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纸堆里翻了半天，该找的东西没找到，倒是发现了一篇打印在A4纸上的稿件。写作具体日期已经不可考，大致可以确定是在1999年1、2月份的样子。但是我清楚的记得这篇稿子没发表，一方面是领导觉得稿子不符合预期，另一方面是写完没多久，新闻报就作了一次人员调整，我从午报来到了晨报。

记得当时还在20楼办公罢，电脑总共也没几台，大家轮流使用。为了便于修改，便打印了出来，居然能够保存到现在。这篇旧稿，让我看着如此亲切，好像瞧见了自己刚毕业时的样子，不能免俗地又要感叹一句：俱往矣……

长阳路147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初冬的阳光照在人身上很温暖。这是一个宁静的上午，长阳路上的行人并不多，偶尔有骑车的小孩、行色匆匆的路人、出租车司机……经过，没有人向这壁垒森严的大门多看一眼，仿佛他们并不关心在那赭红色的高墙内，有着多少悲欢离合的人物和不为人知的传奇。（太矫情了，肯定是张爱玲的小说看多了罢。）

门卫的审查很仔细，我们颇费了一点工夫，才得以穿过三道重重铁门，终于置身在提篮桥监狱中。这里原来是旧上海的工部局监狱，因此许多建筑有着浓厚的殖民地风味：巴洛克式的细部，赭红的砖面饰以白色线条。（哈，还是有点矫情，乱卖弄。）如今这些历史超过90年的大楼还是坚固地屹立着，分别被改用作监狱办公室和牢房。院子里车来人往很忙碌，一些干活的人身上的衣服很特别：浅蓝色，上衣胸前背后有一圈白色小方块。董监狱长说，这就是犯人的制服。

使我感兴趣的是窗——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监狱的窗：很狭长，外面再用木板做一个倒梯形的套子围住，只露出顶端极小的一块。想象在那囚室里，即便外面是艳阳天，也只有巴掌大一点阳光吧！

我们要见的是“新岸艺术团”的常微。“新岸”因寓意“回头是岸”而得名，早年曾出过像张行这样轰动一时的人物，现在它依然是提篮桥监狱艺术人才的集中地，每年有多达200场的演出任务，由男犯  人、女犯19人组成，其中包括演奏单簧管、钢琴、琵琶等的乐手。我们对常微感兴趣，因为她曾是小荧星艺术团的成员，本来可以有美好的前程，为什么却走歪了路？（最后一句像党八股，语重心长一路的。）

在九监区的会客室，管教告诉我们：“常微很老练的，待会儿谈了你就知道，她很灵活”。其实常微外表看起来蛮娇小，长发盘成一个髻，秀气的脸庞。若不是身上那暗淡的囚服，她和上海街头那些青春美丽、吃着冰激凌逛街的女孩子没什么两样。然而她的案例上分明记录着她的罪行：介（绍）卖（淫），1996年4月24日被捕入狱，将服刑五年。

“其实我进小荧星艺术团完全是出于偶然。那是1983年，我10岁。虹口区少体校来我们学校招人，就看中我，叫我去练女子花剑。大概因为我爆发力强，跑步跑得老快的。那时经常会有一些汇报性的演出，大家一道在台上唱唱歌什么的。有一次，忘了是什么场合，老师知道我平常喜欢唱唱跳跳的，就叫我一个人出来表演一下。后来带我们的教练马老师就推荐我去了小荧星艺术团，他说我去搞文艺会比搞文体有出息”。

看得出常微一开始还有点紧张，但马上她就很放松了。她很会表达，这可能跟她在歌舞厅的经历不无关系。言谈中我发现，常微并不愿多谈她在小荧星三年多的经历，也不觉得那有什么辉煌。

“进去后我就被分配在合唱团，经常上午上课下午就排练什么的，当中唱得好的人就会被挑出来领唱、小组唱，还可能上电视。有时在少年宫排练会碰到那些已经有些名气的童星。也没什么特别快乐的，反正我不喜欢读书情愿排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读不好书，小学时倒是还好，‘三好学生’什么经常搭界的，可上了初中就不行了。我爸爸是部队里的老干部，现在已经60多岁了。他是30多岁才有我的，很宝贝但对我要求也很高。他是那种特别正统的人，希望我好好读书，小姑娘家不要抛头露面。我大概是逆反心理特别强吧，就是听不进”。

常微讲到父母时特别激动，也许她觉得入狱后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吧。

“我想我当时就是……真的是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什么都是觉得外国的东西好。我有一个阿姨嫁给了一个德籍华裔，拿来一支德国制造的自动铅笔，也觉得非常精致非常漂亮，国内的东西多土啊。那时也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念头，就是想将来要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嫁一个有钱人或是外国人”。

