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6-16
地点:香港柴湾明报工业大厦17楼
石扉客:这次汶川大地震,国内外数以千计的媒体记者奔赴四川报道,展开了一场媒体大战。您是《明报》主管大陆报道的副总编辑,请介绍一下《明报》以及本港媒体此次地震报道的概况。
张许:12号地震那天新华社大概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十几到二十分钟之后就发稿了,我们的同事第一个离开报社去灾区大概是3点钟。当然从香港到成都有一段距离了,这时候文字和摄影的记者都是在这前后纷纷出发了。我们分几条不同的路走,有走香港机场,有走深圳机场,多几个航班,尽快的飞去。当天成都机场不是封闭了吗?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乘到重庆机场,然后连夜再赶去成都,所以第一天就基本上是在路上的时间了,到第二天我们才有人在成都发稿。从人数上来说我们跟内地的媒体是没办法比的。我们先后大概有16人次,我说的人次是有人回来以后再去了,最多的时候在灾区是8个人。这也是8/9年"6/4"以后《明报》在内地最大规模的采访活动。
地震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规模是相当大的,因为除了四川以外,香港当时就感觉到了,台湾也有反应,国际上很多反应,从这个反应上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地震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新华社发稿也很及时,对我们判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整个来说我们从地震开始第一天报道(13号)是五个全版,最多的时候是十个全版。最多的时候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大概是在哀悼日前后吧,基本上我们后来就保持在每天8~10个版。你们看到我们的报纸,每一天在这前面这一摞的容量是24个版,24个版里面,广告就占到六七个到十个左右,所以如果说地震占了8~10个版的时候其它新闻就剩不下几个版了,我们有些国际新闻就转到其他摞里面去了。
从量来说,我们跟香港其他报纸比算是比较多的,但我们不是最多的,人数我们也不是最多的,但自认为我们的报道有一些特色。比方说像美联社发了一张许照片就是北川中学一个中学生,为他的一个同学举着个输液的瓶子,他们同学在瓦砾里露出一个头,我们去找这两个人,全香港报纸我们是第一个找到的,也采访到了这两个人。当时这两个人一个在绵阳一个在重庆,我们的记者分赴不同的地方,在下面那位已经截肢了,我们找到并做了采访。另外我们找到了在香港大学做教授的钱钢,就是做唐山大地震的。他为我们连续撰写了很多篇对地震的评论。他从唐山大地震到这次汶川大地震做了一些分析性的评论,对我们报道的深度挺有帮助的。
如果说《明报》的报道还有什么特色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特色,至于说量和时效方面,我觉得香港各大媒体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因为这次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感觉是内地媒体或者说是内地的官方媒体是比较开放的,特别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两大"喉舌"在这一次地震的反应、报道,无论在时效方面还是在深度方面都是我们印象中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的一次,我们自己这么认为。
这个对我们的报道起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人不可能去到那么广泛地方,包括后方在收新华社的电讯稿,看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在采访方面和资讯的接收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内地一些地方新闻媒体,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报道,对我们都有很多帮助。应该说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的报道还算是基本满意吧,他们想要知道的资讯和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信息基本上都有报道。当然了,香港这个地方新闻的兴趣是转移很快的,现在地震的焦点基本上已经转移了,读者的兴趣也改变了,所以我们的篇幅就不一样了。
应该说这一次我们去采访的记者去的16人次里,实际上中国组只占了3位,大量的是港闻和摄影记者。因为港闻和摄影的记者本身去大陆采访的机会并不是太多,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去灾区采访的震撼力就比中国组记者来得更大一些。当然了港闻的记者采访和中国组的记者采访相比有些不利的因素,比方说语言的沟通啊,对内地情况的了解呀,没有中国组记者那么深,但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少,所以地震灾区的情况对我们记者的冲击很大。因为港闻的记者对香港读者的兴趣或者是关注点把握的比中国组的记者更贴近一些。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有意安排,是歪打正着,中国记者的人数比较少,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中国组当时全部去灾区也不过五六个人,我们还有北京的驻点记者,还有台北的驻点记者,整个中国组也就是10个人左右。全部上去的话不过也就是10个人,怎么样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采访,所以港闻突发本身也肩负了中国内地的突发新闻的采访任务,这是一个无意中的安排,现在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石扉客:您提到港闻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更能把握到港人爱看什么、需要什么,他们的兴趣点所在,这个比较您能详细说说吗?比如说以地震为例。
张许: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中国组的记者采访内地的灾难性新闻经验也比较丰富,内地发生的的一些比方说像每年广东的水灾,像不久前山东发生的火车相撞,广州春运冰雪灾害,甚至包括山西的矿难,黑砖窑事件,都是由中国组记者去采访的,这些中国组记者在采访这一类灾难性新闻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些灾难无意中有一些熟视无睹或者见怪不怪的情况,这种情况在采访当中对我们的媒体既是有利条件又是不利条件。对港闻记者来说这一切都是很新鲜的,尤其是他们很少去内地采访,对这种灾难情况的惨烈场面,甚至物质极度匮乏的局面都是有生以来少见的。他们在行走当中所带的这种感情色彩和大多数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在感情上更接近一些,所以这点上他们的不利因素正是他们的有利因素。我说的是在这方面,不等于说中国组的记者写的稿子不好,中国组的记者很多东西可能看得更深一些,但是那种感性的东西要差一点。
石扉客:您不担心这些港闻组记者,因为毕竟对大陆的经验比较缺乏一些,这次灾难有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或者是戒严,拉着警戒线,不担心他们进入不了现场吗?
