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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法国人写的老书——《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所谓的两个世界一为“乾嘉道咸同光宣”代表的晚清，另一个世界则是英国公使马戛尔尼等等代表的欧美列国。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1793年马戛尔尼来到避暑山庄洽商经贸事宜时，清帝国根本不关心对方的要求究竟合不合理，而只关心对方能不能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回复称，如此这般也行，但是必须要清朝同等职位的官员也对其带来的英女皇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个现在看起来还算合理的要求，在乾隆和一干文武朝臣看来却是伤害国体的大事。
于是，双方竟然为了这个礼节问题多次磋商，英国人的所谓“傲慢”让天朝上国非常不悦。当然，他们提出的所有通商要求都遭到了拒绝，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商量的余地。
英国的使团里，只有一个12岁的小斯当东（英国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颇得清廷欢心。因为此小孩非常乖巧，还学了几句中文，乾隆顿时龙颜大悦，解上身上的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
这个不起眼的动作其实颇有象征意味。在乾隆看来，蛮夷之邦如果能够懂得礼节，赏再多的黄金、珠宝又何妨？反正我中华上国地大物博。乾隆肯定很不解，马戛尔尼为什么这么不识抬举呢？
可惜恰恰是这个小斯当东，长大了以后成了议员，一再主张对华开战。看来，乾隆爷爷的荷包非但没能让他感激，反倒让他闻到了清帝国腐烂的气息。
这种气息在乾隆之后越发浓烈。已经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咸丰仍然无法用更现代的眼光看待外交。当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门户的时候，并提出种种不平等要求时，他居然不关心“割让领土”、“削减关税”、“领事裁判权”等等最伤主权的事情，而单单指示谈判代表，“外国公使驻京”一条万万不能接受。
近乎荒诞的理念到了同治年间也没有改变，面对已经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同治却仍然念念不忘英国公使居然站在他旁边这一“不合礼仪”的行为。
我不主张凡事都往文化差异上扯，那容易造成一种误导——东西方只有文明冲突这一种可能。清朝皇帝们的执拗，其实更深刻的反应的是封建帝制的等级观念。这一等级在国内表现为君临天下的权威，所谓“天地君亲师”的礼仪就是为了强化这一观念；这一等级在国外则表现为天朝上国宇宙中心，藩属小国朝觐纳贡。
这一幻象与西方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有些类似。只有长久地进行维系这一幻象，皇帝们统治的合法性才得到维护，这才是他们斤斤计较跪不跪这种细节，而对割地赔款这种事情反而看得比较开的原因。
当然，与中国其他封建王朝相比，清朝统治者还有一点不同——他们很清楚自己是以异族的身份在统治，也就是说这片土地、这些财富原本不是他们的，所以地割了不是最可怕，皇位不保才最要命。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恐怕也有这种考虑。
这样说起来，孙中山反复强调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恐怕也不可能看作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那个时代必然的现实选择。
【2007-8-5】| 作者: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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