“这样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待业在家了，觉得很不是滋味。还是我阿姨，帮我找了一份工作，是在华联商厦人家私人承包的柜台做营业员。一开始很兴奋，因为卖服装么可以自己穿最时髦的衣服，还可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但做了三个月就吃不消了，站柜台实在太累了，而且新鲜劲儿也过去了。我就不做了。慢慢到了1994年起，我开始在人家介绍的一些歌舞厅里唱歌，当时歌厅给我们的固定工资是600块钱一个月，客人送的花篮可以另外提成，还有小费。最多时一个月收入多少？记不清了，”她想了一下，歉意地笑笑，“真的记不清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搞清楚自己一个月到底能拿多少钱。因为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花起来也一样的快。比如有时晚上多拿了小费，大家出去吃夜宵，当然是我买单。有时凌晨下了班去洗个澡什么的，还有就是上下班总归要坐出租车吧。真的，我觉得一旦踏入这个圈子、这个娱乐圈的生活，就很难再出来了。”

真有意思，常微很认真地把她工作的这个圈子称为“娱乐圈”。

“就说坐出租车好了，我大概已经一年没有乘过公交车了，就连伊拉捉我进来都是叫车子到派出所，我自己买的单。唯一一次乘公交车是那次陪我妈妈去烧香，我妈说一定要乘车去，不能叫出租，这样才心诚。是一辆投币车，我都不知道怎么乘，还好后门那个售票员也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就告诉我该怎么投，是没有找头的。后来我们还成为朋友了呢”。

“反正钱赚得实在是太便当了，最多的一次一晚上客人送了我17只花篮——我跟17这个数字特别有缘。我做这行先开始是瞒着我爸妈的，瞒了大半年，他们慢慢知道了，我也就放开了，反正也是光明正大的事”。

“大概1995年头上，我开始学坏了”。

她是以哪件事情为自己学坏的标志呢？在她的概念里，学坏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没有细问，常微也没有细说。

“歌厅里的客人有时会叫你在台子前陪坐一会儿，有时还会请你出去。小姐妹会教我一些周旋的办法，不过她们教我的有些很害人的招我没用过——总之歌厅待久了社交这一套我是学成了人家讲的‘老法师’了。别的不会，有两种人我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种是真正有钱的大户，一种是卖淫女。歌厅也就教会我这点本事”。

“有一次一个台湾老板提出想要包我，老实说我对他实在没有胃口，又胖又长的难看，还很老又有老婆，真是提不起兴趣。不过对他皮包里的钱我是有兴趣的，但总不好说我对你人没兴趣对你的钱有兴趣吧，后来小姐妹就教我说那你可以叫他先拿出一笔钱来给你做生意呀！我想不错，我也一直想过要有自己的店。他就给了我17万，在乍浦路开了家KTV。我做大堂副理，其实就是‘妈妈桑’，负责把手下的小姐发到各个客人开的包房去。一开始是7个小姐，慢慢地你带我我带你就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小姐。我觉得很适意，因为她们赚钱比我辛苦得多，还要讨好我。我觉得我混得比她们好，因为我是直接从老板手里拿钱的”。

常微将到这些时很有些踌躇满志，看来她现在仍是这么认为的。她并不觉得自己和那些K房小姐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那时开店要从晚上7点多一直到凌晨3点，有的朋友看我做得那么辛苦，就建议我到他开的公司去做，月薪3000，零花钱另计。我也是一个自我感觉比较好的人，不喜欢白天一本正经上班，太累了又受人家管束，还是自己开的店舒服。也是在那时候我想到自己应该孝敬一下父母了。记得第一次我把自己赚的钱拿回家给父母，才200块钱，我爸妈高兴得不得了。爸爸甚至于差点掉了眼泪，我是不大喜欢动感情的，但也几乎哭了出来。很感动？岂止是很感动，是非常感动。尤其是入狱以后才知道，父母真的是天底下对你最好的人”。

言谈中我们发现，常微好象从不担心今后的路，也不大去操这个心，她是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将来怎么办？我没想过。我要2001年4月23日才能出去，等到2000年想也正好啊。以前在娱乐圈的生活让我觉得可以随心所欲。我，还有我周围的那些小姐妹们，都想着至少要这样随心所欲到28岁吧！30岁以后再想今后怎么办。当然我出去后不会再做这一行了，外面现在都是电脑社会了，我想自己不是不聪明，只是没有好好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