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琉 : 八月 2006

（文章来源: 国际在线 2006年6月5　　文/陈丹青）　
   　当今中国文化界，有人以鲁迅精神传承者自居，有人一辈子吃“鲁迅饭”，也有人叫嚣着要解构其文化偶像的地位，要将先生从神坛上请下。笑谈大先生》是画家陈丹青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谈到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先生的问题。他说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所谓“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忆在许多时候往往是变了形的，像是哈哈镜。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先生是最不该被谈论的”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因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先生的模样，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先生，真是相貌堂堂。可是我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的样子最好看。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像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 　　

    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那么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均在鲁迅之上。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　

　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还是将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吧。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　

　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为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　

   　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他知道自己好玩，所以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　

　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特质，就是非常寂寞，因为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　

　最近我看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我看了很有感慨，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唐看见市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　
　
    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是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算得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再说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好玩，论境界，我以为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声色，到底窄了好几圈。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可是林语堂自己平时并不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但毕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种种自我教养，与鲁迅那种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先生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没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
　　
《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得好极了，写到结尾，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鲁迅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而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柔伤感，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　

　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深知“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的文章，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应的例子。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都会惊异赞赏，因鲁迅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　

　当十九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最前卫、最时髦的思想体系时，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也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更真实、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也早就直觉到，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难，因为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　　

    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热情、正直、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联盟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