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中开始看亦舒的小说，从她的文字里初步领略香港。我喜欢那些灰姑娘式的女主角，特别是子君，还有朱锁锁和蒋南孙——当然她俩走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可有一种同样坚毅的东西在她们身上闪耀。

　　从林展翘到沈尹白……这些女主角坚强自立，虽然起点不高（她们也属于草根），但最终总能在香港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不仅有能力在港置业，通常还要在温哥华或北美什么地方买下一间公寓，年薪则大多已是“8位数字”。亦舒一贯的观点是，女性“这双手虽然小”，但首先要做到自食其力，才能言及其它。而我所疑惑的是，要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8位数字”呢？

　　前不久在一本小众然而高端的投资杂志上看到也是转载过来的这篇《我这一代香港人》，写得很棒（我怀疑自己到了这把年纪回过头能不能把经过的年代概括得这样精准而生动），不仅解答了我的上述疑问，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来阅读这样一个人生样本，也许能增加我们对这颗东方之珠的部分认识。

《我这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

　　我们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自以为擅长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中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的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了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发音是百分百准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到250万，仅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达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这一代人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教会抑或是私人办的。

　　1964年，我们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十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才觉悟到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是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的，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的内地人不太一样，我们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三十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也陆续进入了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向我们这一代: 我们前面没人。也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冒升中的行业中，我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低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们这一代人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成就着我们。香港是二战后最早建立世界贸易体系的地区之一，在日本之后便轮到了我们，比台湾更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的先进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廉价商品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了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了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又转去做更赚钱的。

　　20世纪80-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地离散，大部分人是因为“九七”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外国，丈夫仍在香港工作，几乎成了“航天员”，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想同时得到两个世界的好处。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被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方面看，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外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什么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之外，就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得多，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这类官员总是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又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都是在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她）们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其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时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一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有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还在想着去创业和投机，我们这代人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的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想象中的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那些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完全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了表现和加薪，或者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做生意。

　　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中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事业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或间接地有助正业时），我们表现出大致上守信（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从长远来说可以减少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还是比较自私自利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目的是自己能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到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起初是羡慕，后来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和股票倾斜的格局。而那几个行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3-1974、1982-1984、1987、1989、1993-1994等年份，出现过短暂性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地往上冲。至此，我们这一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实比昨天好; 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所赚的还不如去买一个单位的楼赚得多。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这一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询问股票价格。多少搞企业的人把企业停掉，用厂地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也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香港20世纪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