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知识分子不说话的最好办法，就是摧残他的意志，以至消灭他的肉体。
        1931年的早春，《二月》的作者柔石在上海被杀害，罪名是“共产分子”、“宣传赤化”。这个身体不太好的年轻人，其实就是出版了了几本杂志，在左联的成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却为此身中10枪。或许只有像鲁迅那样名望的作家，他的匕首和投枪才能让统治者隐忍不发，至于其它的乱嚷嚷的书呆子，对付的方法简单而有效。
        30年后，根据《二月》改编的《早春二月》开始公映。戏内，片中的男主角肖涧秋似乎找到了桃花源般的芙蓉镇，教书助人仍然一股文人的柔弱之气，然而他的点点善意却不断的被误解和猜忌，最终只得怅然离去。这个接尾虽然算不上光明，但至少也留了一个开放的尾巴。如果编剧和导演知道这部戏和演员日后的命运，不知道会不会重新构思这个结尾。 
        因为在戏外，《早春二月》已被打成建国以来最大的毒草之一，并且在全国巡回放映以供批判。饰演寡妇文嫂的上官云珠最终不堪忍受折磨，坠楼而亡。这个40年代著名的影星，本以为在新中国仍然可以继续自己心爱的电影事业，为此她甚至主动请璎扮演《早春二月》中这个不是最抢眼的女配角，然而这却成了她新的罪名。
        既然是大毒草，批判又是一个政治任务，老报纸中有关《早春二月》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从角色到柔石，一并都报之以匕首和投枪。

如果柔石泉下有知，看到这段话，不知道会不会吐血：《人民日报》 (1964年09月15日第6版)
        有人也许会提问：电影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柔石是共产党员，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前驱者之一；而电影又比原作有所“提高”，它怎么可能成为一株毒草呢？这并不奇怪。第一，共产党员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的作品。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例证明，有些共产党员作家，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创作实践常常是资产阶级的。况且《二月》还是柔石在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之前写的。

下面这段批评已经上纲上线到“反社会主义”了：《人民日报》 (1964年09月19日第5版)
        宣扬个性反抗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电影《早春二月》的作者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历史上过时的思潮、没落的人物作为正面形象来歌颂，歪曲了历史的真实。
        《早春二月》通过陶岚歌颂个性反抗、个人主义，起着腐蚀革命队伍的作用。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的个性反抗总是要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对抗。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更成为极为反动的东西。个性反抗的锋芒，现在是指向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坚持个性反抗这一套腐朽哲学的人和集体和革命的对立就更尖锐。宣传个性反抗，乃是两条道路斗争中反社会主义思潮的表现。但是，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王国的人，总要顽强地宣传它。

搞笑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早春二月》居然也作为反面典型来陪葬：《人民日报》 (1977年01月12日第1版)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部反革命狂想曲还没有来得及演到最后一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这部影片不仅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也成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时就指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今天，把反动影片《反击》拿出来示众，以供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和它的炮制者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毒草是可以肥田的。让我们一起来锄掉《反击》这株毒草，以肥社会主义之田吧！

随后，《早春二月》又被作为文革受苦受难的典型，被拿出来控诉四人帮的危害：《人民日报》 (1979年11月26日第3版)
        这是一个信号，他们准备向文艺界开刀了。接着，一批文艺作品就挨上了棍子。仅电影创作而言，就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桃花扇》、《怒潮》、《红河激浪》、《阿诗玛》等一批作品被判为毒草。

好在，上官云珠终于也得到平反了。 《人民日报》 (1980年12月25日第4版)
        她（jiangqing）炮制了“３０年代文艺黑线论”，不仅迫害田汉、郑君里、应云卫、上官云珠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致死，而且株连到当时在生活上曾给她许多帮助的普普通通的老人秦桂贞。

        一部较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影片，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炮灰。难怪如今我们敬仰的名导们，纷纷到辫子戏、神怪片里面去找寻他们的艺术价值了。



上官云珠

        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构，《电影传奇》也成为了经典。一直想写点感受，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狗尾来续。如今想好了，既然是一个媒体人，就从老报纸中找出只言片语，来为两种类型的经典做一个注脚吧。

        第一个写《柳堡的故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偏爱，因为柳堡镇恰恰是我的出生地，电影中的河汊、垂柳、木桥，还有儿时的露天电影，都太容易激发起童年的记忆。
        现实是残忍的，电影所取材的人物原型——副班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二妹子不知所踪，这是乱世中再常见不过的悲情。
        然而《柳堡的故事》却含蓄温情，二妹子与副班长在战争结束后最终走到了一起。对于经历了战争的创伤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像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安抚着他们的心灵。
        片中的《九九艳阳天》四度想起，每次都温婉动人，加上二妹子可爱的梨窝，副班长俊秀的外貌，简直可以算得上50年代的偶像剧，难怪一炮走红。
        但是小崔没有告诉我们，这在50年代将军旅爱情划为禁区的文艺界，根本是大逆不道的，《九九艳阳天》更被说成“黄色歌曲”，其曲作者高如星更是在文革批斗中病死，其他剧组创作人员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恐怕比现实中副班长与二妹子的悲情更凄凉。

我在资料库里找到这样一篇文章：《人民日报》(1968.06.15)
革命大批判的新战场
——牡丹江火车站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散记
        ……
        他们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是从一阵横笛声引起的。
        三月，处于祖国北部的牡丹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一天夜晚，旅客聚集在候车室内，正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时，走进了一个盲人，他摸索着坐在一排靠背椅子上，暖了暖手，从兜里掏出一支横笛，吹起了毒草影片《柳堡的故事》中的一首插曲：《九九艳阳天》。
        这笛声，传到服务员们的耳中，他们不由得想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景。那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持着这个车站的领导大权。他们在这个候车室的四壁涂上淡淡的湖色，壁上悬挂起一张又一张大幅的山水风景画，小卖店里大量出租描写才子佳人的连环画，广播室成天播出《九九艳阳天》这一类含着大量毒液的软绵绵的歌曲。这个公共场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黑色染缸。
        今天，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了。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怎么还会再冒出这种怪调呢？
        ……
        广播里播送着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列列火车在这充满着革命激情的音乐声中进站了。

而仅仅在几年前，媒体还对它大加赞赏：《人民日报》 (1958年02月08日第8版)
        当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是背弃革命利益以成全个人利益呢，还是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革命利益？电影“柳堡的故事”给予我们一个正确而且合情合理的解答。
　　故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新解放区——柳堡中发生和展开的。作者在描写主要人物解放军某连副班长李进的同时，也描写了我们革命部队当时的生活和活动的情况：他们如何练兵，如何帮助当地群众生产，如何攻取敌人据点等等，从而表达了革命军队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表达了革命军队的高贵品质。



此外，文革时期的《四百种毒草电影》里这样说：
        《柳堡的故事》是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片子，在紧张的斗争中，战士陷入爱情不能自拔。宣扬了爱情纪律之矛盾。最后冲破了纪律，取得了胜利。写二妹子一家人之遭遇，阶级斗争是虚，爱情是实。指导员不作思想工作，反而说媒拉纤，认为军队可以恋爱结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大，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

        可见，在意识形态偏执的人看来，国家机器对人们的影响应该像水银泻地一样，不但要控制肉体，也要控制心灵，人们是不能保留自己的一点点个人空间的，哪怕是含蓄的感情，所有的精力都需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