张许:这个我们并不是太担心,因为我们派去的港闻记者不是做港闻静态的记者,而是做港闻突发的记者。港闻突发记者对中国灾难的东西可能并不熟悉,但他们对突发现场的应变能力并没差多少,他们在香港做的也是比如有人跳楼、车祸、或者是黑社会的帮派冲突,这些东西也是他们经常采访的,他们也是和警察的封锁线经常打交道的,这方面我们到不用太担心。当然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上去采访的记者,包括中国组和港闻组,我们都是要求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都要求遇到生命危险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新闻可以不要生命,在这一点公司给的旨意是很清晰的。基本上我们派去的记者不是完全没有经验,比方说跑立法会的记者我们不会让他去。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我们很担心我们去的同事,怕受伤的情况都没有,但至于说忍饥挨饿、食不裹腹或者头疼闹热这个情况都是有的,但是和灾区的情况相比这已经算轻微的了。
石扉客:现在内地媒体都在探讨一个问题,碰到这种包括灾害在内的突发事件,会感觉到比方说交通障碍、通讯障碍或者其他的障碍,但内地媒体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类似大事件的应急体制,不知道港媒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有无这样的应急体制?
张许:实际上我们过去有一些在内地采访,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但是那些规模都比较小,所以一般来说,中国组的记者对于回内地去采访对交通工具都有一定的掌握。比方说我们很快的同事就可以在网上查深圳最近飞成都的一班机是几点起飞,香港是几点,他们算了之后走深圳会更早到,就坐深圳的飞机,这些都是记者个人的。对于报社来说有没有什么很严谨的应急体制或者方案,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各部署之间的沟通是很方便的,我跟港闻摄影突发,我们就是站起来走彼此都可以看得到,不存在办公室,也不存在部门和门户的分割,只是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判断,对我们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判断就是去几个人,去不去。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广东发生一般的车祸,我们去还是不去,地方在汕头,有没有香港人,有香港人的做法就不一样;没有香港人,死的人多还是少,死两个人和死二十个人做法就不一样。我们经常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判断决定去了,实际上车祸并不严重,到那儿以后当然也能但是做的不大,这就一个人力、一个物力、金钱,这个回来都要检讨。也有时候我们判断不严重,事后有其他兄弟媒体去做了之后回来我们会觉得后悔,我们时时都在做这种判断。但是这次地震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犹豫,因为这个事情当时的判断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石扉客:地震发生时,当时您在网上吗?
