》
6、《独家报料:洪灾黑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作者《新文化报》
7、《黑龙江沙兰水灾手印照片引发争议》作者《羊城晚报》
8、《不怀疑不足以见真理———黑手印照片真假之争引出的思考》作者宗石




  作者:郭翔鹤 评论(1)  阅读(210)  
  当绣花针遇到大铁锤(葡德战后记) 2008-6-20
3:2,一个合情合理的比分,德国靠身体优势赢得了比赛。
斯科拉里赛前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关于队员的身高和德国相比只有一米一、一米二的调侃居然成为噩梦,在德国人庞大的身躯下,任凭你葡萄牙如何华丽,依然只有喘息着赢来心不甘情不愿的失败结局。
老实说,目前这支德国队除了拉姆、巴拉克等少数几名球员稍有个性,整个球队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复制人——一个个都是金发碧眼,身长八尺的日尔曼铁汉,看到他们像山一样的身躯在场上横冲直撞,停球时跌跌撞撞却总是能赢得比赛,我就哀叹足球运动真是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了——只要有身体,就可以胜利。在身躯组成的铜墙铁壁面前,葡萄牙一度技惊四座的技术失效了,德科、C罗成了花架子,统统被日尔曼战车撕得粉碎。
记得采访著名人类学家亨利·哈彭丁时,他曾经介绍过人类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日尔曼人的祖先雅利安人种胃里分泌一种奇特的乳糖分解酶,这种特殊的酶能让人类提高吸收生牛奶的效率(注意,中国人没有这种基因),这一特殊基因让蛮荒时代的雅利安人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庞大身躯,他们从亚洲向西方扩散,最终灭绝了诸多当地居民,成为统治从印度到欧洲庞大地区人群的祖先。
今天北欧人和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庞大的身躯,这种身躯在当下已经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但依然能轻易征服异性。此外,它的另一作用就是在球场上压服身材袖珍的球队。看过克罗地亚和德国比赛的球迷应该发现,在拥有和德国人差不多水平的身体条件后,只要技术稍稍好一些,二、三流水平的队伍也能战胜德国。假如葡萄牙拥有克罗地亚人般的身躯,一般来说,可以灭德国5:0左右不在话下。
然而,看着葡萄牙在场上的痛苦挣扎,你就明白拥有强壮的身体对葡萄牙人来说只是一种梦想。整场比赛,就是绣花针与大铁锤的较量,不管绣花针如何灵活,但在大铁锤的敲击下,被打弯成为宿命。
  作者:郭翔鹤 评论(2)  阅读(446)  
  “两会”复谈采访:风雨过,彩虹出 2008-6-14
        6月18日,灾区回来的记者在解放军杭州疗养院体检,一大早起来抽血,不幸遇到水平一般的护士MM,我这么血管粗大流量惊人的小伙子,她楞是把针头来回抽动了半天才算找准渠道,看着一大管深色的血液拉了半天才抽出来,我真担心小姑娘把气泡给我打进去了。大概是空腹抽血的缘故,抽完血后有点呕吐感,幸好下一个项目是做胃肠B超,一大碗热呼呼的炒米粉喝下去,才觉得好受了一点。

        体检结束是上午10点左右,张老师说闲着也没事,就出去逛逛吧。晨报同行一行四人冒雨到了灵隐寺,见过了如来佛祖和观音大士,以及药师佛祖、日光、月光诸位菩萨(感觉像西游记吧),出来时已是正午时分。刚刚坐下来吃了两口菜,接到杨海鹰老师电话,简要向我交代了两岸两会复谈的采访任务。接下来,接到骥飞电话,指示我直接飞赴北京。

       草草吃完午饭,立刻赶赴回酒店拿行李,路上暴雨倾盆,一些地段积水严重,偏有无良司机开足马力行驶,我坐在后排,角度巧合,大股水柱直接从司机身旁的车窗准确射了我一身,头发上衣皆湿,我对徐运说,刚才去了庙里,现在就普降甘霖了……回到酒店,匆匆擦干头发换上干净上衣,立刻赶赴萧山机场。

