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以后就没再恋爱过。

     因为我是这样认为的，那场最初的情感萌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已经印象模糊了，好象是在一个有夕阳的下午。只是一瞬间就感到一种特别的感觉，在那个与往日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目光已不再是简单的注视，而是带着一种轻盈的痕迹，象底片上不小心留下的划痕或指纹。最终这段回忆未能连贯起来，我没能找到更多的事实和证据让别人也相信那就是爱的感觉，分析自己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况且随着回忆，真实的情感已经被无形中放大了。

    我习惯在起床前回忆一些遥远而又模糊的事儿，因为那些轻易就忘记的事儿会在某一天重新蹦出来，防不胜防——这让我感到很沮丧。那是一些地名、人名、许多年前的一个古怪念头，或是一个动作、一处场景。

如果它们重要为什么会忘记，如果不重要又为什么会被重新唤起？脑海里那些细小的重复带给我强烈的“丢失”感，仿佛身上的东西正在被偷走，不过一睁开眼一切就烟消雾散，开始拯救我的脖子和业已麻木的左臂。
   左右旋转，上下拉伸，把缩紧的关节一节节拉开；孔隙里的血管也活跃起来，为大脑输送95毫升/秒的血量；数以百万衰老的细胞死去，同时无数的新细胞诞生，心中暗暗祷告：麦片、玉米粉、面包——请赐予我力量。

    几乎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而晚上的入睡则是从阅读一本儿童心理学小册子开始，这与我的工作有点关系。与孩子们打交道其乐无穷，可是关于那本书我还有许多东西没有搞懂。为了更好的探知儿童心理的奥秘我还经常光顾附近的儿童剧院，参杂在一群小学生或更小的孩子们之间，欣赏儿童剧团的传统戏及穿插幕间休息的木偶表演。

    儿童剧院坐落在天津路与上海路交口，小剧场是由一幢老建筑改造的，正面是“一”字形二层砖木结构，经过外面的廊柱和内部的方厅向后延伸出长方形的小剧场。如果看照片就可以清楚的发现这种形式上的不协调，当然需要高空俯摄——摄影是我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手艺之一，我喜欢静态的影象，我用400度黑白胶卷，我的相机是Nikon的。

一

    把时间一点点熬干需要稳定的性情和特别的耐心，借想象打发时光，如果你能时常看到那些隐秘的、在暗处闪光的影子。无论它们漂移到什么地方，只要沿着不经意的蛛丝马迹就可以放大细节，甚至找到足以验证想象的证据——一件实物，让你确信不疑。

    我租的这间屋子曾经住过许多人，我怀疑过他们的身份，因为门锁仿佛被人撬过，卫生间的下水管一直漏水，床垫中间的凹形则永远也恢复不过来。

    卧室里，把沙发推到窗口，让肋骨舒服地贴在蓝色丝绒的扶手上，指尖搭在另一侧的扶手来回摩挲或是原地敲击，象是感觉女人的腰。会下雨吗？是否应该答应张一？天气会影响计划，并且电视里的气象小姐预报的总是不准，她总是声音甜美、笑容可掬，可是接下来却是越来越糟的天气。
    南方多阴雨，这个季节一些黄色微小的虫子开始跟随着某种具有特别欲望的孢子在空中悬浮，潮湿的气息让它们停留在我的白色衣柜里——虫蛀、发霉。衣柜拉门背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年轻绅士的必备装束，是从杂志上抄下来的，可以认为是衣物检索清单，包裹身体、包裹魂灵。多数时间里，穿戴整齐的去工作、交往、娱乐、等人或静静的沉思默想。黄色的小虫子已经躲进温暖的羊毛织物里了吧，“V”领、杂色条纹的那件，想和我一起去探索这个复杂世界？合上衣柜的门，顺手撒了几颗白色的樟脑球，想象也随之结束，虚空的增加了一些羽化的黄色小虫的空壳。

