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ggle's world

塘四线：一条亏损公交线路的困局

Thu, 19 Jul 2007 05:37:00 GMT

        夏令热线选择郊区公交做文章，不是因为市区公交车已无可挑剔；而是因为，比起市区，郊区公交更具不可替代性，公交几乎是郊区出行的唯一倚仗，相形之下，郊区公交的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我们选择的塘四线属于大众公交奉贤分公司。这是一条亏损线路，这一点，从配车数量上就能看出来，整条线路行程两个多小时，却只有十辆车。我们是在等了三刻钟之后才见到塘四线的，那时，我们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等候过程中，我们几度以为，这辆车已经改了线路，永远都不会来了。
        这条线路始设于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五四农场有很多人要来往上海，也许，那是塘四线最繁荣的阶段。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在车上粗粗数了一下，塘四线从浦东开出了一个小时，车上才不过12个乘客。车况不好，没有空调，每每遇到红灯停下，我们身上就一层汗。更奇怪的是，驾驶员头顶上的小电风扇，自始至终没有开启过——我曾问过非空调车的驾驶员，据说最热的时候，驾驶员的位置有50度——驾驶员的节省，让我们很想不通。
        今天中午，我从公交公司知道了答案。为改善线路连年亏损的状况，车子改由驾驶员承包。为了节约成本，电风扇省了；塘桥到白莲泾基本没有乘客，车子也就不开进去了。种种状况，都是为了省钱。我又问起，既然没多少乘客，为什么线路不能停了。公交的回答很让我汗颜，五四农场到上海，总归还是要有一辆车。
        郊区公交，弊病种种，但要真的解决，恐怕要重新审视这个行业，它的功能，除了盈利，还有公益。

如何解决执法成本问题

Thu, 24 May 2007 06:51:00 GMT

        今天上午，随法院去强制执行。执行到了强制的份儿上，往往就不像字面意思那么堂皇了。
        女司机驾黑车非法营运，被交通执法大队扣车，并罚款1万元。女司机不服，告到虹口法院，一审败诉，二审依然败诉，这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此时，除了罚款，她还要缴纳5000元的滞纳金。女司机干脆发狠，索性不交了。于是，交通执法总队请法院协助执行，金额15000元。
        今天，我们就为了这15000元奔向南汇。此事的意义，在他们看来，是交通执法总队首次为罚款的事诉诸法律申请执行；在我看来，则是对执法成本这个抽象概念扫了个盲。
        从法院出发时，有三部车，共计四名法官，三名法警，当然，还有我辈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从虹口到南汇，开了1小时15分钟，用此行的里程乘以每公里的油耗可以得出此行的汽油量，当然还要乘以2，这才是全程的油耗（权且不去计算生产这些汽油耗去的资源）。
        到了南汇，与南汇法院汇合，对方出了一部车，两个执行法官。后来听说，为了控制这个被执行的女司机的行踪，南汇警方已经盯了她一天。再加上早就赶到的交通执法大队的四个人两部车，一干人等如车队一般浩浩荡荡开进了村，那场面甚是状况，不由得两边行人不驻足观看。
        考虑到女司机又买了辆车非法营运，财产可能被查扣，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一辆拖车，听说拖一下就是几百块，不知道这车是从哪里开出的，我汗。
        女司机果然在家，因为她闭门不开，不肯交钱，只得将其拘传。破门而入后，女司机大吼着与法官辩驳。我想，如果她知道拖车的钱也要她付，估计就不会闹到这一天。进而又想，如果我们规定，所有在执法过程中生成的费用，包括油费、人工费、拖车费，都由被执行人自行负担，估计老赖会少一些。当然，那时候再来执行一个人的1万块钱，估计就不是20几个人这么简单，至少得200来个，反正这钱有人买单。

人命瞬间消陨

Wed, 06 Dec 2006 11:31:00 GMT

        今天中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68岁的老人在中山医院不治身亡。本不当回事，但家属说，人是120送来的，明明是急诊，等做CT却等了半个小时，开始做时，人都不行了。我木然。家属继而说，在CT室里，他们跪求医生马上抢救，可直到5、6分钟后，才有医生进来做手压式急救。她反复地说，我们都跪下了，还是没人管。我不知该说什么，却几乎可以想见医生当时的面目。
        本来医患纠纷就比较难，再加上是中山医院，可我还是去了，也许是一个记者残存的责任心在作怪。
        如大多数装备精良的医院一样，中山的急诊和门诊完全分开，急诊厅内，所有的处置科室都挂着“急诊”字样开头的牌子。急诊CT室外，一切井然。电话那边，家属全都泣不成声，原来，老人已经运到下面一层去了，医院的答复是，会酌情调查。
        我天生对医院这地方没有好感，这种地方，人虽多，却没有任何生气。硬着头皮，在各种复杂的建筑结构中穿梭，找到了院办，随即被院办支到宣传科，宣传科没人，楼门也不让进。15分钟后，终于通过重重壁垒，见到了宣传科主任。其实我只有两个问题，急诊病人一定要做CT吗？CT室里不能抢救吗？
        她的回答是这样的，病人以前虽然在别家医院做过CT，但没有确诊，而本院设备精良，一定要借助这样的精良设备才能诊断。CT室虽名为急诊，但因好的设备都集中于此，所以也有门诊病人来做，没有空闲的时候；既然里面病人已经大脱了，不管他急不急，也要先让他来，总要有个先来后到。CT室里已经有必要的抢救设备，但老人被怀疑是主动脉瘤破裂，必须专科医生诊治，一般人治不了；专科医生从病房赶来自然要三、五分钟，过来了人不行了也不是他们的错。而且，病人是从嘉定送过来的，路上一颠，血管瘤破裂也是常理。总之，经过调查，她可以认定，这事医生没责任，怪只怪老人命不好。
        托尔斯泰很推崇历史的平行四边形理论，上述宣传科长想是并不通晓这一理论，但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普适性。佩服，我竟哑口无言了。

万吨巨轮倾覆纪实

Wed, 06 Dec 2006 11:26:00 GMT

    小南码头路5号，这个平日只有工人进进出出的地方，这两天陌生面孔特别多，这都是因为“银锄号”。这艘正在此地接受改装的15000吨巨轮，自12月2日沉入浦江后，就成了多方关注的焦点。

油污实时监控
        “银锄号”沉没的地方，正是南浦大桥浦东段，黄浦江的顺流方向。现在，水面上只露出倾斜的驾驶室，现场已不见当日的喧嚣，只有一位身着救生衣的工人师傅，对着船，静静地坐着。
        他是清污公司的工人，已经在“银锄号”旁守了48小时，负责监视沉船的油污染情况。他的身边，是成堆的消油剂和吸油毡，一旦发现江面沉船区域出现大面积浮油，他们将迅速处置。
        沉船的外侧，是一圈黑色的围油栏，约两百米；沉船的内侧水域，则浮了一圈白色的吸油毡。内有30多吨机油的舱口已被潜水员封住，沉船水域并没有明显的油渍。这位工人告诉记者，他们要一直守候到船被打捞出来为止。

