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断断续续地坚持看了《乔家大院》的电视剧，当然是因为还算好看。最喜欢雷恪生出演的岳父陆大可，这个“山西第一抠”和嫁了爱人胳膊就往夫家拐的女儿（蒋勤勤演）之间的对手戏演得最出彩，一个发嗲、使小性子、连哄带骗，一个假寐、顾左右言他，在银子和闺女之间艰难决择。一举一动，一笑一嗔，皆有玩味。
   陈建斌演乔致庸演得激情四溅,有时甚至有点颠狂(当时看他和蒋勤演得出神入化，而那个初恋几乎是个摆设,就觉得奇怪，原来演着演着人家早成一对儿了）。从他被迫受命于家族经济危难之时，弃考从商后一一亮出的招数可以窥见,导演拎着一桶理想主义的颜料,用儒家思想给他从头到脚涮了个遍。

  一、 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乔致庸是熟读圣贤书的近代读书人，他在最初不得已听信高参用了险招，重振“复字号”后，建立起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模式，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管理的目标。他关注商号所有人的生存、价值和尊严，在重新建立起严格的规章制度后，充分尊重各个分号掌柜的自主权，并冒着被孤立的危险，在包头首家推出每个员工都可以凭工作年限和贡献分得红利之举。从而激发了每个个体的感恩之情和活力，银子滚滚来。这一点在现代企业还在广泛运用。
    二、 善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管理方法。儒家的“德”包含有“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仪”等，“仁爱”是德的核心；儒家还强调“和为贵”，坚信“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乔致庸深得其熏染。他在包头打败差点置乔家于死地的对手达盛昌后，本可以吃掉对方，但他手下留情，以仁爱为本，不搞垄断，上门求和，宣讲共生共荣理念，回收部分高粱助对方渡过难关。这使他赢得了对手和其他商家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当然也在最后落难时得到对方一百万两银子的友情支助。对贴身保镖铁心石，虽然知其出身仇家，并不提防打击，而是用之信之爱之。至于去武夷山贩茶救茶民、第一次开票号明知有诈而守信，都可以看到“仁义”、“诚信”等儒家思想的脉动。
    三、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之道。乔致庸任用人才时，坚持儒家的用人传统，即德才兼备，尤其看重人的德行，并“量才授职”，使其发挥长处。如启用年轻的大掌拒马旬前，乔致庸考察了他很长时间，发现他有理想有原则，会动脑，肯吃苦，便委以重任，结果他固然打开了包头和内蒙大市场。后来乔致庸被朝庭囿在山西，他又高薪抬轿请来和他一样拥有“汇通天下”理想的能人潘大掌柜，全权让他发展票号。而老搭档孙茂才虽然在乔家复兴过程中功不可没，他的料事如神、世故人情本可免补乔致庸的书生气，但被崔鸣十引诱坠落后，他包妓女，克扣茶农钱财，最后图谋掌管乔家经营大权，乔致庸忍痛把他扫地出门。

   但乔致庸的管理思想中存在重德轻利、重理想轻实际的局限，不考虑经济实力地一意孤行，几次使他陷入困境。第一次是爱屋及乌的老丈人救了他，第二次是青梅竹马的雪瑛救了他。

   可能导演胡玫要有意识地剖解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商人的内心世界，最后一集安排了这样两个细节：乔致庸在终于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后，内心却还是无法自我肯定，他在自家银库里把银子推倒在地，大骂这是个“坏东西”；他对着镜子自嘲：你本可成为李白、杜甫、王维……现在却是个地主！“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十分推崇的价值观，乔致庸的内心还是认为助个明君去经世纬国、战死缰场，要不然当个哲学家和诗人，比当个成功的商人要有意义得多，虽然事实上他也救过十万灾民，支助过几百万银子给朝庭。
  不过,最后一段,导演跳出来说话的痕迹也太浓了点。

   受去年惟一追着看的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影响，我曾对带有儒家文化气质的晋商、徽商很感兴趣，认为发扬光大一下他们的一些理念，也许对法制意识淡薄的中国商人建立诚信意识有好处，要不老担心吃敌敌畏火腿苏丹红辣酱的日子何时能完?为此还写过一篇观后记（稍后补发）。今天浙大教授史晋川在“商帮文化：动力还是阻力”的演讲中，提出的观点给我当头一棒。不得不承认，他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现把他的观点整理如下。

   作为经济学博导，史教授以理性的眼光，对目前一些地方兴冲冲地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罩着“德”的外衣打造商帮文化，作为医治商业道德底线一再下坠的一剂良药，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中，所谓新苏商、新晋商、徽商等商帮文化，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阻力，也是滋生官商勾结，导致官员腐败的温床。

   史教授认为，商帮文化的核心基础是地缘、血缘、亲缘三缘，其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虽然可以减低成本，但却阻碍其开拓新的地域和产业，带来的是封闭，是停滞不前。因为新的产业和地域里没有“三缘”纽带，他就无法施展拳脚，不敢冒险。同时，商帮文化一旦脱离本土环境，没有人格化约束后，面对陌生地域、陌生人群容易产生不诚信交易。这就是很多旅游地区对本地人不敢使坏，对外地游客坑蒙拐骗的原因。因此解决诚信问题，不是宏扬商帮文化，而是完善法律制度，完善非人格化的制约因素。

   此外，商帮文化依重“三缘”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思维习惯，会扩大到政治领域，从而把政府官员纳入其中，形成商人私人利益与政府官员的交易，造成腐败。客观上，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地位低下，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很多商帮都有把官员拉下水保护自己的举措，如胡雪岩和左宗棠。因此要高度警惕商帮文化中的虚伪成分。它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是有害的，与现代商业需要的契约精神、商业规则是相悖的。

  史教授列举了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交易方式为例。马格里布商人信奉集体主义，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联盟成员只选择内部人作为贸易代理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人出现欺诈行为，整个联盟就会对其作出集体性的、永久的惩罚。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

   热那亚商人信奉的则是个人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在非热那亚人中雇佣代理人，他们通过创立“社区责任制”以及类似法庭组织的仲裁机构，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有效执行。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

  与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机制相比，热那亚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在贸易扩张中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从事海洋贸易的历史也更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因为他们的交易方式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    

   在座的复旦地理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商帮无非是靠三条途径，一是找到很好的商品，如当年徽商经销的食盐；二是找到市场，如当年徽商主要将盐贩至江浙一带；三就是官商勾结。 儒和商本质是冲突的。目前很多所谓的儒商，其实是商儒，先做商人，再买个文凭，附庸风雅。当然也有人做了教授，家道中落了的。如今正在进入法制社会，再讲三缘五缘，是一种倒退。


  只是，听到最后我又产生郁闷:在中国，法制的完善以及对商业道德底线下滑的阻挡，不知要到猴年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