张许:我们24小时都在网上,都在监控网络。我们北京的同事先报的北京地震了,台北的同事报台北地震,香港也是啊。我们这里没有感觉,至少我没有,我们这楼这么多层,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事有感觉,有人会有感觉。我们同事的MSN、QQ也都和内地保持着比较多的联系,经常湖北的朋友说地震了,陕西的朋友说地震了,再加上新华社出稿的时间非常早,20分钟之内,汶川发生了当时是说7级以上的地震,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的同事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不知道汶川这两个字,只知道四川,在路上我们才指示他是三点水一个文化的文,汶川。第一天我们派出去的是四个人,到了成都后第二梯队再上去以后,我们就意识到交通不方便了,因为我们第一天去都江堰电话都很不方便,当天我们跟成都的朋友联系已经发现电话时断时续。这时候我们已经考虑到用卫星电话的问题,到第三梯队上去的时候才真正带了卫星电话,大概14号,这时候我们才进了映秀,但是当时发不了稿,要回到成都来发稿,实际上晚了一天。
石扉客:这其实也是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开始也许对前方形势缺乏一个精准的判断。
张许:开始也不知道通讯断了,有一些也不一定是人去了后才知道,这个网上大量的消息出来,知道整个灾区通讯都中断了,卫星电话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卫星电话相当贵,所以我们就租一部,租一部的话就有个选择,我们给同事的指示就是只有去汶川的人拿,我们去北川的同事没有,去北川的同事当天出来去绵阳发稿。
石扉客:内地媒体好像我知道就是财经杂志租了一部卫星电话,后来索性就买了一部。
张许:香港我也是听说无线电视,TVB这一次地震采访,光电话费一项200万港币,成本相当大。
石扉客:其他去内地采访的这些港媒报纸之类的应该是都租了卫星电话?
张许:大部分租了卫星电话。所以这当然都是我们做的决定,租卫星电话不是一个记者就可以决定,必须要组织同意租。这次香港媒体来说,我觉得电视台做得不错,因为地震新闻很适合电视的,画面丰富。香港三家电视台都出了相当大的人力去做,做的比较好。电视还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到哪里采访当地比较配合,愿意协助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就可以跟着解放军的军车进去,搭直升飞机进去。这里面当然采访的看见电视摄影队总是……看见你一个记者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电视台比报纸更受关注一些。首先一条他们做的比较好,就是他们投进去的人力、物力比较大,他们的记者确实是比较有冲劲。对于报纸来说,很多时候除了看中央台我们也看香港电视,他们也给我们很多提示、参考和资讯的东西。
石扉客: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次地震当中平媒比较电视的一个弱势?
张许:其实香港平面媒体对电视的弱势已经不是这一次地震才开始的,香港电视媒体已经在若干年前比平面媒体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在突发新闻方面。
石扉客:这种弱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明显起来的?
张许:香港比较早,我想在十几年前已经是这样的做法。因为香港新闻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政策性新闻比较少,比方说像十七大、两会、人事啊这类的新闻就不是电视的新闻,是纸媒的新闻,但是香港偏偏这一类新闻比较少,这类新闻香港受众不太感兴趣,香港的电视新闻很早就开始时段很多了,十几年前香港电视就已经是早午晚三次新闻了,将近20年的历史了,有线电视24小时新闻也有接近10年的历史,受众接收讯息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平面媒体受这种压力相当长时间了。
石扉客:这次地震让这种反差更明显了。
张许:对,应该说这次地震对电视媒体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吧,实际上也是他们施展的舞台。
石扉客:我看到明报好像还专门去采访香港有线的记者,把他们作为一个新闻来源。
张许:对,因为香港有线的记者本身也是个人物,我们是做人物的这样一个采访。实际上香港很多报纸看着电视写新闻已经是一种常态的做法。
石扉客:那你们不担心越往后走这种弱势越来越明显,最后会危及到平媒本身的生存?
张许:这是隐忧啊,是很大的隐忧,实际上现在很多香港的报纸也在探索走什么路的问题,现在对纸媒来说,大家有一条共识就是深度报道,分析性、解读性这应该是报纸的生存之路。我觉得香港媒体生态和内地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香港有少多内部新闻,内部新闻就是政府放消息出来,放话,这些东西电视是不善长的,因为电视没有画面,但是香港就很少做这种事情。那就变成香港有画面的新闻一定是电视的。台湾电视媒体也很发达,但是台湾电视媒体经常是引述报纸的消息,为什么?报纸有内线,而且台湾说句实在话,它有很多东西……你看香港已经没有晚报了,因为香港的生活形态扼杀了晚报,香港的日报,有的新闻可以等到凌晨3点钟,美国决定加息,2点钟新闻来了改版,3点钟我都可以改的了,然后中午12点钟,午间新闻电视电台都播出来了,这样的话给晚报的生存空间就非常小了。
香港人起得很晚,基本上是九、十点钟上班,晚报要在下午两三点种出街的话,就基本上……而且香港人没有中午买报纸的习惯,都是早上买报纸,所以晚报没有生存空间。台湾为什么可以有晚报生存空间呢?炒股的人买一份晚报就知道上午收市的情况,所有的数字都出来了,而且台湾政府对晚报还开小灶,它有很多新闻发布会选在上午,或者是上午开一次、下午开一次,分别针对晚报和日报。内地就不用说了,内地晚报在政策上允许它有一些和日报不一样的东西。
石扉客:内地的晚报很多地方其实就是早报了。
张许:对,就是早报,因为它挂了一个晚报的招牌,所以在一些政策性新闻或者官事新闻方面可以不那么守规矩,实际上内地的晚报是在都市报兴起之前的都市报。
石扉客:我跟贵报主笔何文翰先生聊的时候,他还提到有一篇社论,标题叫《大地无情人有情,我们都是汶川人》,我说很少看到《明报》社评有这样大白话的标题,他说主要是受这次网络的提示,网络给他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您刚才说平媒对电视是越来越弱势了,不知道网络这方面对明报的采编决策有多大的影响?