也许会下雨吧，幼儿园院子里似乎可以看出一点迹象。在二楼，视点落在高大植物的上方，那是一棵法国梧桐最高处茂密的枝叶，它右边露出一节旗杆。因为天气不好，国旗放下来了，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旗杆，而孩子们都躲在教室里，听老师教唱国歌。

    张一打来电话，再次催促我，我说我还没准备好——她在电话一头恨恨地说要吐口唾沫把我变成一只羊。张一有着儿童般的性情，她会把她讨厌的人都变成一只羊，可她并不真的讨厌我，相反她邀请我去见她的母亲。但是我还没准备好——来自心理方面以及对这件事儿最根本的认识程度，我不清楚我们正处于人类伟大情感交往的哪一阶段，这不象小说中的小节标题那样明确，并且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说过“你恋爱了”或类似的话。

     一楼的教室传出孩子们断断续续的歌声和手风琴拉出的国歌旋律，我的胃里也变得“饥寒交迫”起来，从椅子上站起，发现旗杆的位置变了，最上方的一段旗杆插进窗顶圆弧形的边框。

    下楼的时候我的肚子又开始叫，晚上电视里的好心先生会教我们做些什么呢——烛光晚餐，一定有着如此长的一串配料名单，而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

    犹豫了片刻，要不要给张一回个电话解释清楚。一想没有必要，虽然我们相互理解的程度还不高，但我们却相互信任已久。不必解释的事情总归是有原因的，就象女人有时也会对男人秘而不宣。

    几乎快要忘记在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一定是极正常、极普通的方式，不外乎三种：朋友介绍、杂志征友、儿童剧场的偶遇。

    张一是名文字记者，第一次见面那天她胸前挂着一个彩绘的木头小人儿，引起了我的兴趣，她说那是古董，结果我真的没敢碰。张一有着近似古怪的癖好，她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娃娃，还包括大量的偶人，有布的、瓷的、木头的、铁皮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她还说她正准备写一本这方面的书，问我能不能为她的藏品拍一些照片——那天我一定背着照相机或者吹了一些牛。张一的母亲曾是儿童剧院的演员，60年代儿童剧院还很红火。

     “一个很大的院子，茂盛的核桃树、大片的草坪和深红色低矮的楼房，楼里面的窗子上嵌满彩色的玻璃画，还有厚实的木门和磨的光亮的铜把手。”

    “好象年代很久了。”

    “据说解放前是法国商会的网球会馆，解放后才盖的小剧场。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在小剧场的地下室里，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时才搬走，那时侯已经没多少人看儿童剧了。”

    “你就是从那时侯开始收集娃娃的?”

     “差不多，可惜搬家时丢了一个，那是我的第一个娃娃。”

     不太寻常的性情，不太寻常的癖好，恰恰正是这些吸引了我，从脖颈下的木头小人儿就开始了。

     我的自我介绍是从幼儿园说起的，我属于那类比较少的男教师之一。摆弄镜头盖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性情中含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一种过度的迷恋，但又难以说清楚这迷恋的源头（张一在报社工作却热中于收集娃娃，我是幼儿园男教师，兴趣却是摄影，我理想中的工作大概是摄影师或电影剪辑师之类吧）。迷恋摄影已经很长时间了，用胶片把无尽的生活碎片收集起来，用技术的手法去试图理解真相，用快速、简约的“截取”替代故事性叙述的峰回路转，如同把一个现实圆环切成几段再重新排序重新拼好——它们仍然彼此映衬。

    已经开始下雨了，阴沉的云操纵着急剧下落的雨滴的动作，仅仅是动作，然后是我的沉思默想、耳鸣、自言自语。

    为沉思默想配一段背景乐，打开红色旋钮，固定在标准频率——音乐开始：一首4分20秒的钢琴作品，标题为“白色洒水车”。音乐还未完就被打断，琴声隐去之前传来DJ的声音（午后音乐快讯）：“前‘旧袜’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车祸后复出，即将呈现最新单曲‘舔舔脚心’，冷静的金属风格融合了流行的舞曲元素，游离的人声仿佛脱离了节奏自吟自乐，会在某一处重音前突然停顿下来，又会顺着错乱的节拍在下一处巧无痕迹的接上，专辑已准备录制，年内上市，接下来……”

