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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A的音乐剧“妈妈咪呀”要来上海实在是让人高兴的事情。大约在我来上海的第二个冬天，这首“妈妈咪呀”温暖过我。
那是1998年的冬天，大学毕业刚一年多，还不习惯上海冬天的冷。更为重要的是，还不习惯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涯，何况是一份异常乏味的机关小职员工作。于是，在活动板房搭成的单身宿舍里，在温暖如春的被窝里，听音乐成了最大的消遣。
在中图音像商店的一次打折活动中，搞到一些进口版磁带，其中包括ABBA的精选集，还有“甲壳虫”、“山羊皮”以及法国的电影音乐等。ABBA的音乐如“甲壳虫”一样带给人一种简单的快乐，加上舞曲节奏，更让我在那个无聊冬天感到短暂的无忧无虑和没心没肺，还促成我写了一首诗。
用音乐取暖的那段时期，除了盒带也听电台，还有少量异常珍贵的CD。在一个内心异常空洞的夜晚，不知怎的，突然播到介绍LED ZEPPELIN的音乐节目，这个被称作硬摇滚鼻祖的美国乐队，在我的耳朵里却是如此抒情——当然还有更为深远的原因，让我为那个狭路相逢的夜晚而激动不已。
在天津上大学时候，从上海的《流行音乐》（似乎已经绝迹，就如我四岁时看的《小朋友》杂志也再找不到一样）看到介绍LED ZEPPELIN的文章，我觉得那是我喜欢的风格。
写到这里，不得不应内心激动，插播一段感谢：感谢美国政府鼓励塑料垃圾出口的政策、感谢“打口”磁带批发零售各环节充满智慧的中国哥们！你们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贡献之一，就包括在一个下午，尘土飞扬的路边，在一个6旬老太地摊上花7块钱（相当我一天伙食费）买到LED ZEPPELIN II；之后，在她老人家和她残疾儿子（据说也是个音乐虫子）的大力帮助下，终于淘到LED ZEPPELIN III和IV。后来就迷上这个乐队。
现在回到上海——那个重逢LED ZEPPELIN的寒冷夜晚，更多的是找到知音的感觉。当时那档东方台晚间音乐节目还搞有奖征文，鼓励听众写下自己的音乐故事，于是我写了LED ZEPPELIN。
遗憾的是没得到奖，但意外的收到该节目编辑费强的一封信。有肯定、鼓励，还有像朋友一样的闲聊，他推荐我听他们台孙孟晋编辑的另一档摇滚乐节目，并留了他家里地址。后来我回了一封信，就再没联系。（再后来，我当了记者，其实有一些同事是和费强很熟悉的，却始终没见过，这也算是“不约之交”吧。）
再说孙孟晋，因为以前就看他的专栏文章，所以对他的节目自然也很喜欢。有一次，他特别介绍左小诅咒，当时左小诅咒还没在内地出唱片，但很受孙的推崇。我当时只是感到他的人声很特别，而且多数时候不是“唱”而是“吟”，比较有趣。
当时节目介绍的很少（我想电台也有“审查”之类制度吧），但孙孟晋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很快的插播了一条广告，说在襄阳路多少号可以买到左小诅咒限量专辑。
出于对孙孟晋的信任，一个周日下午，我从七宝坐了好远的车找到襄阳路，七拐八拐后，在一个弄堂深处方对上门牌——原来是一个私人裁缝店。在我惊讶、失望之时，一个身高估计1.55米的结实男子打量我后说，“是要这个吧”。
顺着手指方向，我才注意到，在工作台一把巨大的剪子旁边摞了一叠CD。封面印刷还算精美，写着“走失的主人”，歌词用的是复印纸，价格70元（接近我当时月收入的10%）。
我也没和矮个裁缝多说话，付钱后就走。后来知道，那是左小诅咒通过“地下”方式在香港制作的少量小样。他的音乐也让我感动，那是一种粗糙和细腻混杂的艺术。
然后是1999年，准备考研，音乐体验告一段落。然后是伟大的2000年，这一年人类跨越千年，我个人身上则发生了三件值得纪录的事情：考研失败、写小说、年末的12月份进入《青年报》改行做记者。
——然而这一切，都开始与音乐无关。
（关于“妈妈咪呀”的诗：）
乱头发庄稼过冬
在通往冥想室的小路上
妈妈咪呀
抬头看月相
今夜云影有些不同
叹词在追赶
星星跑的快
“宙斯王，宙斯王
你的银蛇夺走我一身金色的蝉蜕”
安全期梦游
没有任何猎杀行为
在那条大船上我们多次相识
你来自银色小溪湾
那里盛产罪恶葡萄
苹果酒，喝苹果酒
仿佛一只莺鸟
核桃林黄昏后的起舞
而昨夜，山谷羊
或者脆弱的乳房
忘记了你的圣杯
我的唾液
十二月，一场体面的雨
不顾忌，黑暗中的潮湿
误食防腐剂
一种白色毒药
你必须吞服大把维他命-
而奇迹，来自牛奶店水闸
谁人 盛装拂地
凝思已久
最后，一个梦说明了一切：
华丽的金色大船
行驶在狭窄的市井里
来自东方的探险商人
从粗壮的红皮肤人那里
换取宝藏
三尊石像 拿到手里，却
柔软得凹陷
清脆的声音 注满水
左侧的船翻了。
（如果用“图画板”，人人都是画家。这是我刚学会用电脑时的涂鸦，叫“big mask”,儿童情趣，配合“妈妈咪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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