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书城》最近“再次”复刊了，十分高兴，可是一直没有买到。对于90年代后期的老《书城》我是心存感激之情的。
     当年我还是一个外省驻沪公司的普通职员，生活“凝滞”，在上海这个陌生的城市中没有方向。1998年《书城》第一次改版，报纸化、关注新鲜的文艺声音、关注普通小资的阅读趣味，尤其关注了当时中国兴起的纪录影象热潮，很快便吸引了一群固定的读者。
      保平老师也让人印象深刻：平和、风趣、提携后辈。那时期，《书城》组织的一系列看片会也让人怀念，在及时的影象资源相对匮乏的那个时代十分珍贵：先是1998年在《青年报》东胡路报社看《小武》、《八廓南街16号》、《三寸草》等片、然后是《那山那人那狗》、《赵先生》、“日本纪录片展”、“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以及吴文光专门来沪带来的若干作品。
     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考北电纪录片专业研究生而准备资料，我尝试为《书城》投稿，每次都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保平老师，而第一次就发表了，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鼓励。半年多时间里写了4篇，发表两篇，后来没有考上北电却凭借在《书城》发表了两篇小文进了《青年报》，感谢《青年报》愿意培养一个没有新闻背景的人，同时也十分感谢《书城》在那个特殊时候给我帮助。
      虽然后来沈灏主持的《书城》也另有特色，但总感到与一般读者的互动性差些，成了“圈子”杂志。这次《书城》复刊不知道是否又换了东家，虽然物去人非，但也是割不断的老朋友。
      
附录：我第一篇“铅字文”，发表《书城》1998年10期
 谁还记得自白派女诗人？

     今年“五四”青年节，公司团委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在一片太平盛世的咏叹中，令人羡慕的景德镇瓷瓶一一落入他人囊中，我只得了一个不足让人安慰的纪念奖。分析起原因，我朗诵的那首伊丽莎白·毕肖普的“鱼”和别人朗诵的作品实在有些格格不入，她看似直白却充满机警的沉思，虽不华丽却用词活波，习惯了听口号和简单情感表达的人们不愿被迫牵动起思维的神经；再者场合也不对，她只适合在小酒馆里，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的充当一次“现场主题”。

       本来伊丽莎白·毕肖普还有一首更出色的诗“在鱼房”，用前几年诺贝尔奖得主希尼的话说“具有某种深邃的真实性语调”。可是里面有一个充满重量的词儿—“乳房”，在严肃的带有政治意味的活动中似乎是“非礼勿听”的。于是舍弃了，选了“鱼”—却依然不如意。在美国当代女诗人中毕肖普的诗算是含蓄、内敛的，不禁担心那些意象更大胆，用词更惊人，处处体现出自白派风格的女诗人们的诗又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在当代年轻人的脑海里是否还有她们存在的可能性？

       这种担心源于我对她们的喜爱和崇敬。提及美国自白派诗歌不能不提及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塞柯斯顿，她们是自白派诗歌运动中两位冲锋陷阵的女干将。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精神大反思的年代，而自白派诗歌无疑是这场运动中一支势不可挡的狂飙，两位女诗人便是这股狂飙中两颗耀眼的明星。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男诗人，她们更自觉更彻底地袒露自己：我是谁，我怎样生活，怎样爱，怎样对待自己的女性地位等等。她们的诗带有明显的女性觉醒意识，通过袒露，模糊两性差异，拉进彼此间的距离，达到至少在精神上的平等。

      话说过来，现在她们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也许吧，从一本书的命运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我对自白派诗歌的认识是从一本《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编译）上获得的，大学期间反反复复不下借了六七次，很遗憾每次填借阅卡时总看到我的名字紧密地挨在一起，这本书直到我毕业前也再没有别人借过。被冷落的不仅有“垮掉派”、“黑山派”等老前辈的作品，还有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塞柯斯顿的若干诗篇。听听这些名字吧：“十月的罂粟花”、“申请人”、“死者所知晓的事情”、“赞美我的子宫”—不一定让人马上就喜欢，她们的诗就象同时代摇滚乐队Led Zeppelin的音乐一样：唯美的，又是厌倦的—咄咄逼人，让你惊讶，继而又迷恋上她。