    雨声，向相反方向拨动红色旋钮——DJ的声音消失了，听到下班铃声、孩子们的嘈杂声。

    走向92路汽车站，路上路过一座银光闪闪的不锈钢塑像。由于92路车一头连着火车站，又因为下雨，候车的地方挤满一群刚刚从外地流落到这个城市的人们，面对这个陌生、巨大的城市，他们显得疲惫，还有点惊慌失措。

    双层巴士，顶层有点摇晃，大约六七站的距离窗外掠过电影厂新建的大门。门外很冷清，平时这里也会聚集一些人，他们期待得到一个小小的角色，从而开创一个星光灿烂的生涯。

    忽然流动的视线停住了，身体剧烈摇摆，前方发生了阻塞——也许是一场车祸。

    这个城市每天都要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可没人知道下个地方会是在哪里。身后的车流继续向前缓慢的移动，灵巧的绕过事发现场，然而92路庞大沉重的车身仍身陷其中，回家的路显得漫长而又单调。

    “凝滞”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被困在一处空间里，不知做什么好，他有的是时间，他仅仅停留在回忆和观察中，时刻面对无休止的探索意义的困境，他活着似乎只是为了对抗时间，让那些年轻的、宝贵的生命气息一点点消散。凝滞其中，无法厌恶，吸气——却无法顺畅的吐出，同时神经功能在分裂的边缘接受测试：一只眼睛阅读，另一只却拒绝；一只手穿衣服，另一只却在脱；一条腿迈进厕所，另一条却转身欲走；去还是不去，起来还是躺下？
    从一只椅子到另一只椅子踱步27圈后停下来，决定还是躺下。回忆，起于肉体的激情止于肉体的麻木，精神里残留着一些虫子(微小的、活跃的因素)，活的虫子。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间陈旧的老屋还是单调的生活以及模糊的爱情，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事实上我和张一都习惯回忆过去，并尊重那些记忆尘埃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容易对逝去的东西怀有好感。

    浮世绘的清晨，从一辆白色的洒水车开始。它从门前驶过，伴随着一首儿童音乐，声音层层叠叠，遮盖了那些看起来荒唐可笑的事情，通常是发生在清晨。洒水车与儿歌，洒水车与白衣女士，洒水车是这个饥饿城市的快活女佣。张一一定又戴着白围裙，手上粘满面粉、蛋清。她看上去那样安静，她有一张孩童般的脸，仿佛停留在青春发育的某一个瞬间。用手腕轻捋头发，小心的把蛋黄从中弄破，透明的膜儿向四周卷缩，蛋汁增强了面粉的粘性，张一在忙着做馅饼。关于“古董娃娃”的书写得很顺利。

    七点三刻，我在盼望中起床。暖和，暖和的——不连接任何词儿，仅仅是水流、金色蓬头，你会发现清洗是日复一日的事儿。通常我把卫生间当做我的冥想室，通向冥想室的木门外挂着一幅我的头像，木门后则隐蔽着粉色的“水银槽”，水银槽小便器里漂浮着樟脑球。水流冲挤着白色的樟脑球，侵蚀、腐化，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最后樟脑球定格在黑色漏斗的边缘。我思考夜里没能想清楚的问题，竟然发现“爱”是困难的。就象填充大提琴，发出变调的主题，又如被剪坏的邮票缺失的一边，或者牛皮纸本子上粘满的蜻蜓翅膀和甲壳虫腿，要不就是干面包、落满果蝇的水果、铁路边被震得剧烈摇晃的房子，可是如何知道朝天牛触角九节以后……通往更光滑、更柔顺、更自然的地方。爱上一个人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如何试唱一首新歌，如何想象她的少女时代，如何知道身体最初的秘密，如何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发生意外——过去的总比现在正在发生的更重要。