        飞往北京的最早航班是3点的,而江丙坤一行正好是3点过到北京,在机场拦截他们不可能了,那通过首都机场方面问问可能不?我辗转打听到首都机场方面联系人的电话,但对方守口如瓶。打完这个电话就登机了,只好到北京再问情况了。

        到首都机场已是下午5时,整理了混乱的思路,还是决定想清楚了再出击。突然想起,江丙坤等的飞机说不定还在机场,也许能采访一下机组人员,那应该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采访。取出电脑登上网站,但发现没有新闻提到江等人乘坐的是哪个公司的飞机……突然,在新华社拍摄的江丙坤走下舷梯的照片上,看到机身上的三个字母——“MAC”。这个词,应该是Macau,而此次江丙坤的飞机经停澳门,那么飞机应属澳门航空无疑。

        我立刻拨打澳门航空北京办事处的电话,但对方表示,航班的调配需由总部负责。于是,我又用手机直接拨通澳门长途,最后打听到澳门航空公关部负责人龚晓庄的手机号码。龚晓庄此行陪同海基会代表团飞赴大陆,她很详细地讲述了机上的情况,连飞机餐的情况都说了。

        这个采访完成后,心情大定,立刻打车赶赴北京办事处。此时正值交通高峰,我让司机取道四环路转通惠河北路,一面在车上用手提电脑写起稿子。到得办事处,小郁也从海洲搭酒店赶回,两人抓紧时间整合了稿子。第一天的报道,还算中规中矩。

        第二天一早赶赴钓鱼台,但是第一层门也无法进入,只好失望折返。此时又冷静下来,想想看,有证的400记者也只有五分钟的群访,现场人头攒动,就算进了钓鱼台又怎样?拍张照片的话,能有占尽天时地利的新华社记者镜头角度好?何况手里还是小相机,一拉长焦就无法保证图像质量。这场战争还是巧打为妙。

        想了很长时间,于是直接与海基会联系,直接电话彼岸方面。电话接通后,对方态度很好,不但电邮传来当天会谈情况,还提供了在大陆的联络人及综合业务处处长移动电话号码。拨通联络人梁玉珍的电话,对方态度很明确:会谈的详细情况,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说,只有江董事长授权方可。她告诉我,晚上会有新闻吹风会,到时会有详细情况。

        没有证件,无法进入吹风会现场,只好向同行求助。联系上一个北京媒体的好友,他说自己晚上时间紧,未必去现场了——他担心今晚吹风会又像前晚的一样,没有太多实质内容。我劝说他说,时间不够,你电话把内容报给我,我写好传给你好了。达成合作协议后,焦急等到晚上22时许,终于等来了他的电话,得知次日签署协议的详细情况已经全部公布。立刻整理好文字,发到对方邮箱,并向杨师傅汇报情况,把500字的截稿消息传回上海。

       正松了一口气,和小郁一起看起德国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手机突然响了,电话中传来杨师傅责备的声音:“不好这样的,新浪怎么已经把你们署名的稿子登出来的?编辑还没编稿子,用不用都不知道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详细想了想,只有一个渠道,就是那个北京同行……立刻打电话核实,最终确认那哥们所在媒体和新浪有协议,他直接把吹风会稿子传给了新浪编辑,忘记删除我们的署名,结果被以晨报名义登出来了!此时才是20日0时30分左右,我立刻在新浪新闻页面找到他们的值班电话,打过去提出异议,他们于是撤下了稿子。不久才知道,我们阴差阳错成了全国第一个“发布”“两会”复谈成果详情的媒体,当天要我们这篇稿子的同行打爆了外联部门的电话。

       第二天,晨报大篇幅报道强势推出,其内容并不落后任何同行。到这里,我才稍微松了口气,在经历了三天的风雨、门禁等困难后,这个结局还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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