张许:网络实际上是对平面媒体更大的打压,因为光电视媒体对我们来说还不那么可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实际上现在很多新闻都是在网络上出来的,而且网络不像电视受时段的限制,它没有时段的限制,它是24小时不停地更新文章。在网络时代平面媒体的生存,比方说你要作深度、做解读性的东西,网络也可以做深度,也可以做解读性的东西啊?网络的容量比报纸还大,你那一个版才几千字,网络一上来全链接全专题,几十万字,一点不费劲,空间是无限的,报纸版面是有限的,这个对报纸的挑战更大。现在对报纸来说做什么呢?做独家,做网络上没有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办一家报纸太容易了,抄电视、抄网络,不怕纸贵你可以办几十个版,但是这些资讯,网络的资讯都是免费的,你如何说服读者花6块钱买你的报纸,这个是要有说服力的。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是有自己的东西,独家的,我们叫知识产权,独一无二的,网络上没有的。再一个就是走时效性。网络上的东西再怎么快它也是要发生了才有,我们可不可以预告?你要预告明天会发生什么,比方说读者今天通过电视网络看了一天了到很多船只出海,明天如果报纸上还给他们看,读者就没有必要买你的报纸了,你必须要告诉读者这个钓鱼岛事件的背后是什么,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日本不是要道歉吗?要做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做。对我们来说就是走前半天,比新闻多走半天,做自己独家的故事。现在我们的报纸也上网,等我们做完了上网去。
石扉客:香港似乎没有像大陆那样的门户网站,对于网络新闻也没有管制,不像大陆只有一些官网,像红网、千龙网等才有自己的新闻采编权,那香港为什么没有生出一种自发的新闻网站?
张许:正是由于没有管制,所以香港没有网站,但是各个报纸都有自己的新闻网,像《明报》的新闻网在香港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门户网站,但是我们没有新浪、搜狐那么齐全的门类,但我们是以新闻为主。正是由于香港的资讯是自由的,所以网站的生存空间反而变得狭窄了,香港没有规定只有新闻网站才可以登什么样的东西,香港没有网站分类,所以香港所有网站都是可以登新闻的,所以香港有很多一些时事讨论的网站实际上都在做一些新闻发布的东西,它不受限制。那些网站,比如说像高灯讨论区,实际上也是大量的新闻、大量的资讯在发布。所以你说香港办一个像新浪那样的网站,它没有盈利模式,这个和内地还是有不一样的。
石扉客:我这次过来的时候也听香港的一些同行在讲,他说其实整个香港市民关注地震的视角或者说关注的重点和大陆其他同胞关注四川地震是有些不同的,他的意思是在核心灾情过去以后,大陆更关注的是一方面有没有人做坏事儿,另一方面是政府做了哪些好事儿。香港这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慈善,或者是到底能帮助灾民做什么这个路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成立的?