    某个星期五，换休的日子。

     想象、幻觉、模糊的记忆或是有意的篡改，当一个人依恋往事时他就会变得无比虚弱，象躲进肥裤子里的兔子。你看到那些红黑色长着肉状突起的杨梅了吗，硬核儿、酸的，轻轻摩擦就会流出深红色放荡的汁液，滴落在粉色的舌苔花丛中，可是那个穿黑鞋的方脸侏儒是如何贪婪的利用了我的好奇呀。细细察看，红黑色肉状突起边缘竟隐藏着白色的蠕虫，大约1毫米，使我一下子失去了食欲。在扔掉它们之前，亲吻小虫子爬过的痕迹——这是经历初夏邂逅杨梅的片刻。
    再往后回忆越来越困难，仿佛来自呼吸和血液供应的障碍，象是从十三层楼上摔下来，碎片、灰尘、一团瘴气。啊，别打断我，别堵住我的嘴，别叫护士小姐，啊papamama别把我交给校长，别没收我的银弹子，我看清那辆汽车了，撞伤了谁，他会流血然后死去。快速的幻灯片在屋顶移动，我左右摇摆，摇摆在地铁两节车厢的夹缝处。风从两面吹来，舞台、船、大床、甲板，我象一个初学游泳的婴儿，却被扔进大海里。我再次看清那辆朝我疾驶而来的汽车——“富豪”牌，我不清楚到底谁受伤了。阳光下一个被人包养的小妇人习惯的戴上墨镜“我猜不出他的年龄、职业，我讨厌悲剧。”
    混合体、混合体、静听音乐、剪报纸、做填字游戏、阅读报上的“智慧快餐”专栏，一幅漫画下这样写着：懂得避免完美之时，就是享受美好人生之始。多有哲理呀，我们总是一边爱着自己，又一边厌恶自己。我从世界的根系里生出魔幻的枝芽，我背弃了现实却抓住了它的表象，松散、单调，一个稳定的现实在心目中已不存在了，依靠那个稳定的现实而生的道德、观念也不再值得信赖。现实变的不连续，也没有历史感，而且在它的碎片中处处闪耀着个体的、私有的道德：一个人在非洲做强盗，另一个人在欧洲做钢琴师，第三个人在中国的首都当知识分子，他们维持各自的疆域——难道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吗？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在张一住的地方吃午饭，或许喝了一些梅子酒，或许梅子酒里还掺了止痛药，在张一的舞台、船、大床或是甲板上发生了混乱的事。

    日历清晰的记载着那天12点50分立夏，此外还有一位伟人诞辰182周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凝固不动，只能闻到打开的衣柜樟脑球发出的淡淡的陈腐气息。一动不动，银色的身体发出的光线经过衣柜镜子又反射回来：裸露的肩膀，看得见的头部和臀部，两对肩膀拥抱在一起，上面好象布满了雨水、露珠、或是汗水。静止、神奇——我们如同候车室里疲惫的路人，扮演最原始的无声电影里的画面，又象一只被削尖的雪茄浸泡在漫无边际的福尔马林溶液里。静静的等候12点50分的到来，期待安全的进入一个新的夏天，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夏天，没有故事，没有痛苦，也没有生命的诞生。只是在想象中为她命名，一个女儿（我多想有一个女儿呀），她穿少女装、少淑女装、淑女装，一步步长大，她嘴里嚼着曲奇饼干、椰丝蛋卷、瑞士糖——哦，甜的，就象那一刻张一的嘴唇，我猜想唇上一定涂着一层金黄色冰凉的蜂蜜。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象冬眠的虫子一样苏醒，一点点活动，换上新外衣，钻出泥土。

