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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大学同学，自从毕业就消失在我的社交圈，没想到会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身材和风骨都很像竹子，我们当年都隐其名，唤之为张老师，大概觉得他真的很适合做老师。
张老师其实比我更早从事新闻事业，当我为复旦青年报画题花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校办了一张“地下报纸”——《常识》。之所以说是地下报纸，因为学校宣传部大概压根不希望它存在。
《常识》总是讨论一些敏感问题，颠覆一些传统观点，拷问人们的“常识”。在文科学生的小众中制造了很多影响，以至于和有关部门发生了多次的交涉。在一个90年代的大学里，这种自由主义有点离经叛道。
当我们开始忙于留学找工作，自由的话题变得不太重要。只知道，张老师开始从事民工子弟教育，6年前，这恐怕真的是种很孤单的事业。我在2003年，在欢乐蹦蹦跳制作了一期民工子弟学校的专辑，发现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上海本地人参与这个工作。
毕业后，张老师去了浦东一家私立学校任教，果然无愧于老师的称号，但却很难再知道他的近况。
这一期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张老师带着一批民工的孩子，回农村去体验。这些孩子被叫做“放牛班”，因为他们是一个音乐班。用艺术去教化孩子，太浪漫的理想背后，肯定是张老师无穷的心血。
孩子们在农村，没有像张老师想的那样，找到自己的根，反而显露出被城市异化的特征。他们宁愿自己被看作城里人，什么东西都要加个“我的”，缺乏分享的意愿……
实际上，从4年前的节目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回答我们特意设计的问题时，对于上海和家乡的比较，根本无从谈起，因为他们从没有回去过啊。他们的理想，和上海孩子天真的想法相比，更多的是迫切改变命运。
张老师在努力地帮助这些孩子，他希望自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似乎，也有孩子已经获得了改变。
虽然，看到文章，我想起了张老师瘦削的脸，但是，我想不出他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快乐，还是一种艰辛。我不知道，改变他人命运是否构成快乐的理由，或许这很难说好与坏，继续执着的张老师，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在我的记忆里，象征着文基班同学的一个方面。
那么，张老师，请继续“放牛”吧，无论这是否春天。
【2007-8-30】| 作者: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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