      迷恋自白派女诗人的不仅是我，我国80年代诗歌大潮中涌现出的一批女诗人身上就有她们的影子，或者说她们身上带有自白派的风格。这些女诗人是虹影、海男、翟永明、李轻松、王小妮等，然而现在她们当中仍坚持写诗的已寥寥可数，大多写起小说，写起散文，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诗歌的没落以及自白派的没落。

      然而是出于什么原因使我象迷恋古董一样迷恋于自白派女诗人和她们的作品呢？简而言之是她们身上洋溢着至真至诚的情感。即使写生活琐屑，也能表现每一种琐屑独特的存在背景，并从中挖掘出独立、解放、自由这样深刻的语义。其中的美学含义也是不言自明的。引用海德格尔对“美”的论述：“敞开，是自我隐蔽的存在物被照亮的情形。这种光将自己射入作品，而这种进入作品的照射正是美。”在普拉斯和塞柯斯顿的诗中这种被照亮的情形随处可见，无论是写生活中的艰辛、动荡的世界，还是做母亲的喜悦、爱与被爱的迷茫都会闪射出一道道光茫，似乎标志着和精神唯一的对应之物，在她面前人变得透明、纯洁，同时也更加强大。其实当代人也未尝不可望这种“敞开”，这种心灵的彼此观照，只不过在那一刻又隐藏起自身，在暗处犯了窥视癖。美国影片《碎片》中莎拉·斯通扮演了一个住在公寓里喜欢用单孔望远镜观察世界的独身女子，然而不曾想到她自己又置身于另一巨大且精良的窥视系统中。这是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矛盾。如果整个世界都缺乏真诚、想象和诗意，那么内心隐藏的存在之物如何被照亮？

      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一首诗中写到：“哦，上帝，我是什么人/能使这些迟来的嘴张口大喊/在凝霜的森林/在失车菊的清晨？”普拉斯对上帝发问，以验证自身的存在性。同样塞柯斯顿在“赞美我的子宫”一诗中通过想象世界各地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通过对“母性”激烈、真实的歌咏，同样表达了一种对存在性的珍视。她们仿佛在说：孤独的人们，热爱我们自身吧。—这种爱并非是自恋的，而是源于对人类生活更广博的感受和关注。

      然而现实生活是如此出乎意料，两位女诗人最终却都走上了一条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道路，普拉斯三十一岁，另一个也未过不惑之年。当然以世人的伦理是难以解释诗人的行为的，也许热爱生活与珍惜生命并非完全相同，也许只有那些至爱过的人们也才舍得如此割弃。她们以极端的方式拥抱了另一片大地，不知怎的想起一部书名—“向死而生”。真的，就在普拉斯歌咏爱情时也流露出这种不详之音：“今晨的云霞也做不出这么漂亮的裙子/救护车里的女人也没有/她红色的心穿过大褂，怪怕人地开花—/一件礼物，爱情的礼物/完全是不请自来。”

     生命和死亡是永远困惑人类的两大主题。把哲学含义的“对存在性的珍视”进一步向生活层面推进可以得出一个“可望不可预知”的结论，对不可预知的可望发展到及至便又导致了“舍生涉死”，生生息息恰是一个轮回。

      不过现实生活中对不可预知的可望绝大多数没有发展到那么极端、可怕。反而带有一丝盼望和甜蜜。女诗人王小妮在一篇散文里写道：“我希望，在早晨，被我看见的不只是重复的阳光，我想看见红雨。冰石。黑火。风鞭。”

    又闻，东瀛男女青年中近来流行一种用手提mini摄像机在公共场所寻找朋友的游戏（行为），并以之为时尚。具体操作不得而知（是否要贴寻人启示），但至少可以看出人们可望交流、可望被感知在各个时代都是相同的，虽然他们并不一定熟悉那些关于自白派女诗人的沉重的话题。

      记得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位学中文的美国朋友，从中国文化谈到美国文化，又谈及自白派女诗人，他很惊讶：“那可是我父母那一辈的偶像。”

      偶像也有黄昏的时候，毕竟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还记得自白派女诗人吗？—或许应该忘掉，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着相似的普通人的情感和普通人的困惑，无需再继承什么别的。想到这儿，不禁一阵轻松，仿佛米罗的那幅名位“女诗人”的油画就在眼前，变形虫子、变形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