张许:这个是对的,香港人比较着重务实,这是香港人的特色。香港人比较着重务实呢,他就对于一些比较务虚的精神方面的东西需求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大。实际上我觉得内地的关注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些意识的引导,或者说官方的限制。有一些东西它希望你去关注的,可能会铺天盖地,资讯流相当大;有一些不希望你去关注的就会比较多的限制。在香港就没有这个限制,在香港民众不是说对大陆、对内地政府有什么敌意或者是刻意,香港人是这样的,因为香港人往往在捐款、捐物之后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希望知道他的捐款或者是捐的物资真正的落实到了哪一个层面,或者说有没有真正的帮到灾民。所以他们对灾后救灾物资的分配和善款的用途有更多的关注。另外就是香港很多人确实有很乐意助人的心情,他们很关注怎么样能够协助灾区的同胞,在哪一方面是香港人可以做的到的,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实在、比较有用的资讯会更关注一些,反而对一些高尚品德、好人好事这种……他们也会关心,但是需求的排列比较后一些,这个是不一样的,对香港人来说,确实是说那么大的灾害,我捐的这些钱是不是用得其所,两外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东西。最好告诉他,现在灾区的什么地方还缺多少条毛毯、多少个帐篷,最好具体到这个成度,捐款的电话是多少,越具体越好。因为说得不好听点,香港人现在对资讯的要求已经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就是你不教会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带着他去做,他不会做。因为香港人生活节奏比较紧张许,他不会说是有很多时间去查找、去询问,最好你能够简单明了,他把报纸一剪就可以照着这个去做,就好了。
石扉客:和何文翰先生聊,我发现咱们那个社评都有很多具体的提议,比如说提到香港是不是可以专门申请一个县、一个乡去对接,甚至提到具体的香港援助义肢问题。
张许:实际上我们社评很多东西也是根据香港社会的一些反映,我们代我们的读者或者社会来发声,提一些看起来比较琐碎的事情,但实际上是比较具体比较务实的一些事情。这样写当然是一种表述,但是就做新闻来说,我们新闻强调服务性,但对我们来说更多的还是根据读者的需求来作这个新闻。香港说是媒体根据读者的需求,我看到有些媒体是读者可以点题去做新闻的,但是香港还没有走到那一步。香港地读者需求实际上是根据电台读者的来电,根据香港电视新闻今天的头条做的是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也有读者来信,他们会提一些意见,根据这些来了解我们的读者。但更多的还是根据香港的社会主流价值,从读者的一般性去作判断,我们的判断有时候准确,有时候不准确。有一些议题我们做大了,但读者反应不是那么强烈;有些议题我们做了之后读者很热烈,这个还是判断的问题。
石扉客:对大陆一些媒体的报道,您刚才讲的新华社和央视这次表现的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因为他们的开放给咱们提供了很多可供判断的资讯,其他的这些您整体是个什么样的印象?
张许:内地现在除了中央的官方媒体,地方媒体实际上不是只限定在某个地域,像南方报业就不是地方媒体,《新京报》我觉得也不是地方媒体,像这一类媒我们叫新兴媒体,新兴媒体在些年的报道种一直是起了带头作用的,这深切的感受到了。不过从这次地震报道来说,我们感受到可能是受资源或者是其他我们不了解的一些因素限制,这一次被中央或者说喉舌媒体抢了风头,因为确实是他们铺天盖地,他们的资源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我看中央台的记者,就没有一个能记得住的,每天都不一样,那么多人去采访,每一个记者的后面是一个摄影队,你想想那个资源丰厚到什么地步了。那么过往为什么新兴媒体能够把它们给压倒呢?它们是受到了限制,它们自我束缚了手脚,比方说黑砖窑、矿难,它不作,不就凸现出新兴媒体的优势出来了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再到网上来看,其实新兴媒体发的新闻不少的,但是你怎么样都比不过新华社,它又快又准又权威,量还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内地如果真的新闻开放的话这些官方媒体占有相当大的资源优势。这个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钱财方面的资源以外,新闻资源他们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相信你们就不能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里24小时驻守,他们就可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石扉客:您的意思是如果内地新闻真的开放的话,官方媒体根据它所占有的资源的话未必会处于劣势?
张许:当然了,新闻开放还必须有个前提,新闻开放必须是公平的,资源会流动的。那个时候24小时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媒体就不是它一家了,那个时候又是不一样的,但是起码在开放初期如果说从这次地震它现象出来的爆发力的话,官方媒体他们的潜力是不可轻视的。
石扉客:我还想问您的是不管是新华社央视这样的媒体还是您所说的新兴媒体,整个这次地震报道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报道,是那一篇报道或者是哪些电视画面?