危急2小时15分
        “银锄号”全长146米，甲板到船底的深度为14.2米，将近5层楼那么高，满载排水量15000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怎么说沉就沉了？12月2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周行法，金色海岸疏浚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也就是这条“银锄号”的主人。发现轮船漏水时，他正在船上，目睹了船沉的全过程。
        12点45分，工人发现，船底的一个泥门开始漏水。老人回忆，那时水还不大，只是一股股往上冒，自己马上找到瑞科船务公司的甲板主管，要求他马上调两个大马力的抽水泵过来。十几分钟后，水泵被吊到了“银锄号”的甲板上，可当时水已经直逼上来，密封舱也进了水，水泵根本来不及抽。
        20分钟后，船开始向岸一侧倾斜，几十个工人都到了甲板上，老周他们决定弃船。紧挨着“银锄号”的，是另外一艘待修船“信合六号”，船上的人爬到了“信合六号”的甲板上，方才安全脱身。
        1点半左右，水漫进整个船舱。2点钟，机舱进水，船头开始沉没。3点，船身已基本没入水中，只剩下二层以上的驾驶室。本来，船务公司的人还想在信合六号上绑缆绳，拉住下沉的“银锄号”，但随着船身入水，缆绳也被绷断。
        “船这东西，沉起来太快了，根本来不及救”，周行法的回忆，颇有些痛苦，“人没有困在下面就算好了，水进了密封舱，相当于浮力没有了，船肯定会沉啊，谁都没办法。”

银锄前世今生
“银锄号”，原来叫“世纪好运”，本来是运输用的滚装船。今年年初，金色海岸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从印度尼西亚买进该船，打算改造成1万立方米的挖泥船。3月4日，停靠上海港，3月8日，到了瑞科船务公司开始改造。5月25日，改装工程启动。事故发生时，改装工程已完成了大部分，原本预计明年一月中旬完工。
改装工程的重要一步是在船底装12个泥门。泥门应该由液压机控制开闭，当泥仓贮满后，挖泥船航行到抛泥区域，打开泥门，仓内贮泥便卸入水中。“银锄号”的泥门高2米，直径3米，均匀分布在船底，一侧6个。没想到事情就出在这泥门上。

船主推测原因
        “沉船的起因是三号泥门漏水，但我们认为，根本原因是泥舱的水密封没完全完工，船务公司就急着把船引下了水。”金色海岸疏浚公司的老板陆惠明这样告诉记者。
        泥舱结构没有完全完工就下了水，为什么？周行法说，因为瑞科船务急着腾空船坞，好让另外两条待修的小船进去修。瑞科曾两次要求把“银锄号”调下水，但疏浚公司不同意，可最终，11月30日中午11点，瑞科还是自行把船引下了水。2天后，船漏水沉没。周行法说，直至船下水时，控制泥门开关的液压还没装，泥舱上还留着工艺口，这次沉船，根本就是责任事故。
        记者在现场看到，瑞科公司的“庐山号”船坞中，确有船在修理。但这是否就是让“银锄号”急于下水的原因，记者没有从瑞科公司得到证实。在瑞科公司“修船部”的办公室里，工人们都说不知道沉船的事，可墙上的白板上，还写着改造“世纪好运”的流程及负责人。瑞科公司的一位女经理则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他们不接受采访。

打捞将耗资千万
       采访中，金色海岸疏浚公司的老板陆惠明始终愁眉紧锁。他说，公司的资产大都花在这条船上，现在船沉了，他的家产都泡在水里了。因为船没有保险，根本无从理赔。不过，由于沉船紧挨着黄浦江主航道，为保通行安全，估计打捞方案在明后天就可出台。海事方面已基本确定，采用浮筒打捞方法，打捞时间最快也要半个月，预计花费超过1000万人民币。而这条船，买来的时候，他们公司花了3000万。
       现在，这笔打捞费用由哪方承担还没谈妥，事故鉴定书则要等到船打捞上来以后，才能调查出具。陆惠明说，他的名片夹还留在驾驶室里，船沉得太快了，都没来得及拿。

谁在住群租房

Wed, 30 Aug 2006 05:37:00 GMT

        住在群租房里的人，你也想象的出，没有钱，没有地位，甚至活得很没有尊严。他也不想那样生活，但他没有办法，他也要尊严，但他觉得他没有资格说。可最起码的是，你要当他是有尊严的，他和你一样，首先是人。
        当我探头探脑进入那个群租世界的时候，本以为他们会愤怒地驱逐我，谁知，对于侵入公共领域的外来客，没有任何人出来干涉。他们的公共生活都摆在外面供人参观，他们的公共大门永远敞开着，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窥视或探访。
        本来是四室两厅的结构，被分成了7间，像个回形结构，公共走廊就在第二层，每户门口，都摆着自家的煤气灶和煤气罐。我觉得眼前的情景极为熟悉，就像是大学里的筒子楼，凭心而论，群租房还要更干净整洁些。
        分割之后的每个房门上都挂着明锁，哪怕没有锁的，也是房门紧闭。但我还是敲开了一间，站在门口的是个年轻人，看里面的情形，是两对夫妇在吃饭。没等年轻人拒绝，我先递上了名片，他有点犹疑，但还是收下来。如果套用时下流行的“领”的说法，此人的身份应该介于蓝领和灰领之间。问到群租，他很有话说，私房越来越少，合租又找不到人，群租既免去了找人的麻烦，又分摊了房费，当然大受欢迎。说起来，他似乎对住在这里没什么怨言，反而很高兴的说，这里有厕所可以用。他告诉我，在私房附近，每到早高峰，公共厕所外面就排长队。排队不是问题，但内急的事要排队，就很没人权。
        我还有问题，小伙子却开始想要逐客。虽然从事了这样一个行业，我仍不习惯强迫别人，只好把到了嘴边的问题又咽了回去，走了。
        这时，旁边的一间房门打开了，房间十平米左右，一柜一床，两个二十出头的男的躺在床上睡觉，他们旁边的窗台上，整整齐齐摆着八个口杯和八个牙刷。我想，问题不用问了，这处房子里居住的人数有无限种可能性，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

很久没有发帖了

Wed, 30 Aug 2006 05:34:00 GMT

很久没有发帖了，因为无话可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个人化的表达，没有表达的时候，整个人也很沉寂。抱歉了，各位不小心点进来的看官。太久没有更新，不值得您期待。

