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曾问勃兰特为什么在华沙下跪，这个出身于1913年12月1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杰出政治家坦率承认，他是本能感觉到有必要下跪（事实上出于他的纯朴和良知），他说：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勃兰特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有连带责任，他也是属于那些未能制止他的人中的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说明人间是有地狱的。德国人做的任何事都不应该忘记和抹掉。 

   而日本人呢？赖掉历史，赖掉赔款，无赖狡辩。明明杀到别人的土地上，还说是为了你好，为了大东亚共同繁荣。最近看《东京审判，看到东条英机等战犯的强硬态度，看到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极端仇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个民族有一种固执野蛮、不可理喻的蛮横和杀性，用在电器的完善改良上，可得到无可挑剔的商品，可用在对付邻国和外人上，也是开人类眼界，它在二战中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极限展示和事后的死不认帐就是一个集中展示。

  “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小说”，她对学校教的历史真实性表示怀疑，所以，她要用眼睛，用录音机，观察记录那些主宰世界者的声音、思想和语言。这个在越南战场上数次受伤有着钢铁一样意志的女人，这个善于大量搜集背景材料，为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可以耐心等待几年的历史记录者，这个胸有成竹地用连续“逼问”、激问、反问或巧妙侧问方式，智斗基辛格，激怒霍梅尼的传奇式人物，这个令邓小平意犹未尽，主动要求再谈第二次的对话高手，这个令甘地夫人和梅厄总理坦率谈论婚姻的遗憾、透露内心世界的迷一样的女人，虽然已经消逝在时空的这一头，但她确实为20世纪的历史留下了第一手的录音和文字材料，留下了新闻史上难得可以永存的佳作。她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她通过她的提问和前言表达她的观点。她的文字，令再狡猾的政治家也无法挑刺。                             

   阅读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是一种享受。不仅是因为这些采访对象都是叱咤世界政坛的名人，还因为她强烈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她独特的发问方式，那种一点点逼近历史真相的过程，那种原汁原味对话背后的机智、直指本质或真相的犀利。比如她想知道中共对毛泽东的态度，采访邓小平时用的是这样一句话：天安门上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她想考察一个伟人的性格和应变能力，常常会采用激问的方法。比如她问邓小平：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大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她以她的方式去拷问政治，带着读者去甄别伟人、独裁者、暴君的人格脉博，透视他们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基辛格在首次对她谈及私人问题，炫耀美国人民喜欢自己单枪匹马“出使”的牛仔风格后，令尼克松大为恼火，为此他曾后悔地说：接见法拉奇是我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她用一生实践自己的梦想：追求真理、和平和自由，用新闻来呐喊。她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不作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语言。苦闷是每个人的伤口，我要呐喊。为此，她付出了极大的热忱：“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晚年她把几十年收藏的录音带无偿捐给了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由于每一次采访前，她都精心收集材料，对每一个问题的设计都精雕细琢，她和政坛要人们的对话，就是一个个剥茧抽丝、去伪求真的过程，一次次高水平的智力较量，不仅具有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她的写作态度的严谨也令人敬佩，编写《风云人物》，她用了7年时间；写作《献给真主的爱》，用了8年时间去贝鲁特采访收集。

   作为一个记者，她的一生简直是一个传奇，后人也许再也难以超越。连她的爱情也是充满传奇色彩。1973年，43岁的法拉奇与38岁的希腊反政府领导人、诗人阿历克斯·帕纳古里斯（AlekosPanagoulis）相爱。这位因谋杀希腊政府独栽而被囚禁监狱的孤胆英雄，曾在狱中以法拉奇的书为伴。出狱后接受法拉奇采访的第一天，就在客厅拥抱了她，而一向认为“爱情是可笑的”法拉奇，任由他用双手抚摸脸颊，仿佛他们前世就已熟识。从此他们不顾一切地相爱了三年，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直到他出车祸死去。虽然他在法拉奇怀孕期因小事和她争执，不慎踢死法拉奇腹中的孩子，但他仍是法拉奇的最爱。她说：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此后，她用三年的时间来写作以他为原型的小说，那本沉甸甸的《男人》。

   如果我能在她临终前问她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问她，在当今这个缺乏英雄和偶像的时代，如果只能采访三个风云人物，她会选择采访谁？她是否会回答我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她感兴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