张许:实际上电视画面是很多,但是因为我是香港电视和中央电视台穿插来看,我有一些东西分不清是港媒的还是央视的,但是事件我总是还是记得的。重要的事件当然温家/宝总理的一些画面是比较感人的,包括跟在废墟下的对话,包括对小孤女的对话,跟灾民的对话,这些画面都是,我相信不光是给我,给香港的市民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印象之中在温家/宝第一次去灾区,内地有一个不是任何意义的媒体,是一个博客上面有一个叫绮梦的人,他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留下了一段记录。这个人显然是一个随温总的一个记者,这个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它的真伪,但是至少这个东西当时在香港是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至少那一天第二天有很多媒体引用的,就说新浪网的一篇网志上有一个随团记者的报道,我们就把它原文照录,《明报》也报了。
石扉客: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到现在咱们也没去印证过,我估计是新华社军分社的记者,应该是军分社的人。
张许:就是说如果是假的话,这个人的编造技术也是相当高的。这次非传统意义的媒体,博客,网上讨论区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像我们后来做的,在什邡发生的一个小骚乱吧,怀疑有官员盗用救灾物资把它送到自己开的小商店里去,那个由头就是天涯网上的报道,图文并茂,那个没有任何传统媒体。像这种东西我们看到之后如果连图片都有的话我们很难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作为一个新闻媒体我们必须要做求证的工作,因为他连被打的局长的手提电话都有了,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局长,那个局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证实了这个事情,这个我们才敢做。我就是说来源是这种非正式的媒体。
石扉客:从地震当中给这个东西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一个平台,都纷纷上来跳舞了。我记得史上最牛小学其实最早不是由媒体报道出来的,是由一个叫李承鹏的人的博客,压倒了几乎所有正式媒体的报道。
张许:是的,我不知道国内的媒体在用网络的这些消息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取态?
石扉客:跟您刚才说的渠道可能差不太多,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信息源,同时做进一步的求证,除非有些简单的这种比如明显就是照片事件。天涯社区是很多媒体严防死守的一个地方。确实这方面您说的这个绮梦的事儿,在内地当然不可能展开,在网上影响很大,在香港他就直接引述到传统媒体上来,香港电视媒体有没有报道这个事儿?
张许:没有,因为这个又不是电视媒体的所长了,它没有画面,它就大量用中央电视台温总的行程。这个绮梦的事情,就是对报纸特别有利。
石扉客:现在,大陆媒体对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都很难再跟进了,我不知道香港媒体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呢?
张许: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关注的当然是灾后的重建、安置,这固然是重要的,再一个现在实际上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从这次地震开始到现在到底有没有预警疏忽的问题,在这方面官方做了很多解释是没有办法预警。当然我们也相信从科学上来说现在恐怕地震的预报还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是地震是不是完全没有预警,因为唐山大地震那个时候的一些专家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质疑,是认为有些东西是可以预防的,或者是可以提出来预警的。再一个就是校舍建筑问题。校舍建筑问题这个事情现在变得非常敏感,但是我想当局本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局之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敏感就说明这里头是有问题的。作为香港媒体我们不会说去刻意找官方的麻烦,但对于学生家长表达出来的这种愤懑或者说悲哀的情绪我们是要如实报道的,而且这也是香港读者比较关心的。现在官方说是要有详细的调查,但是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不光是我们,香港媒体都在等这个。
石扉客:肯定还会继续盯这些命题?
张许:对,这个事儿肯定是要盯的。但现在是这样,因为新闻的热点转移的很快,你也不可能每天派记者在那个地方去盯这个东西,但过一段时间一定还有事情发生,一有事情发生就一定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因为现在圣火传递马上就要到新疆,西藏了,这些也是值得注意的,下一个奥运会的举办都是吸引力很大的。但是这个一天没有答案的话,这个新闻就一天没有结束。
石扉客:还有个问题是您刚才讲的预警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香港媒体有没有采访过本港的地震预警机构?
张许:香港天文台负责这方面,我们有,但香港天文台也只能从一般的科学理论上来答复,你也知道现在香港政府跟国内的关系比较敏感,他们不愿意说国内不愿意听的话。香港天文台的答案就是说地震预报现在在国际上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跟国家地震局说法基本是一致的。这个我们也相信,我们也问过美国的地震专家,他们也认为要准确的预报地震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面准确的预报地震和对一些地震趋势的预警或者说对一些地震……还有一种说法现在又反过来说,所有的地震预兆都是不准确的,这个也稍微极端了些。而且据我们所知,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些专家现在也还在继续寻求中央官方的说法,这个新闻我们也会关注,也会留意的。
石扉客:在这次地震当中出现了很多网络事件,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比如说"范跑跑"的事件,后来有个"郭跳跳",上海作家余秋雨含泪劝告灾民事件,还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写的《作鬼也幸福》的事,这些咱们港媒有没有关注?