六里的庭审让我回到了80年代

Wed, 30 Aug 2006 05:31:00 GMT

    上周四在北蔡镇六里法庭听了一次庭，感诧于基层民主的建设道路之漫长。庭审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村官开庭审农民，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纠缠于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分歧。开了一个小时，被告一句话都没说过，庭上却像是菜市场一样吵吵嚷嚷，所谓看热闹，说的就是这种事吧。
    案子本来还有点意思，一个75岁的老人，今年3月10日在易初莲花购物时，猝死在收银台前。家人认为，当天室外最高温度22.5度，超市内没有开空调，闷热异常，老人是因此才出事的。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老人的老伴、女儿、女婿和一个朋友，没有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可以理解。台下坐着的是老人的另外两个女儿和女婿，也就是一般的市民。我想，如果遇到个可以控制场面的法官，案子还可以继续。不幸的是，法官似乎并不比他们高明多少，几句拉家常样的开场白，自以为原告听不懂，还再用所谓的大白话解释一遍。司法其实不同于一般事情，是有专业门槛和专业标准的，没有这些标准和制度作为形式上的保障，司法也就无所谓司法了，我想。
    没想到接下来的乐子还要大。法官要求原告分项陈述诉讼请求。原告席上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头便说，要求赔偿2万余元。法官听了一句，马上翻了脸，吼叫着让他一项一项念，老头也听话，拿着几十块钱的单子一张张念下去。法官怒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她的意图——总额不行，单项也不对，只好冲着那老头一阵穷骂，虽然没有脏字，但那种气势与菜市场上骂街没有任何区别。想必这位法官是克制住了，如果她真的撒了欢，估计她那些话我就一句也听不懂了。
    老头被骂的发急，怎么答都不对，只好扯着脖子回应。后来，法官居然一句话不说，直接离席，推开门走了出去，让老头他们好好算算。天哪，我听了差不多一年半的庭审，第一回见到这阵势，真长见识。当时就觉得自己不是坐在浦东的一处法庭里，而是在西部一处民主和文化欠发达的村子里。（没有任何歧视西部的意思，只是以为民主和权利建设的情况确实如此。）
    五分钟之后，法官回来，老头那边还是说不清楚，法官连骂带奚落过了瘾，终于不再纠缠这个事情。后面的审理也没有太多可说，原告方显然并不明白什么是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老头是在超市里热死的，超市方也不消多说，法官都替他们讲了。整个庭审就像个证据交换过程，突然，没来由的，法官说，今天就到这里了。
    一个具备专业素养的人，面对门外汉的时候，首先不能把对方当做白痴，更不是把自己降格为白痴，才能去和人家对话。我以为，正是这位法官，而不是那几位不懂法的小民，破坏了司法的严肃性，而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也正是败坏在那些把老百姓当白痴的人手里。

我期待听到更个人化的回忆，哪怕只是议程设置的结果

Mon, 07 Aug 2006 09:33:00 GMT

       1976年7月28日，我有生以前。就如一切面目模糊的历史事件一样，我对这个时段发生的事情也充满好奇。
      我所在的城市距唐山约两百公里，同属河北省，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这里也有强烈的震感。因为余震不断，人们纷纷搬离房屋，在空旷处搭起了地震棚，直到深秋的寒气让人无法忍受，大家才胆战心惊地回到房子里。那个时候，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发生在哪里。我不知道在我家里，这种惶恐是怎样退去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向我提起。我父亲的大姑一家住在唐山，在地震中，我的这位姑奶和她的一个孩子死了。以上就是我对唐山所有的认知，没有再多了。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到了，回忆、追述、反思一下子都丰富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唐山大地震于我不过是个历史概念，没有任何细节的支撑。然后，看了南方周末上面对于柴静的访谈，这种想法越发清晰起来。她觉得个人的回忆在大灾面前被淹没了，哪怕是那些亲历者，一说起地震，也无非是感谢党感谢亲人解放军，军民一心抗震救灾之类，一对老夫妇被问及为什么不在哭墙上纪念他们死去的儿子时说，他还小，又没有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我们的教育是集体式而不是个人化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和价值取向也往往是集体式的，所以，无论在谁的口中，听到的都是同一模式的回答。我更担心的是，集体的表述方式不仅替代了个人表述方式，而且替代了个人思考方式，这样，每个人的记忆都成了整齐划一的东西，也就再无真相可言了。
      三十岁的柴静希望通过唐山大地震这个尚未被充分还原的历史事件追寻被淹没的个人记忆，因为对个人的漠视，就是对生命的漠视，这次漠视别人，下一次被漠视的就是我们自己。

唐山，被淡化的个人记忆

Mon, 31 Jul 2006 09:20:00 GMT

柴静谈唐山大地震：一场持续的心灵余震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实习生马捷婷

　　记者：去唐山之前，你对唐山最大的好奇是什么？

　　柴静：我对唐山的疑问太多了：首先是大家对唐山的了解空空如也。我问了我身边的人，大家都有“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概念，但都没有鲜活的感受。我就想，作为生存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作为一个记者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我这30年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我会对本国这么大的灾难只有如此泛泛的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选择了钱钢这个角度。钱钢1976年去唐山采访，1986年写出《唐山大地震》。我很好奇，1976年钱钢在唐山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的书到了1986年才出版？而那本书几乎成了记录唐山地震的惟一一本有影响力的书？30年后，钱钢重回唐山，他又能看到什么？

　　钱钢代表着外来者的视角，他就是我们的眼睛。他那本书我12岁就看过，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小男孩，没有麻药，医生用刷子把渗进他头皮的沙粒刷出来。

　　我不是想借此怀旧，或者说我不是想用我的节目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不仅仅是去寻找故事，我要去找一段历史，为什么我知道的东西仅仅这么多。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30年过去了，今天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唐山大地震。29年时没有，28年时没有，而到了30年，大家蜂拥而上。我个人觉得，去唐山的媒体，大部分是商业媒体，动机是市场驱动。

　　记者：你怎么知道大家是出于市场驱动去的？

　　柴静：我们是6月初去唐山的，在我去之前，CCTV的很多栏目都已经去了。我在唐山接触到很多香港媒体。我问他们为什么来，他们说，我们是商业媒体，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想看。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香港人对唐山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看到一对老夫妇在他们双胞胎儿子的骨灰盒上放上一块巧克力会泪流满面？要知道我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啊，我跟这段历史应该比他们亲近，为什么他们泪流满面，而我会愣在那？

　　我把这个细节写在我的博客里，有一个在香港读书的人写了一段留言，他说，作为小孩子的我并不明白这段历史，但是我们看了流泪，是出于天性的推己及人。

　　我觉得我们天性的这部分可能蒙尘已久，人对这段历史的熟悉是来自于对同类感同身受的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去理解。我很嫉妒那个香港记者，因为我觉得我在无意识中被剥夺了一部分流泪的权利。

　　记者：你有没有跟香港的同行交流过，他们想去唐山寻找什么？

　　柴静：他们对唐山的了解也都是来自钱钢的书，不过他们对于历史当事人怀有比我们更亲切的一种感情，所以他们对细节的把握和写作可能比我们更充分。

　　那对老夫妇送巧克力那个镜头，我们拍了，我们拍得也很动人，但那场景在我们的片中只会是一个镜头，在香港记者那里会是一个整版的故事，因为香港人对这对夫妻有感情，他们知道他们，关心他们。

　　记者：如你所说，今年的6、7月份，大批记者拥向唐山。我有一个疑问，复原关于唐山的记忆，到底是民间的需要还是媒体的需要？刚才你说香港是受众有这种需求，那内地的情况呢？

　　柴静：我觉得媒体反映的是“意见市场”的需求。我听到过一些声音说，要提防媒体利用唐山炒作。什么是炒作？对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东西，我觉得炒作是以后的问题。第一步是知情权，哪怕信息良莠不齐，人们需要知道，民众太渴了。

