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高考早已不再是回忆中最激动人心的片段之一。不过，高考前后的选择，确实关乎人一生的命运。差一点，我就可能走到另一种人生里去了……

我始终觉得1994年很魔幻，那一年上海的高考所实行的特别制度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我们这帮属龙的孩子就在那一年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身。

●特别一：北大、清华那一年在上海都不招生，只向各大市重点中学提供直升名额。

附中分到的是一个直升清华的名额。当时我已向往北大燕园和未名湖很久，没想到居然连填志愿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十分沮丧。理科并非我所长，后来去清华的好象是二班的一个男孩子。

●特别二：我们那时高考已经是3+1，我加的是历史。没想到考前又出来一个新政策，说是各大高校录取时改为以语、数、外三门主课的总分为主，附加那一门仅作参考。

我本来就懒怠背那些历史事件，对此新政举双手赞成,后来的复习中几乎把历史弃之不顾。尽管当时历史老师既有才又有型（连名字里都有个“羁骜不驯”的“骜”字可想而知有多么酷），可是到那份上，也顾不得了。

●特别三：1994年最具试验性的高考改革则是：第一志愿可以并列填两所高校，如果考生分数都达标，两所高校都会给考生发录取通知书，考生只能到其中一所报到。

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因为凭空多了一个选择，似乎白占了极大的便宜似的，连白日梦也可多做一倍。后来才知道，抉择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我先是填了复旦的新闻系和国际金融，这样填法也是够贪心的，果然去交志愿表时老师说，这两个系都是热门、分数不相上下，不如改一个吧，于是把后者改成了德语——当然其实改不改都没关系。后来那年新闻系的录取分数比国际金融还高呢。

还有一所学校填的是华东政法。当时我也十分向往昔日圣约翰的名声，而且以为靠嘴皮子赚钱，实在是十分过瘾而得意的一件事。（结果没当成律师，只好在家里磨嘴皮。但在家里磨嘴皮，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把家里搞得跟辩论队似的，一方就某小事提出异议时，一方便要启承转合地说出一个三段式的大道理来，无论胜负往往令人气馁，现在连韦小宝的口才也日益见长。）

等到那年暑假里两份通知书先后寄来，家里便分成两大阵营。父母赞成去华政，他们已经很有远见地考虑到，等我们大学毕业时，就业形势不会更缓和只会更激烈。爸爸有个学生在华政当副教授，正在我报考的国际经济法系，不论如何总有个照应，而且法律专业的就业面总比新闻系宽广些。但我一意孤行要去复旦，理由勿庸赘述。

父母虽有打算，也仍尊重我自己的意愿。直到那日我一个人去学校报到了回来，他们似乎还抱着些希望似地问我：“还是去了复旦？”，我点头，才看到他们失望的神色。（当时我不知道，自己也会有为这决定而后悔的一天呢！）

像我这样买错一件衣服都要后悔半天的人，事后当然反复掂量这次决定是否正确，并且隐隐觉得也许应当顺势而为。后来当然更明白了，不管选择哪一所学校，总会觉得另一所更好，人就是这样患得患失、得陇望蜀。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只能尝试一种人生，这一点人人都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