张许:有,但是第一这些事情是在地震的比较后期发生的,第二已经离地震本身的事情本质有一些远了,严格来说这一些新闻有开始向政治新闻转化的意味,香港传媒包括《明报》都是有做,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做的都不大。为什么呢?香港的读者对内地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文化不太熟悉,看这类新闻会费解或者说是有隔膜感,那种感觉没有内地读者看起来那么强烈,必须要有对内地的政治文化或者世俗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才能看懂这一类新闻,而如果一则新闻需要很详细的解读才能看懂就不是好新闻。
石扉客:没错,您说的这个完全是个接近性的问题。
张许:第一,王兆山是什么人你就要解释一通,第二他写这首诗,那么"范跑跑"现在开始慢慢的在做了,但是基本上读者看到这种新闻他的联想没有内地人那么丰富,他也就是当作一个笑话。但是在国内这个新闻可以后很多不同层次的解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新闻,但是到香港就变成一个笑料。所以这个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在内地抄的沸沸扬扬的华南虎事件,在香港各媒体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不做吧做中国新闻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但是做吧,要花很大的功夫对读者作个再教育和解读的工作,那么你必须要从中国官场文化这种官官相护、互相推诿或者好大喜功,从这个历史文化角度来作一番解读才能理解华南虎事件。华南虎事件背后还不只是个官场的问题,它牵扯到中国的自然保护,关系到地方主义,牵涉到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作新闻,包括做中国新闻,经常告诫自己的是不要"借熟",我们因为对内地太熟悉了,我们认为是好新闻,读者不一定看得懂。很多新闻在内地可能是意会的东西,大家文化背景相同,一句话就明白了,在香港你得做很多的解释。
石扉客:像华南虎这个,你们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张许:最后如果是一个内地人看香港的华南虎事件会让人失笑,就是把它还原到事情的最基本面去了,我们还要顾及到新闻的平衡。就是讲一个农民呈现了几张许声称自己拍到的华南虎照片,而华南虎在陕西这一带是很罕见的,如果这个华南虎被确认在这个地方生存,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有多么好的好处,由于他的这张许照片引来了各方的争议,官方是什么态度,打虎英雄是什么态度,在网络上网民又是什么态度,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到目前官方也没有什么态度,内地很多新闻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你在内地写政法新闻往往写的绘声绘色,警察抓贼的时候贼可能心里怎么想的都可以写出来,在香港这个案子只要一上了法庭,你的写法就要非常小心,不然就会有藐视法庭之嫌。所以你看经常说张某告石某殴打罪,然后就说张某和石某在在街头发生了口角,有人打了张某一巴掌,它不能写石某打了张某,即使是有很多目击者,张某身上有很多伤痕,也不能写,因为法庭没有判是谁打的。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法庭新闻里,内地读者看起来觉得莫名其妙,这里边也影响到一些我们对内地新闻的处理。
石扉客:对,这也是个原因,和刚才那个还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对刚才的问题还是有点好奇,如果抽离掉这个让您犯难的香港语境,您个人怎么看待范跑跑和余秋雨这些争议?
张许: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就不是很典型的香港的,实际上我觉得内地很多事情一上升到政治层面就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很多新闻都是有不同的层面的。比如说像范美忠的行为来说,作为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的行为可能是可议的;作为在四川大地震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受到指责也是不奇怪的,这个有好几层含义。最新的发展今天教育部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这里面就是说对舆论的压力问题。实际上现在内地很多媒体的舆论摆脱了一些过去官方的束缚,在某种一程度上有一定的空间了,但在如何做负责任的媒体这方面从香港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是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就比方说对一些案件,比如说高莺莺案,黄静案呢,可以说这个里面有官方过去信用比较坏的原因,我相信内地的法制是存在很大问题,但是在香港如果一个媒体对法官的判决可以质疑的话是会有很大的法律问题的,我们有一句话叫"恶法亦法",我觉得内地现在媒体要做的我们从立法精神上来探讨,或者说我们从整个法治的基础上来做一个大胆的修正,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具体的刑事案子中对法庭作出的判决来作一些议论,这个往往就是……在香港来说是容易出事的。
石扉客:现在对范美忠的事儿您觉得就是媒体审判?