　　记者：你向台里报题时，是受内心驱动，还是你看到了所谓“意见市场”的某种反应？

　　柴静：我报这个题的出发点，还是个人成分更多一点。就是因为，30年作为一个阶段，发生了太多事情，作为记者我不能够失言。我内心有种欲望：我应该知道我的历史，这是我的权利。

　　记者：唐山地震的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你怎么会觉得河北一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是你的记忆呢？

　　柴静：因为我跟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会在“9·１1”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我在博客中写过，广岛有一块纪念碑写道：请安息长眠，我们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我写完那篇博客之后，一位同行给我留言：凡高有句话，死去的人借助生者得到重生。如果他们悄无声息地死去，实际上我们那一部分也随着他们去了。

　　这是我在二十七八岁以后慢慢意识到的。去年我采访连战大陆行，看到他祭祀自己的宗祖时，我内心中有一种回到山西去，寻找自己的根脉的渴望。这就是钱钢所说的“遗传密码”。我小时候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考试没拿到过高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就会自然地感兴趣，哪怕那是我曾经特别想离开的家乡，我根本不愿意回头的记忆。离开故乡时走得太忙了，忙得头都不愿意回，但现在你会回去看，因为你必须知道你来自哪。我觉得这20年、30年，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着急往前走，太着急了，着急得连回头看一眼的功夫都没有，但到了这个阶段，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你。

　　记者：你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大家对唐山的记忆如此淡漠，在唐山得到解答了吗？

　　柴静：我和钱钢在唐山的时间很短，钱钢一共就两天，我是4天。这个问题我是在事后一遍一遍的想象和建构中，才大概明白的。你必须全部沉浸在这30年的时光当中，才能够明白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

　　在唐山，我问当时拍唐山地震最有名的摄影记者李耀东：记者有责任告诉后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记录得那么少？为什么唐山孤儿只有拿着苹果特别开心的照片，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你们有没有拍？他说他拍了很多，但现在都不知道湮没在哪些底片当中了。我问是有人要求你这样做吗？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的世界观。我说，你这个世界观背后的判断是什么，他说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钱钢也是这样。1976年他23岁，他在唐山看到了很多非常惨痛的现场，但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些写进文章里，他当时记得更多的是阶级友爱。他告诉我，当时有一个唐山诗人，他还没有把自己的亲人从废墟里扒出来，就开始组织赛诗会，钱钢跟他说了一个见闻，他马上一拍大腿：这是绝好的题材啊，撸起裤腿就开始在大腿上写作。

　　记者：刚才你说了未知的。去唐山之前，你已知的东西是哪些？

　　柴静：我对于唐山大地震的一切认知几乎都来自于钱钢。我能想象，事后一定会有很多纪念——有仪式，有纪念馆，有电视片，但是我想，为什么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我，就只记得钱钢那本书里的那一个细节？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细节里有人。

　　记者：如果你说人的故事最能打动人，人的故事在很多宣传片中也能看到——比如地震孤儿党育苗姐妹的故事——他们如何获救，今天如何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进入你的记忆呢？

　　柴静：那个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触动我，是因为他承载了极大的痛苦和坚忍。而关于党育苗的描述，可能无法直抵我的内心深处。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我对她后来的幸福缺乏事先的了解。西藏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甜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你都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毫无滋味。

　　采访时，有一件事很触动我，我问让香港记者特别难过的那对失去两个孩子的老夫妻：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你们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我问，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老夫妻说，他们只是孩子。

　　难道不是每个普通人都应该被纪念的吗？哪怕是痛失亲人者也会觉得，他们的孩子的生命没有必要……除了他们自己的哀恸之外，都没有必要被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陌生人所记住，这点当时让我很难受。

　　记者：你吃惊吗？

　　柴静：吃惊。因为我始终觉得纪念是人的本能。

　　一个唐山的老医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小孙女在旁边玩。我问老医生，你会给她(小孙女)讲地震吗？她说，我从来不说，我希望她什么都不要记得。

　　为什么连唐山人自己都选择了遗忘？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30年，伤口还太紧，太疼，人家不愿意掀起。钱钢告诉我，当年刊登了他的报告文学的那一期《解放军文艺》很多唐山人买了，但是都不看。

　　记者：你认为唐山人不愿意提及往事仅仅是因为疼痛吗？还是他们的记忆已经被过滤过了，剩下的是一些离个体经验很遥远的东西？

　　柴静：至少我觉得，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不可能过滤掉那种记忆。唐山有个商业性的地震纪念墙，花钱就可以把名字刻在上头。没有多少人把名字刻在那上头。但每年7月28日，唐山人都在门口烧纸，满城的纸钱，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哀悼方式。

　　记者：你不觉得这是老百姓很聪明的做法吗？因为公共记忆或许是变形的记忆，那还不如就把我最真实的纪念保存在我的私人范围内。

　　柴静：我们有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给我们一个公共记忆？我采访老医生的时候问她，你为什么不把地震告诉你的孙女，你不怕被遗忘吗？她反问我，你能记得住的东西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事情有多少？1962年大饥荒你知道吗？反右倾你知道吗？我就被问得愣在那了。

　　记者：也就是说你在叩问公共记忆的缺失时候，你是在叩问别人为什么不把个人记忆贡献出来？

　　柴静：我是在想为什么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我问过他们，每年纪念碑前的纪念活动你们去不去？他们说，去的好像都是当年去首都送信的那几个人。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仪式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不能通过这种公共仪式得以表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找不到内心的呼应的时候，他当然就会退守回自己的生活里。这种退守意味着你只有自己来承担，这种代价太大了，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再将这种东西留给后代。

　　记者：公共空间的缺失，你仅从他们身上是找不到完整答案的，如果你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你还需要问其他的人。

　　柴静：但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能回答得了的，也不是某一个在职的官员需要去回答的。你还是要问你自己，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对待历史？我们对唐山大地震的态度并不鲜见。

　　钱钢给我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在征集唐山大地震纪念标的时候，曾经有过4个作品入围，现在使用的这个是第一名，但钱钢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二名：一个很像废墟的东西，很多钢板悬挂在那里，就像一个破碎的、被毁灭的城市。但最终，它是不可能被选上的——这其实是一直以来，我们对死亡和灾难的一种态度。

　　记者：在你去唐山之前肯定得有一个“线路图”——去哪些地方，见哪些人，这张图是怎么样的？

　　柴静：前两天我们跟着钱钢走，他要拜访各种各样的人，要去电台，要去签售……完成这些“规定动作”之余，他去见了几个当年他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像姚翠芹，她并不是他书中的重点人物，但后来，她跟钱钢通了多年的信。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是典型的1980年代人——对文学很迷恋，她几乎把她整个的生命都花在记录她在1980年代的那些经历上头了。

　　她被钱钢写进书里之后，钱钢跟他周围所有的文学青年，都给她写信。她怕这些信腐烂，就把其中重要的部分剪下来贴在本子里，然后用手抄一遍所有的书信，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会翻看原件了。