     拉开窗帘，外面的阳光既不温柔也不浪漫。晾台上可以看到远方的一个施工工地，没有一个人，只有简易的升降梯悬在半空，下面一定堆满了成吨的钢筋和砂石，我并不太关心这为陌生人建造的房子，我注意到空中飞过一架通往欧洲的客机。隔壁的房间里张一弄出了点声音，是打字声、搬运声，或是翻箱捣柜发出的声音——她正在进行一场抗拒遗忘的，同时也是令她着了魔的写作，而我们的情感却成了这单调声响的附庸。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好象我们双方的感觉出了差错。

    越是爱着一个女人越是一边折磨着另一个女人。她只有一尺六寸，玻璃眼睛、橡皮胯部、橡皮脑袋以及人造丝头发，永远一副微笑的样子。古董娃娃——惩罚她，她会感到疼吗？

    借用一个比喻：线团丛林，或者说是脖子上的死结儿，五月，在经验主义露营地，绕过粘稠的鱼子酱森林，在她身上涂抹一层厚薄均匀的蜂蜜，然后扔在树叶下面蚂蚁的必经之路。对蚂蚁先祖表敬意，对穴居的昆虫怀好感，对生殖强大的母后发图腾。你静等那一刻，蚂蚁雄兵爬满身，钻进指甲里、耳朵里、眼睑里。它们在她的腋窝下储存食物：谷粒蛋糕、蟑螂腿熏肠、黍子啤酒；在腹部平坦的月亮谷地祭神——纪念第一个发明蚂蚁语言的先祖，黑色弯曲的橡树丛柔软得象丝。透过柔软的橡树丛，可以看见祭神的巨大旗帜，仿佛是一个人的模样。用生物学家的显微镜、眼科医生的小孔镜、海军队员的夜视镜——发现那旗帜上画的竟是六岁时我的模样，那时侯我杀蚁如麻，原来我一直生活在神话和传说中。

    把目光抬起来，深吸一口气并猛击人中穴，我发现这是个不成功的比喻，我怎么会生活在那样虚幻的视觉里。可是隔壁的打字声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张一奇妙的、游移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散射。那些扩散开来的眼波呀，就象夏日湖面的反光。

    我们说到哪儿了？我问。——孩子。

    女孩儿吗？——是女孩儿，黑眼睛、棕色头发，你是否喜欢，是否愿意尝试，象我。

    染的？——染的，不过费点事也可以让它具有遗传性。

    那就再也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了，很糟是吧。

    很糟。刚才你说“尝试”是什么意思？——尝试什么？

    你知道。你还说“愿意”，哪怕是在潜意识里，否则那些言不由衷的词儿怎么会从这张漂亮的嘴里溜出来。——我是说 “是否”，你可以选择，难道你不喜欢吗？

    我糊涂了，完整的提问：“你是否愿意尝试？”——尝试什么？

    爱情。——我是说头发，棕色头发。

    棕色头发的女孩儿？——是的，可是不会哭，不会抓你的前胸，也不会把药片从嘴里吐出来，永远是那么安静，还会在轻拍她时用清脆的声音叫你“妈妈”。

    本能，例如婴儿初学说话，可是我从不相信。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酝酿着发生，就象深夜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电话铃声，幽暗中的声音——的确是电话铃声儿，可是没人接。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分明是一辆疾驶的汽车发出的，也许下一个路口它会转弯并发生一起车祸，就象我经常看到的：一个警察，大约二十岁，制服太大，地上一滩血迹，一个扭曲得象艺术品的轮胎，碎玻璃，还有一辆颜色很漂亮的汽车，驾驶员不见了，警察还在想心事（这时我仿佛听到电话铃又响了）——我们不知道被撞伤者的身份、性别以及他（她）是否还有一个女儿，因为从地上散落的其他物品中不能进行更多的推测，没人知道这一切（还是没人接电话）。

    你在想什么？张一问。——一些单纯的事儿，譬如吃饭，喝梅子酒，看看电视，逛逛街，刷刷牙，最后再吸一只烟。看上去没有明显的规律，你猜不出下一件事儿是什么，你不会惊讶，即使次序完全颠倒过来也不会。

