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班牙篇

        视角的差别在对西班牙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忽略国名，你很可能以为他们是在讲两个国家。

        《大国崛起》是拿西班牙作为开篇的，自然是讲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如果套用我们小学时的“中心思想”就是：西班牙靠对伊莎贝尔女王、哥伦布等对海洋的热情，获得了“大国崛起”的机会，却将海外财富过多地用于王室的奢华，而没有用来扶持制造业和商业，从而错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片子到这里戛然而止，似乎16世纪以后的西班牙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

        《西班牙旅行笔记》则恰恰相反，虽然它也讲到罗马时期、西哥特时期、阿拉伯时期和统一王国时期，也花了一章左右的篇幅谈到航海大发现。但是林达向来不认同这种掠夺铸就的所谓“崛起”，甚至不认同纯粹经济意义上“雄起”的所带来的国家“荣光”。他在描述西班牙“九八”一代论战时，将自己的思路说得最为清楚。因为在19世纪末，西班牙知识分子也曾为“是否要恢复西班牙历史荣耀”而激烈论辩，当然谁也没有获胜，因为历史已在拖着西班牙往现代疾驰。直到战后知识分子重新反思，恢复荣耀的观点已经无甚市场了。

        那么，林达关注什么？从他的导语就可以看出来。显然，《永别了，武器》对于林达写西班牙的冲动，恰恰与《九三年》对其写法国的冲动一致，逻辑也是一贯的——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内战这两个历史性的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林达揭开了西班牙内战和国际纵队上笼罩的玫瑰色光环，指出“红颜色的恐怖”与“白色恐怖”其实是半斤八两这一事实。当西班牙左翼充当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角色后，林达冷峻地指出：“如果左翼上台，恐怖绝不会少几分，只不过受害者换一拨罢了”。

        被不吝笔墨的还有奥威尔，这个曾经热情参与国际纵队的作家，在林达的笔下终于有血有肉起来。为什么他能写出《1984》和《动物农庄》，为什么会有如此犀利的预见力？这是我曾经有过的困惑。看了西班牙内战中他的遭遇，我才恍然大悟。

        如果《大国崛起》拍佛朗哥，估计不会逃脱现有话语体系的影响。林达不同，他将佛朗哥与希特勒作了切割，而强调他只是一个“过时的人”，并且正面评价了他战后为渐进民主有意无意做的铺垫。

        于是就到了林达极力铺陈的第二个重点——西班牙战后渐进民主的发展。与英法美等19世纪就解决这类问题的老牌国家相比，西班牙1975年才从独裁统治中逐渐走出，实在是一个“后进份子”，不过换个角度说也是一个奇迹。这样的演进如何造成？林达的解释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终于意识到暴力制暴只能恶性循环，而唯有尊重统一的规则，勇于妥协，才能走出一条和解之路。”这一思路与他阐释美国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看到，当不满改革的军人跳出来政变时，胡安卡洛斯国王坚定地表达了立场；政变结束后，执政党、在野党的领导人手挽手大游行。这又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幕，林达没说，但读者已经感觉到，当这些领导人们挽起手的时候，西班牙终于“大国崛起”了。

        这样的“大国崛起”所依仗的，不是压倒别国的经济力量，更不是威胁别国的军事力量，而是自身百姓的权利与信心。林达感叹，西班牙人终于有足够的理由来为他们的国家“骄傲”了。

        当然，《西班牙旅行笔记》还涵盖很多，林达在格林纳达的阿拉伯王宫里徜徉，是思考“西班牙如何实现了宗教和解”；林达在毕尔巴鄂的美术馆里游荡，是为了阐释“西班牙未来将如何解决区域独立问题”，这些话题都是带有共性的，这也正是中文版《西班牙旅行笔记》的意义。

        最后再回看《大国崛起》的西班牙篇，苍白地像是某张色厉内荏的大字报，将长矛刺进风车的唐吉柯德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