　　他们在信里认真地、严肃地讨论文学，讨论生活中每一件小事的意义。姚翠芹把那时候的经历写成了3本书，那几乎是她全部的精神世界。

　　她的第一本书，充满了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东西，她在塑造自己，也在塑造情节。比如她写地震之后，她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3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可是我在采访她的时候，发现这个细节并不真实，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我觉得，姚翠芹对待自己的态度有点像我们这些年对待历史的态度。

　　记者：现在姚翠芹再回过头去看1976年、看自己在1980年代写下的文字，她是什么感觉？

　　柴静：他们没有简单否定过去。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可笑的东西曾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是靠这些支撑着走过来的。那个6岁的小孩，没有麻药，医生要用刷子刷走他头皮里的沙土粒，他妈妈跟他说，你要向革命烈士学习。小男孩说行，然后他就念起了毛主席语录，一滴眼泪也没流。

　　还有那个神奇的王子兰，她被困地下八九天，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拼命地给她新买的东风表上弦，怕表停了。她的精神支柱是：解放军会救我，毛主席会救我——这是一种很强大的信仰，这种信仰曾经支撑过整个唐山。

　　记者：现在唐山人回头去看他们当时的精神支柱，有没有“文革”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那种幻灭感？

　　柴静：没有。我觉得唐山人接受这些就像接受四季改变一样。姚翠芹在给我看她过去摘录的东西时，是满怀珍惜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她的感情。姚翠芹后来实际上变成一个当地“名人”了，一有什么活动她就上去唱歌。我采访她之前，已经有无数人采访过她了。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之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记者：你问了一些什么问题﹖

　　柴静：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地问什么，我一直在听。

　　记者：她就自动开口讲了一些她对其他记者不会讲的话？

　　柴静：我觉得作为记者你投射给对方的是你的一种反应，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和不感兴趣，对方一望可知。她跟我说她躺在地板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然后她的手碰到一条特别麻木的大腿，她还以为是死人呢，她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的却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断了。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作为一个记者，我只需要听，投射出我本能的反应，她一直往下说，直到说到前一天，当地的电台安排一场他们和钱钢的见面会，大家拥抱，谈笑风生，坐了一会就散了。

　　地震之后，她高位截瘫，不能生孩子，但她怀孕之后决定当一次母亲——她说她要夺回地震从她身边夺走的一切——那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孩子夭折后她3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去电台那天，是她儿子夭折的周年，但她一点哀伤都没有。实际上，在公共场合，她已经被符号化了，代表抗震救灾、身残志坚的典型。而大家恰好忽略了她内心当中最深的痛苦，没有人去倾听，没有人对她的痛苦感兴趣。

　　记者：二三十年之后，再和钱钢谈唐山大地震，他会说什么呢？

　　柴静：他有一段话被我们放在节目的开头，大意是说，唐山大地震，总是在本该记起的时候被遗忘，而当它被提起时，又让人不堪记忆。它在我们的生活中若隐若现，出现的时候，总让我们觉得尴尬和错位。

　　记者：譬如今天，唐山又成了热门话题，它会让我们有哪些尴尬呢？

　　柴静：钱钢觉得，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话题的复苏跟印尼海啸有关系。实际上是印尼大地震以后，很多记者采访完这个大地震，才想起唐山还有个大地震，再来找钱钢了解。

　　我和钱钢在采访时一直有个感觉：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好像钱钢在1980年代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超越。

　　钱钢在1980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20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1980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我们用了那么多年去探究，却并没有往前挪动太多。今天，个人还是淹没在那么宏观的叙事当中，服务于一种集体意志。今天的纪念馆，2万多平方米的大馆，到处是抗震救灾的内容，而关于个人的其实还那么少。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像“9·１1”或是广岛那样的记录个人名字的名册放在那。

　　记者：我给弟弟看《唐山大地震》，看完之后他问我：这写了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说什么？

　　柴静：我在写第一篇博客的时候就有很多留言，有说得比这更直接，有人说，你有必要去做唐山大地震吗？国计民生那么多重要的事，你干吗做这个？我想，唐山大地震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它背后所隐含的是我们想从历史中发现的一种价值观念，我们究竟有没有对我们国土上的一个具体生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珍视，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价值体系？

　　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我为什么对一些陌生人，和我没关系的，一些死掉的人感兴趣？其实他就是你自己，你对他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会对你的生命不感兴趣，生命就会因此受到践踏，还不被记住。

转自中国青年报·冰点——唐山大地震：不肯泯灭的回忆

Tue, 25 Jul 2006 08:37:00 GMT

《中国青年报》编者按：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30年前，一场举世震撼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24万条生命沦为亡魂。30年后，新城崛起，废墟不再，除去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以及与之相关的少部分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唐山大地震”已成为一段冰冷的历史。有关这场灾难，究竟留给今天的人们多少清晰的图像、难忘的瞬间和震撼人心的细节？历史不该仅由宏大叙述和终结话语构成，更多活着的历史，其实就珍藏在你我身边小人物的记忆深处。正值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们刊登一位亲历者的回忆：为抚慰这场灾难中的亡魂和受伤痛的心灵。

1976年，我所在的部队医院，为保障铁道兵某部修筑北京至赤峰铁路的医疗卫生工作，从外地调往北京沙河。当时，我是一名护士。

7月27日那天，天气异常闷热，我和同屋的刘小红、江平热得睡不着，就拿着小马扎，坐在院里聊天。直到后半夜才回屋躺下。

7月28日凌晨近4时，睡梦中的我，觉得床在使劲晃动。被惊醒后，我立刻意识到是地震，抱着衣服就冲出了门外。也许是起得太猛，或是大地抖得厉害，我觉得天旋地转，晕得只有紧贴着墙才穿上衣服。当时我以为北京地震了，后来听广播说，震中在河北唐山。

7月29日，上级通知我们组建医疗救护队。医疗救护队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共有15人，我是其中的6名女兵之一。我们准备好药品、帐篷、粮食，随时听候命令准备出发。

那天，司务长提出买点儿菜带上，但教导员说：“天热，菜就不要带了。到了唐山再买吧。”

曾参加过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医疗队的一位老兵对我们几个女兵说：“你们去了没什么事干，等着全国人民慰问吧。”

被卷儿里包着是什么

7月30日早8点，我们乘一辆解放卡车向唐山驶去。一路上，有的聊着天，有的哼着曲。虽然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执行任务，但从上到下都不够重视。尤其是我，既没带水壶，脚上也只穿了双布鞋。我想，反正唐山离北京也不远，乘车几个小时就到。

汽车进入丰润县地界。我们看到公路两旁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公路上驮着各色家用物件的骑车人也越来越多。一个骑车人的后座上，横着放着一长条木板，木板上有个用棉被卷成长条的物件，被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越往唐山走，驮着木板上捆扎被卷儿的骑车人就越多。

被卷儿里包着是什么？一路上我们胡乱猜着。突然，有人大声说道：“这形状，像是人……”

就此，车厢里的歌声停止了。

当汽车路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时，我们看见公路边的大坑里，堆着上百具尸体。男女老少都有。他们身上没有伤痕，好像还在熟睡，只是他们全身都呈现出灰土色。

汽车驶离这个小村子好远了，才有人轻声说：“他们是被倒塌的土房活活闷死的。”