    不会。——手里拿的是什么？我问。

    止痛药。——蓝色的？

    不，绿色的，蓝色包装。——头又痛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星期一，也就是有月全食的那个晚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大鸟，在楼顶上不停的发出奇怪的叫声，然后就开始头痛。已经很晚了，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

    哦……我应该是听到的，那铃声时断时续，好象要极力构成某种加剧氛围的元素。我艰难的判断那些声音，可是手脚被紧紧的绑着，极力想睁开眼睛，却不能——陷入一种半睡眠状态：我发现我来到一处象庄园般模样的机械加工厂；环形的火车轨道上行驶着游乐场特有的那种小火车，轨道中间有一个圆锥状的土丘，上面散落着鹅毛、刺猬皮；在铁道边是一条小河，有人在清洗一堆精巧的、粘满油污的机器零件，象是从车轮上拆下来的；另一块长方形向下凹的泥地里则爬满各种各样的蛇，它们缠绕在一起，雕像一般。

    梦中我的脸色一定十分苍白。

    难道有什么事儿不对？张一问。——哦，那天我睡得很早。我想……这一段时间……你都在写书对不对，可能我忽略了一件事，没有向你解释（在那间破落的房间里：壁纸脱落了，床垫是旧的，卫生间一直在漏水，落水管U型连接处一定堆积了大量的异物，是一些又长又结实的头发；或许还有别的更加可疑的东西，因为从那里时不时会散发出一股发霉的韭菜味；联想到以前从房间里找到的东西，例如半管染发剂、丝袜、以及半透明描纸上的卡通画，我很容易受到怀疑，因为在那个有月全食的夜里她留下的是气味）。

     妈妈没生我们的气，以后再去看她吧。”

     张一没明白我想说的话，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告诉她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了谎，我内心已经开始受到惩罚了，瞧，挺公平的谎言。

为了摆脱这种煎熬，我说：“我们还是看电视吧。”

     电视里正播着一段介绍中国航天史的专题片，从七十年代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八、九十年代的长征系列火箭。我们都在看。

     “我们的火箭还可以替外国人发射，这是商业——就象为别人接生一个孩子然后收费一样。”

     张一没对我的幽默表示出兴趣。“我在想第一颗卫星上天时我们刚刚出生吧，多久后我们学会了说话，想起来了吗——童年，那时我们常常期待一些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怎么，慢慢的我们就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讶了呢？”

     叫人兴奋的事儿，并且还要学会惊讶——我可无法想象七十年代发生了什么，那时国人还在与文化革命，我只听说我父亲在炼钢。虽然他大学毕业，虽然他是个好老师，可是他的确在炼钢——有一条裤子为证，那是他当时穿过的，在八十年代末我上初中时又流行了一回，裤子上肥下紧。他们用耐火砖在露天砌起“青春炉”；把焦碳、石灰石、铁矿石混在一起投进炉子里炼呀炼，鼓风机吹呀吹；夜里还要从砖厂背砖，因为晚上牲口休息了，此外还把“奥斯汀”大轿车也改装后拿来拉焦碳。想起这些我听说过的事儿，仿佛看到炼钢工地燃烧的火焰，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我还在一张我父亲保留的旧唱片的封套上发现了一些笔迹，字体娟秀，不象我父亲写的：“阶级斗争的紧松紧反映在生产战线上的高低高”——怎么样，你感到振奋了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们总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

    “好吧”，我说，“还是看看年轻的刑警队长破什么案吧”，换了一个频道。

      沉默，整晚我们俩也没弄清楚年轻的刑警队长做了些什么。我们只是在等待那会令人兴奋、让人惊讶的事情出现，或许还伴有惊栗，可以刺激一下我们已经迟钝的爱情味蕾。让它发芽，结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果子——变异的果子，预示着进化、生物革命、鸟类繁殖后期大换羽的进程，那是谁也没见过的新羽毛；或者开创蕨类、苔藓类植物新的有性世代；或者让雄斑马和雌驴配出新的物种；阴极射线管、阴极电解液以及一群阳离子，三胞胎、四胞胎、镀金的双体船，开始吧，哪怕令我们全身僵硬或者强直性昏厥，开始吧——甜蜜的惊异。

