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去了,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以非凡毅力,忍受长途颠簸,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意大利,叶落归根。面对死亡,她还是从容掌控了自己的安息地,一如她出色地掌控了与30多位世界级领袖的对话。 她就是新闻史上空前绝后的传奇人物——“世界政坛采访之母”法拉奇。
“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小说”,她对学校教的历史真实性表示怀疑,所以,她要用眼睛,用录音机,观察记录那些主宰世界者的声音、思想和语言。这个在越南战场上数次受伤有着钢铁一样意志的女人,这个善于大量搜集背景材料,为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可以耐心等待几年的历史记录者,这个胸有成竹地用连续“逼问”、激问、反问或巧妙侧问方式,智斗基辛格,激怒霍梅尼的传奇式人物,这个令邓小平意犹未尽,主动要求再谈第二次的对话高手,这个令甘地夫人和梅厄总理坦率谈论婚姻的遗憾、透露内心世界的迷一样的女人,虽然已经消逝在时空的这一头,但她确实为20世纪的历史留下了第一手的录音和文字材料,留下了新闻史上难得可以永存的佳作。她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她通过她的提问和前言表达她的观点。她的文字,令再狡猾的政治家也无法挑刺。
阅读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是一种享受。不仅是因为这些采访对象都是叱咤世界政坛的名人,还因为她强烈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她独特的发问方式,那种一点点逼近历史真相的过程,那种原汁原味对话背后的机智、直指本质或真相的犀利。比如她想知道中共对毛泽东的态度,采访邓小平时用的是这样一句话:天安门上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她想考察一个伟人的性格和应变能力,常常会采用激问的方法。比如她问邓小平: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大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她以她的方式去拷问政治,带着读者去甄别伟人、独裁者、暴君的人格脉博,透视他们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基辛格在首次对她谈及私人问题,炫耀美国人民喜欢自己单枪匹马“出使”的牛仔风格后,令尼克松大为恼火,为此他曾后悔地说:接见法拉奇是我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她用一生实践自己的梦想:追求真理、和平和自由,用新闻来呐喊。她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不作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语言。苦闷是每个人的伤口,我要呐喊。为此,她付出了极大的热忱:“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晚年她把几十年收藏的录音带无偿捐给了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由于每一次采访前,她都精心收集材料,对每一个问题的设计都精雕细琢,她和政坛要人们的对话,就是一个个剥茧抽丝、去伪求真的过程,一次次高水平的智力较量,不仅具有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她的写作态度的严谨也令人敬佩,编写《风云人物》,她用了7年时间;写作《献给真主的爱》,用了8年时间去贝鲁特采访收集。
作为一个记者,她的一生简直是一个传奇,后人也许再也难以超越。连她的爱情也是充满传奇色彩。1973年,43岁的法拉奇与38岁的希腊反政府领导人、诗人阿历克斯·帕纳古里斯(AlekosPanagoulis)相爱。这位因谋杀希腊政府独栽而被囚禁监狱的孤胆英雄,曾在狱中以法拉奇的书为伴。出狱后接受法拉奇采访的第一天,就在客厅拥抱了她,而一向认为“爱情是可笑的”法拉奇,任由他用双手抚摸脸颊,仿佛他们前世就已熟识。从此他们不顾一切地相爱了三年,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直到他出车祸死去。虽然他在法拉奇怀孕期因小事和她争执,不慎踢死法拉奇腹中的孩子,但他仍是法拉奇的最爱。她说: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此后,她用三年的时间来写作以他为原型的小说,那本沉甸甸的《男人》。
如果我能在她临终前问她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问她,在当今这个缺乏英雄和偶像的时代,如果只能采访三个风云人物,她会选择采访谁?她是否会回答我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她感兴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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