唐山大地震过去了若干年，我一直还对长方条形的物件十分敏感，后来我结婚回老公的东北老家时，见到叠成长方条形、红红绿绿的被子码在火炕上，深受刺激，坚决不让把被子叠成那样。婆婆不解，我给她讲了我在唐山大地震见到的无数“被卷儿”后，婆婆心疼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叹口气说：“唉，这孩子是吓着了。”

10里地汽车开了10小时

也许是7月30日那天天气十分炎热，也许是我们对眼前的惨景始料未及，大家都沉默不语，手中的烙饼难以下咽。而滴水未沾的我更是咽不下去，我没带水壶，那种情况下，怎好喝别人的水？

下午2时，我们到达唐山市郊。我们要去设在唐山机场的“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报到，领任务和药品等。

问路时，老乡告诉我们，去唐山机场不用进市区，“走近道，有10来里吧”。

去唐山机场的路上车水马龙，既看不到头，也见不到尾，汽车几乎是挪一下就算走了。大部分是军车，也有地方牌照的汽车飘扬着彩旗，我至今还记得“上海医学院”、“石家庄医学院”等彩旗的模样。

在市郊公路沿线，有不少人在挖坑，坑边上放着我已非常熟悉的“被卷儿”。许多挖坑人把“被卷儿”放入半米多深的土坑中，掩埋后再插块木牌作标记。

天已黑了，听说离机场很近了，但汽车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带队的副教导员急了，带着一名男兵，打着手电步行去机场。一个多小时后，副教导员带回了“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命令，让我们到机场待命。夜里12点多，汽车终于“挪”到了唐山机场的跑道上。

这就是战争

7月31日，天蒙蒙亮，上级命令我们赶往唐山市255医院设医疗点。

清晨，我们的汽车驶入唐山市区，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我没看见一处完整的房屋，到处是残垣断壁。一路上，司机遇见因地震造成的“地裂”和“大缝”，便驾驶车七扭八扭地绕着。除了“地裂”和“大缝”，他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路上左一个右一个的“被卷儿”。

眼前的唐山市火车站候车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原是8层楼高的唐山市委第一招待所（据说是唐山市最高建筑），仅剩下破烂不堪的三层。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六张床，每张床上还躺着人。从头发判断，他们是男的。他们已经死去三天了，身上还压着横七竖八的预制板和房梁。

看到如此惨况，卡车上的我们都哭了。有个女兵哭着说：“为什么不把他们……”她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想想看，这些无名死尸都是差旅之人，他们的亲人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连他们的尸骨也要长眠异乡。

我们作为首批赶到的救灾部队，当务之急不是哀悼死者，而是尽快从这座城市的废墟下面，救出那些气若游丝的生命。

放眼望去，市区大街上的救灾部队不是很多。废墟上，官兵们有的用镐，有的用锹，更多的用手，扒拉着碎砖烂瓦，寻找幸存者。可要把预制板抬起非得有吊车等重型机械。可我没看到一部重型机械。

我以为只有战争才能把一座城市摧毁成这样。但唐山大地震的破坏，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战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也不可能有“预警机制”。人们都在“乐此不疲”忙着“备战备荒”，根本无暇关注大自然的警告。

第一个伤员

7月31日上午7点半，我们到达255医院。255医院三层门诊楼已被地震“拍”成仅剩一人多高的瓦砾。我们就在瓦砾旁安营扎寨。

炊事员让我们几个女兵从瓦砾上捡些破碎的桌椅当柴火。他去找水。轰隆隆，一声巨响，大地在抖动，余震来了，震得瓦砾上的破窗户“哗哗“作响。吓的我们几个女兵赶紧跳下瓦砾，跑到平地上。这是我们在唐山遇到的第一次余震。

个把小时后，炊事员找来了水。他说，市区惟一的水源是驻军的游泳池里的水，必须持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才能领取。据他介绍，游泳池有持枪的战士守卫，池中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黑黑的小虫和泡沫。

上午9点半，我们正围着大铁锅抻面片儿，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他想讨点吃的。

他的脸上还挂着血迹，暗红色的血渍几乎遮住了短袖衫的本色，左臂上有半尺长的裂口，伤口已经严重感染，看上去比右臂粗了许多。我们很快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他哭着对我们说，他的父母、妻子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5个孩子还剩下3个。

护士小肖忙问：“那孩子们呢？”他哽咽着说：“管不了了。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

几名女兵都哭了。有的给他盛面片儿，有的从兜里拿出几块钱给他。我拿了块烙饼，默默地递过去。

这时，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大地又在剧烈抖动。

也许是我一天多水米未沾，身体水分严重透支，也许是进入唐山后我的眼睛就没干过。当见到第一个伤员时，我却没有掉泪：在大难降临时，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管了。

她从三楼飞出

护士刘群不久前谈了个对象，是我们分部董副参谋长的儿子。临来唐山前，小伙子告诉她，他的妹妹在255医院，是个新兵，让刘群想方设法找一下。

7月31日上午，刘群约我一起去找，还真找到了。眼前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灰头土脸。见到我们时，满眼流露着惊恐之色。她身穿一件过于瘦小的翠绿色的确良短袖褂和一条过于肥大、裤脚挽了好几层的男式军裤。她的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划痕。

小董告诉我们，“7?28”那天，前半夜热得睡不着，后半夜好像听见“呜呜”的风声。她的床紧靠着窗户，怕下雨，迷迷糊糊起来去关窗户，谁知人一下子飞了出去。醒来时，天已蒙蒙亮。她听见四周一片呻吟声（在255医院，我听说大难发生时，驻军某部还有人大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小董急忙捡了件衣服和裤子穿上，“都不知是谁的”。

除了脸上、胳膊上、腿上的划伤，她居然没有受其他的伤。那可是楼上三层啊。刘群问她，是不是大树“接”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宿舍八个人，她们七个全死了。”小董失声痛哭。

255医院在大地震中，共有约400人遇难。有一位年轻的女战士，在大震发生后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从倒塌的楼房瓦砾中，奋力扒开一个洞口，共救出了十几位病人。

最好的消息：听到还有生还者

在255医院仅呆了半天，我们又接到新的任务，赶赴位于滦县的驻军某部去救护。可能老天也为人间的惨况感到悲恸，骤然间下起瓢泼大雨。

汽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汽车依旧一点一点往前挪。

下午4时多，我们总算挪到了滦县的北京军区某部。团长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情况：驻地离着名的赵各庄煤矿不远，抗战期间，抗日英雄节振国就在这一带率领游击队打鬼子。

团长说，地震当天，他们将重伤员送往唐山255医院，路上得知“255医院已经平了”的消息后，汽车只好掉头回到团里。团长对我们说：“真盼着你们早点来呀。昨天，我们已把一些重伤员送到香河县医院去了。”

支帐篷的时候，副教导员指着一块干地让我们女兵在此搭帐篷，男兵的帐篷搭在旁边的湿地上。团长走过来说：“这里是团部惟一的干地了”。因为“这儿原来码放着40多具官兵的遗体”。