张许:就是媒体的一种审判,我不是说现在内地政府是真的那么听民意,但是我觉得现在媒体给行政当局的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石扉客:您觉得最后这个处理结果还是令人遗憾的?
张许:怎么说呢?是不是令人遗憾,从范美忠个人来说我觉得他肯定是……,但是从很多义愤填膺的受众来说这个处理也许是一个比较平民愤的做法。现在关键是说中国的刑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死刑不能废除,就说内地的舆论和民意怎么样来……其实官方是一直想引导或者想试图……但是在引导的过程中它会允许一些稍稍的荒腔走板,这是官方可以容忍的。内地现在建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我觉得就是对议论的包容,香港或者外国,它这个社会的稳定可贵之处就是对少数异类的容忍,少数异类就是说眼里要容的下沙子。少数异类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公开叫板,这个不行的,对少数异类来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但是对社会整体来说就是对这种少数人的容忍和包容,这种容忍其实严格来说,实际上是ignore,英文的忽视,或者说是当社会呈现多元化的时候,实际上异类应该是一种常态。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比较不太……范美忠是一个,包括余秋雨这种,他算什么类呢?其实他是主旋律,但是主旋律他现在在整个社会这个大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另类的异类,这种另类的异类其实也存在一种包容问题,就说他不需要官方去包容,而是要民间去忽视他啊。
石扉客:但是如果用您这个逻辑,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现代社会对异类的包容是个重要的条件,用这个逻辑来解释余秋雨和王兆山,是不是会有点说不过去?
张许:王兆山这个事情我不太了解,我的感觉,余秋雨算什么?关键是太把余秋雨这个名字当成一个……他的言论是可议的,我们对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可以提出很多批评,但是没有必要对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进行猜测,你可以认为他讲的胡说八道啊,但是就已经上升到了对他人格的攻击。
石扉客:可能很多同仁都能被你前面的逻辑所说服,就是对范美忠的包容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我的意思是可能觉得余和范之间是两回事,范可能更多的是对个体的权利自由释放方面,是处理他自己的事儿,当然也包括职业道德在里面,而余虽然也是在往下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说给上面人听的。
张许:说给上面人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可以换位思考,过去批评政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现在赞扬政府或者说献媚是不是一件已经是人人可诛之的事儿呢?
石扉客:人人可诛之当然不对,这里可能您刚才归纳的可能会有点不好往一起靠,赞美吗就是肯定吗,多发一些肯定政府的积极作为,谄媚就是作为另外一回事了。
张许:谄媚,关键是他是个什么人。
石扉客:是,他如果他自己谄媚你可以理解,他去以别人的民意,是强奸民意来,甚至强奸死者的名义来谄媚。
张许:这个当然有点过了,但呼吁家长冷静,不要给政府添乱,他基本上还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在香港可能也会被人臭骂一顿,但是也就是一件事而已,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呢?我觉得都不值得一笑的。这里有个关键,余秋雨他算是一个官吧,这么一个官做这种……就是说,现在内地我们还是有很多惯性思维觉得官应当都是正确的,圣洁的,清廉的。在香港我们对公务员的看法是什么,不是说看不起他们,至少并不觉得他们比我们高,我们用一种平视的来解释,对曾荫权能够有多大的期望,曾荫权做出一些我们不屑的事情,香港报纸会登,会把它作为笑料,但是不会引起公众的愤怒或者是说什么,因为公务员是什么,或者官是什么,在香港这个政治体制下,是我们花钱雇他们来替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不可能控制这些人的言行,这些人也不是我们的精英。但是我太理解中国百姓千百年来这种传统的……曾荫权,前段时间香港不是下大雨了嘛,水灾嘛,曾荫权坐飞机去了,学温家/宝,到那里站个10分钟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走了。香港媒体并没有说因此要痛骂曾荫权,民众很不齿,但实际上也就是在一些小圈子里媒体上的调侃,媒体报道都没有正面的批评,就是事实陈列,把事实呈现出来,客观的报道出来,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在副刊,论坛的那些豆腐块里。
石扉客:这在大陆的媒体也不可能公开报道。
张许:对,但是大陆的网络会发布,这个力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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