二

    进入陌生人的园地是一场冒险，有月全食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冒险，然而全部事情的端倪却要回溯到一个月前。

    那天是周末，天气没什么特别，既不太凉也不太热，很适合做些能够发挥才智的小事情，例如去面试、应聘之类。事实上我就是去一家杂志社应聘，名为《艺术设计》，张一介绍的，报上说他们正缺一名校对。张一据说认识那里的某个“总”儿，也许是总校对、总排版什么的，不过我心里还是没底儿。张一说我是个适合搞艺术的人，可我觉得这只是因为我从幼儿园的孩子们哪儿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应聘的地方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约好下午四点相见，可是刚过两点三刻我就溜出来了，在街上闲逛并找了个暖和的地方晒太阳。感觉有一个女人看了我一眼，于是我也看了她一眼。她穿淡黄色刚过膝盖的裙子，膝盖很光洁，没有一点疤痕，看来她不喜欢田径、障碍赛跑或者110米高栏——而这些是我喜欢的，所以我的膝盖配不上她的膝盖。她正在为她的小女儿买可乐，那小女孩儿手里拿着一只红气球，红气球蹭着我的脸，因为我就站在可乐亭旁边。我不想喝那玩意儿，我只想在它旁边站一会儿，那小亭子通体的红颜色不知怎的让我热血沸腾，也许是因为我属牛的缘故吧。就在那儿，一个女人看了我一眼，然后我也看了她一眼——事实上很难分清哪一眼在前哪一眼在后。我想我当时的态度一定优雅而含蓄，嘴角微微上扬，以脊椎为轴带动脖颈使得下巴略微下沉。这一套邂逅陌生女士的优雅动作是在幼师上形体芭蕾时学到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位女士走出几步后又回了一下头，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这时刮来一阵风，红气球从小女孩儿手里挣脱出来（一定是打了过多的氢气），于是我们都愣愣的看着红气球一摇一摆的升到天上去。我们的目光在红气球身上第三次相遇，并且就停留在上面，再也下不来了。如此的进入陌生人的视野是件幸运的事儿，可是幸运的事儿不会一天出现两次，接下来我就尝到了倍受冷落并在自动电梯里呆上整整10小时的滋味。

    红色、向上、向下的行驶箭头不断变换，旁边的一条警世标语仿佛不断的提示着人们：请勿拥挤、请勿携带危险品、请让女士先行、请给孕妇让座、请用真实姓名、请站在1米线外、请及时转存……也许是我搞错了，我的头脑混杂了从地铁、从银行处获得的经验。只有那小箭头我记得很清楚，一闪一闪的，指示着每秒1.2米的时速，安全运行，安全抵达。

下午四点的会见是非正式的，没有冷餐会、也没有新闻发布。事先说好只是要见见我，他们那一行人眼光总是很独到，只要看你两眼就知道你是不是干这个的料。
    如期相见，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把我让到外屋的沙发上，一群年轻人在我周围匆匆的走来走去，可是没人注意我。那个家伙先是打手机，接着与一个小女孩儿聊得火热，还不时对我指指点点——手上的钻戒挺大，衣服料子不错。我仍然坐在那里，保持标准的身姿，大概有40分钟或许更长——心里有点恼，身体有点累，可毕竟不能白来一趟啊。耐心的等待，直到他们快下班了也没一个人愿意过来和我谈点什么，我只好提前五分钟早退了。