听了团长的话，搭了一半帐篷的我们觉得挺害怕的，嘀嘀咕咕了一会儿，便和副教导员要求与男兵对换搭帐篷的位置。副教导员同意了。男兵帐篷的位置，原是菜地，加之刚下过大雨，更是湿漉漉的。见此情景，团长便让人给我们女兵送来6块毡子。

晚上，我和衣躺下，离枕头边不足20厘米就是挂着水珠的野花和小草。湿热的帐篷里让我这个有关节炎的人觉得十分难受。我睡不着，穿上“滋滋”冒水的布鞋，走到帐篷外。不远处，一个荷枪的战士在月光下伫立着，那是团里专门为我们医疗队安排的哨兵。

此后，我和医疗队的其他人在这个部队工作了半个月。也许是离矿山近的缘故，我在这里经常听到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有时传来“哗哗哗”的声音，像是潺潺流水从脚下流过，有时传来“咚咚咚”的巨响，像是在脚下开山放炮。

在此工作中，我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是：该部队有一次在运粮途中，车上的粮食被人抢了；最好的消息是：8月11日下午，赵各庄煤矿有5名矿工在地震15天后获救。他们是唐山大地震最后的生还者。

你们要是早来一天

8月1日，建军节。这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建军节。一大早，医生去查看团里较重伤员的伤情，轻伤员则排起长队，由我们几位护士处理伤口。

其中一位伤员是北京兵，姓刘。地震时，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一头“蹭”着了小刘的腰，另一头正好砸在一名战士的头上。那名战士很快就死了。

小刘红着眼圈儿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早来一天，我的好朋友就不会死了。他大概是伤了内脏，一个劲儿地喊疼。他是活活给疼死的，流血流死的。”小刘扭过头用手背抹着眼睛。我紧咬住嘴唇，不让泪水再次流出，脑海里全是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的景象。

小刘的家住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他很想给家里捎封信报个平安，可当时没法寄，问我和刘群，能不能在走的时候，帮他捎一封信。我们当然爽快答应了。

30年了，小刘那句“你们要是早来一天”的话，时不时还会侵扰我。每每想起总让我心痛不已。

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砸死我？

听说北京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附近村子的村民纷纷赶来。我们医疗队分成两组，一组继续给部队的官兵疗伤，另一组则在军营外的山坡上搭了个棚子，专为村民治疗。我分在“村民组”。

因为村民来自附近好几个村子，相互不是很熟悉，见面时的招呼不是“吃了吗”，而是“你家死了几个”。村民说，村里一个养狗人，“7?28”那天夜里狗在屋里狂吠不止，吵得主人睡不着便将它轰出门外。谁知狗在院里愈发狂吠，见没人搭理就扑开门，蹿到炕上在主人的腿上咬了一口后，扭头就跑。被咬疼的主人气坏了，抄起炕笤帚追了出去，刚跑出门，房子就轰然倒下。还有一人，地震时，急忙往炕下跳。谁知，炕下裂开一条大缝，他正好跳了进去，被活活挤死……

来治疗的伤员大多数是老人，中年人不多，青年人更少。从老人的哭诉中，我们得知：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是矿工，“7?28”大都死在了矿山。在家里被砸死的大部分也是青壮年。侥幸逃生的青壮年大都是休班替老人夜里看场、看地的。

一个被砸断左臂、蓄着雪白山羊胡子的老人哭诉道，老伴已去世多年，惟一的儿子是矿山工人，“7?28”死在矿山，儿媳和孙女也被砸死在家里。老人用攥紧的右拳，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前胸：“我的孙女才5岁呀。村里人都说好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好看的孩子了。可是她和她爹妈都被砸死了，独独留下了我。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砸死我？”

唐山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有一些人自杀了。据说多是因为不堪忍受亲人离去、形单影只的孤苦生活厌世而去的。

30年了，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和那抖动的白胡子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就说你们58岁

还有两个伤员，我已记不清她们的名字，好像都有个“英”字，但我永远记住了她们的年龄：一个61岁，一个63岁。

61岁的“英”，整个前额从头顶被劈开，翻开前额，白生生的头盖骨全能看见，而前额里的肉的表层颜色已经绿了，阵阵腐臭扑鼻而来。她的伤口感染非常严重，我们只能用盐水和酒精给她清洗伤口，每天两次，却没有明显好转。医生说，必须把她的腐肉全部去掉才能好转，但我们的医疗条件有限，他不敢冒这个险。

63岁的“英”，左臂被砸断，右臂则伤得十分离奇：外表一点儿伤都没有，大臂仅剩一层皮包骨头，而且是真正的“皮包骨头”，里面的肉全部被“捋”到小臂去了，小臂显得肉嘟嘟的。对这样的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人胳膊的外表皮肤没有一点伤痕，没有一丝血迹，却让她胳膊里面的肉全部换了地方？

重伤员被陆续送走以后，上级指示把一时不能恢复的轻伤员也转往外地，但年龄60岁以下的先走。

我们就要撤离了。医生认为我们走后，“61”活下去和“63”复原的可能性不大。我就和医生泡蘑菇，“把她们也送走吧”。医生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在最后一批伤员的名单上签了她俩的名字。

在去往唐山机场的汽车上，我轻声地对她俩说：“千万记住，如果有人问你们年龄，就说58岁。”

唐山机场跑道边上，黑压压地躺着、坐着难以计数的伤员，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穿梭其间为他们治疗。

机场跑道上，一位指挥员头戴耳机，手持话筒，打着各种手势，指挥着运输机降落。这一批次有十几架运输机，一架接一架，井然有序地降落在跑道上。

听说，这一批次运输机将飞往上海、南京、沈阳等地。我想，她们最好能去上海，离地震中心远，医疗条件好。

轮到我们上飞机了。我背起“61”，从一架“伊尔－14”运输机的尾部走进机舱。机舱里放着一条条长凳，我将她轻轻放在凳子上。“63”是个很富态的老大娘。她的两只胳膊都有伤，左臂还上着小夹板，我只能咬紧牙关，抱起“63”走上运输机，每走一步，都觉得非常吃力，汗水把军装全浸透了。得知这架运输机是飞往沈阳的。我告诉了“61”和“63”，嘱咐她俩在外要互相照顾，并再次轻声叮嘱：“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58岁。”临别之际，她俩眼里都闪动着泪花。“61”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呀，你也要多保重。”

轰鸣声中，载着“61”和“63”的伊尔－14飞上蓝天。我望着天上快变成黑点的飞机，又望着跑道边依旧是黑压压的伤员，有很多伤员还那么年轻。我扪心自问：我把上级规定的“过龄”伤员送上飞机，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每次想到这种选择，我就难受，难受了整整30年。

明天，说不定我们就在海底了

送走最后一批伤员的第二天，我们医疗队也要返回唐山市。因夜里我突然发低烧，回唐山的路上，副教导员让我坐在驾驶楼里。

一路上，不时看到两三个人被五花大绑在路边的树干上，旁边有荷枪的民兵看守。司机告诉我，他们因抢劫商店和路人而被示众。

再次进入唐山区市，首先感到这个城市已经臭了。“安－2”型飞机在市区上空“嗡嗡嗡”地盘旋，播撒着防疫的消毒药。呛人的药味混合着尸体腐臭味，令人窒息。听说为防止来年可能发生的瘟疫，上级命令把已入土为安的尸体起出，重新埋入必须超过1．5米的深坑中。

