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班牙篇

        视角的差别在对西班牙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忽略国名，你很可能以为他们是在讲两个国家。

        《大国崛起》是拿西班牙作为开篇的，自然是讲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如果套用我们小学时的“中心思想”就是：西班牙靠对伊莎贝尔女王、哥伦布等对海洋的热情，获得了“大国崛起”的机会，却将海外财富过多地用于王室的奢华，而没有用来扶持制造业和商业，从而错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片子到这里戛然而止，似乎16世纪以后的西班牙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

        《西班牙旅行笔记》则恰恰相反，虽然它也讲到罗马时期、西哥特时期、阿拉伯时期和统一王国时期，也花了一章左右的篇幅谈到航海大发现。但是林达向来不认同这种掠夺铸就的所谓“崛起”，甚至不认同纯粹经济意义上“雄起”的所带来的国家“荣光”。他在描述西班牙“九八”一代论战时，将自己的思路说得最为清楚。因为在19世纪末，西班牙知识分子也曾为“是否要恢复西班牙历史荣耀”而激烈论辩，当然谁也没有获胜，因为历史已在拖着西班牙往现代疾驰。直到战后知识分子重新反思，恢复荣耀的观点已经无甚市场了。

        那么，林达关注什么？从他的导语就可以看出来。显然，《永别了，武器》对于林达写西班牙的冲动，恰恰与《九三年》对其写法国的冲动一致，逻辑也是一贯的——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内战这两个历史性的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林达揭开了西班牙内战和国际纵队上笼罩的玫瑰色光环，指出“红颜色的恐怖”与“白色恐怖”其实是半斤八两这一事实。当西班牙左翼充当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角色后，林达冷峻地指出：“如果左翼上台，恐怖绝不会少几分，只不过受害者换一拨罢了”。

        被不吝笔墨的还有奥威尔，这个曾经热情参与国际纵队的作家，在林达的笔下终于有血有肉起来。为什么他能写出《1984》和《动物农庄》，为什么会有如此犀利的预见力？这是我曾经有过的困惑。看了西班牙内战中他的遭遇，我才恍然大悟。

        如果《大国崛起》拍佛朗哥，估计不会逃脱现有话语体系的影响。林达不同，他将佛朗哥与希特勒作了切割，而强调他只是一个“过时的人”，并且正面评价了他战后为渐进民主有意无意做的铺垫。

        于是就到了林达极力铺陈的第二个重点——西班牙战后渐进民主的发展。与英法美等19世纪就解决这类问题的老牌国家相比，西班牙1975年才从独裁统治中逐渐走出，实在是一个“后进份子”，不过换个角度说也是一个奇迹。这样的演进如何造成？林达的解释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终于意识到暴力制暴只能恶性循环，而唯有尊重统一的规则，勇于妥协，才能走出一条和解之路。”这一思路与他阐释美国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看到，当不满改革的军人跳出来政变时，胡安卡洛斯国王坚定地表达了立场；政变结束后，执政党、在野党的领导人手挽手大游行。这又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幕，林达没说，但读者已经感觉到，当这些领导人们挽起手的时候，西班牙终于“大国崛起”了。

        这样的“大国崛起”所依仗的，不是压倒别国的经济力量，更不是威胁别国的军事力量，而是自身百姓的权利与信心。林达感叹，西班牙人终于有足够的理由来为他们的国家“骄傲”了。

        当然，《西班牙旅行笔记》还涵盖很多，林达在格林纳达的阿拉伯王宫里徜徉，是思考“西班牙如何实现了宗教和解”；林达在毕尔巴鄂的美术馆里游荡，是为了阐释“西班牙未来将如何解决区域独立问题”，这些话题都是带有共性的，这也正是中文版《西班牙旅行笔记》的意义。

        最后再回看《大国崛起》的西班牙篇，苍白地像是某张色厉内荏的大字报，将长矛刺进风车的唐吉柯德也不过如此。

        三联版林达的书成系列的6本，包括4本美国，1本法国，1本西班牙；CCTV的《大国崛起》12集，涵盖9个重要的大国。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叙事手法上却颇为异曲同工——都是从现有的历史遗存入手，回望过往故事，并折射中国的现实。两者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其立场和视角的天差地别，倒也有趣。

（一）法国篇
        看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和《大国崛起》的法国篇，最初的一个印象就是，CCTV官媒的身份实在是作为普通游客的林达所不能比的。想来林达看到《大国崛起》中被从保险箱里拿出的《人权宣言》等原件，肯定会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不过精神产品的价值，也未必与占有的材料成正比。CCTV在协和广场上匆匆扫一个镜头，然后径直到博物馆请出重要文献，除了显得好像牛x哄哄，其深度却令人质疑。反倒是林达费尽心思非要去寻一个雅各宾俱乐部的原址，再加上他之前的积累，文字的意义又是另解了。

        于是就彰显出选材和解读的天壤之别。《大国崛起》是典型的“主题先行”，做过媒体的人几乎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前面一堆的铺陈，只是为了证明“法国崛起的本质在于更充分地理解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定义——将人与人之间的原则扩展到国与国之间”。片子还煞费苦心地借用一个法国专家的口说出：“英国有英国式的民主，意大利有意大利式的民主。”当片子说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时，其用意已经昭然若揭了。

        “主题先行”自然带来对人物和事件评价的简单化。比如对路易十六，说他写的日记里，除了打猎的战果就是“今日无事”。当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时，他还说了句类似于“何不食肉糜”的混帐话，一个不问世事的昏君形象跃然纸上。林达却告诉我们，路易十六与他的爷爷和父亲相比，还是一个温和开明的君主，他知道改革的必然，也试图做些常识，只不过革命的风暴来得太急，他本人也无从抵抗。

        同样被简单化处理的还有伏尔泰，《大国崛起》像塑造任何典型人物一样，一味盛赞其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带一本书去巴黎》却告诉我们另一面，伏尔泰崇尚启蒙没错，但他一直是王公贵族甚至国王本人的座上嘉宾，从而凸显一个事实——贵族本身对启蒙思想的认同，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诸如《带一本书去巴黎》里着力塑造的拉法耶特形象，自然在《大国崛起》里就片纸无存了。再往后追溯，欧洲国王与贵族、中国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同，从一开始就为两者历史进程开了岔——这也是林达想证明的事情。

        《大国崛起》虽然也承认法国大革命后的革命恐怖，但是多为其找理由，而忽略其民粹主义泛滥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林达本身对盲目的革命是作了反思的，这也正是《带一本书去巴黎》的主旨，他提倡宽容，盛赞美国“伟大的妥协”皆出于此。《大国崛起》未必意识不到这点，但是其立场决定了对革命负面性的本能回避和掩饰。而且更关键的，全片以“大国崛起”为题，其国家主义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其他的历史自然都是细枝末节，哪有不去舍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