    耻辱、愤怒。一个人，我看见那红色发光的小箭头又在不断的变化方向，我也随着它交替感受到超重、失重的快感，就象上钩拳、下钩拳不断击中那小子脆弱的下巴，我看得出神。有一段时间电梯长时间的停在某一层，闭上眼睛、细细倾听，我能猜出我大约停留在一个什么高度。
    安静，让自己渐渐冷静下来，听到楼道深处传来有节奏的高跟鞋声，柔和地击打在深色的花岗岩地面上，我猜那一定是一双小巧的蓝色山羊皮鞋，鞋跟上还刻着大写字母”R&B”的那种，于是哼起“猫王”的老歌“她的蓝色山羊皮鞋”，心里测算着：五英尺五英寸的身高，54公斤，O型血，用“Cannol”牌香水……结果很遗憾，她没能在电梯前停下来。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已经天黑了吧，我坐下来——在这个精致的电动盒子里坐下来，我感到累极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只是坐下来。恍惚中感到膀胱处一阵阵压力，并带动着我陷入某种幻觉，我感到我的脸象是被埋进一块蛋糕里，就是我在“先锋糕点厂”经常批发的那种：黄色松软的小方块，上面涂了一层物质奶油，奶油中含着一枚红色的铅樱桃——我就陷入其中，象是背了一块铅砣，又象是我上小学时的书包里装满了石头。脊柱变形，腰部酸涨，要是能躺下一会儿该多好，又过了不知多久，我仿佛作了一个梦。
    “真是一头好驴子啊，可惜刚给它喂过两升金鱼藻就被挤死了”——悲哀中我用错了量词，显得有点荒谬，不过这种荒谬的事儿的确是我的同事刘先生遇到过的。刘先生童年生活在乡村，他家有一头和他要好的驴子叫“灰灰”，可是灰灰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群挤死了，这成了刘先生童年时代的一个阴影，他一再叮嘱我写小说时要提一下他家那头可怜的驴子。那是一年秋天，刘先生带着灰灰去县上的农畜站为它检查身体，正巧碰上了一支国家级的慰问团到县里来演出，于是刘先生决定先看演出后为灰灰检查身体。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出动了，为的是亲眼目睹那些平日只能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明星，人越来越多，刘先生只能站在灰灰的背上。那些歌儿可真好听——人却还在增多，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混乱，刘先生从灰灰背上摔下来，混乱的人流把他和灰灰冲散了。我看到刘先生在人群中奋力挣扎，可是当他找到灰灰时，灰灰已经被挤死了。

    当我睁开眼时我发觉自己睡过去了，朦胧的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头驴子。

    揉揉眼睛，精神好一点，一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不过腹部的压力丝毫没得到缓解。我选择了一种率直的方式加以解决，只见棕色的液体在我脚下汇集成河，足足有750毫升，把护板冲洗得象重刷了一层上光漆，我注意到头顶上没有监视器。轻松极了，我决定离开这个窄小、窒息、华而不实的肮脏地方。离开时费了些工夫，我让楼下穿短裤、背心正准备上床的警卫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看到我径直朝他走来，既不跑也不躲闪，而是带着微笑打招呼。费了许多口舌，出示了我的身份证、工作证、团员证、“十佳员工奖状”及我发表过的诗歌复印件（由于应聘幸亏都带来了），艰难的证明自己是一个无辜的人。最后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累了大半天了，他草草的记下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单位电话，我终于又站在37层智能大厦的外面了。

    外面有些冷，使我清醒了许多，对于一个事业未成并且正处于不断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来说，轻视、耻辱、嘲笑、甚至小妞一摆一摆无礼的臀部——都变得不重要了。

     凌晨两点的街景十分迷人，白日里沸腾的城市显露出孤冷、呆板的另一面，也许会遇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吧：她不说一句话的走过来，手中举着燃烧的火柴，你注意到她一头金发，穿着有窟窿的长裙、灰色披肩，却没有一点声音——她光着脚。回忆安徒生的童话，在这样的夜里，使我感到恐怖，也凭添一种冒险的乐趣。

     街道光秃秃的，空无一人，不远处的高楼一片漆黑，可是有一扇窗亮着。也许是半夜家中的老人病了，或者是婴儿开始啼哭，或者是小睡片刻后再醒来体会温存——于是想象着把脸贴过去。先是听到声音，微弱得不易觉察，象是云深处发出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