市区内，我看到一些大型塔吊在吊起预制板；废墟上，满视野全是救灾部队。官兵们都戴着口罩、白线手套，但口罩都成了灰黑色，同样成了灰黑色的手套上布满了斑斑血迹。他们仍旧在扒呀扒呀，尽可能地寻找着生还者，但找到的全是尸体，尸体照旧被包裹成“被卷儿”放在路边。

我被送进设在唐山市凤凰山公园内的北京军区268医院医疗点。这个医疗点仅接收救灾部队的伤员和病人。两个“男病房”都住满了，全是救灾部队累病和受伤的官兵。我是惟一的“女病房”中惟一的病人。

说是病房，实际上四面透风，是在二三十平方米的大篷布下，摆放了二十几个形状各异的床。在这里，我听见不少与大地震有关的事：

一个老妇人，坐在一具尸体旁哭天抢地：“我的儿啊，你走了叫我怎么办呀！”哭声引来路人同情的泪水。等路人走远，她捋下死者的手表后再走到另一具尸体旁哭她的“儿”。等人们将她抓获后，捋起她的袖子一看，两只胳膊上居然戴着17块手表。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亲人遇难。一个被誉为“方舟”的“家庭”是由大震后好几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组成的。他们在大震发生后走到一起，在一个用塑料布搭的防震棚里，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时光。“方舟”是唐山人民在大难后自救、互助的一个缩影。它距我的“病房”不远。

在大难发生后丑与美并存的时候，整个市区还被谣言笼罩。其中，最恐怖的谣言莫过于“唐山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大海”。人们传言，因矿山过度开发，整个市区地下已被掏空，地壳下沉，渤海将涌进，唐山将被淹没。谣言搅得人心惶惶，以至于人们见面的话题都是“明天，说不定我们都在海底了”。

洪水和地震哪个更惨？

住了两天院，我的病情不但未见好转，下肢开始轻度浮肿，脸也开始肿胀，眼睛只剩两条细缝，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只能凭说话声分辨人。8月17日，医疗队领导决定让我乘坐专送伤员的卫生列车回京治疗，继而又听说搭回京的解放车，并决定让刘群送我回京。我拒绝了领导的好意，带好药，坚持一人搭车回去。

还是这条京唐公路，但我已看不清窗外的景物了。

司机是个四川兵，曾执行过1974年河南发洪水后运输救灾物资的任务。

我问了司机一个挺“蠢”的问题：地震和洪水哪个惨？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怎么说呢，我的一个战友的家人连同全村人都被洪水冲走了，整个村庄都被冲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留下。洪水和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害都惨：一个是惨得什么都没留下，什么都让你看不到了；一个是惨得什么都留下了，什么都让你看到了。”
泪水从我脸上的“细缝”中溢出。汽车渐行渐远──别了，我战斗了18天的这片废墟；别了，我苦难的唐山。

据不完全统计：在唐山大地震中，共有24万人遇难。其中，仅唐山市区，就有7000多个家庭成员全部遇难，7000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8000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死难者中有许多变成了我曾见到过的“被卷儿”。

就在本文将要写完之际，2006年5月27日，印尼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地区发生了里氏5．9级地震，有5000多人转瞬间成了亡魂。看着电视里播出的地震惨况，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印尼，但又何尝不是为了唐山？

我承认，30年了，我的记忆不时会被牵回震后18天的日子，任何一点与这个城市沾边的人和事，都会勾起那段不肯泯灭的“灾难记忆”。每年的“7?28”，我都会格外关注媒体的相关报道，但不是报道《抗震纪念碑──出奇地安静》，便是媒体本身“出奇地安静”。年复一年，愈发“出奇地安静”。

我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唐山大地震已成为一段冰冷的历史。

李福荣和他们的健康证

Thu, 20 Jul 2006 01:43:00 GMT

        保姆这篇稿子中，大家更关注她们的防空洞生活。我倒以为，这就是她们本来的生活状态，一个贫困的外来务工者，在这样一个奢华的都市中，只能这样生存。虽然潮湿阴暗，霉烂的味道能把人熏倒，人像垃圾一样。但对于一个潦倒的人，这就足够了。我更关心的，是健康证这个社会附加值远大于其成本的小纸片。
        采访之前，我对健康证充满想象。暂住证、务工证等等证明外来务工人员身份的小纸片都让我充满想象。这种种小纸片到底在他们生命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因为拿不出小纸片，sars的时候，孙志刚死了；因为拿不出小纸片，很多听起来还可以的工作，李福荣们都不敢应征。看来，小纸片证明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生活。这些像草一样的生命。
        这篇稿子的逻辑起点在于，大家质疑这小纸片所能证明的东西——健康证并不能证明保姆的体格健康，于是，我们开始探访获得这张小纸片的渠道，以及这张小纸片背后的所指。
        事情似乎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不是健康证真假的问题，而是很多保姆都没有健康证。我们曾经在家政公司泡了一下午，那里保姆来来往往，我居然没有看到一张健康证。家政公司的人说，只有带小孩的保姆，东家才要健康证，其他的都无所谓。这些保姆一般都不办健康证，除非工作就在眼前，东家一定要去她去体检。
        对于李福荣，健康证就是五十块钱。在她没有赚到钱之前，她断然不肯用这笔钱去换一张小纸片。本来有份餐厅的工作，但老板要求应聘者必须有健康证和暂住证，这两个证办下来，要花去李福荣半个月的工资，虽然那里包吃包住，李福荣也不肯去。
        第二天的健康体检是我们出的钱，李福荣算是配合我们办了一张健康证。虽然免费拿到了这张可以带来更多工作机会的小纸片，李福荣却一点也不开心。我想，她是在盘算，如果50块钱给她，她能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在上海多住一个星期。
        采访至此，这张小纸片的意义就变得极为含混。我曾以为它是她们生活的保证，却发现，她们并不把小纸片当回事，50块钱对他们更重要一些。50块钱，是七天有吃有住的生活；50块钱换来的健康证，是一份可能会到来的还不错的工作。她们，都宁可选择前者。小纸片的社会附加值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生活。

未来社会形态一种

Thu, 20 Jul 2006 01:40:00 GMT

        乔治·奥威尔和王小波都曾描述过一种未来社会形态，在那里，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纳入统一管理，包括进行人口再生产的活动。每当这种活动的规定时间来临，一切厂矿、组织和机构都早早下班，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为了保证人口再生产的质量，管理者还会在活动期间进行随机抽查，被抽到者要通过电话汇报自己的整个活动过程。虽然活动安排如此规律，控制如此严格，可每到那个时候，人们大都会疲软。久而久之，人们认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疲软的。
        唯一不同的是，王小波更乐观一点，所以他的结尾是对数盲的精神胜利，奥威尔则悲观到底，精神被同化，“老大哥无所不在”。
        我是麻瓜，没有魔法，但还算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