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条大饼一锅烩

囤积LV的经济学

囤积LV的经济学
施平
    在最近的流行词语中，“抄底”可能是最鼓舞人心的。特别是在女性同胞中，去欧洲旅游、抢LV包、买Channel化妆品……等等话题人气十足。精明者算准了在目前欧元贬值的前提下，中国人去欧洲玩一圈，只要多买点欧洲产的奢侈品，就能从汇率差价中省下机票钱。
    就在1年前，我在欧洲旅游时，1欧元差不多等于10元人民币，买一瓶五星矿泉水要5欧元，当然简装的依云矿泉水只要1欧元，比国内还是便宜。那个时候，去LV买包大概比国内可以便宜三分之一。一年后，今天的欧元对人民币变成8.6比1。那么假设LV不涨价，去欧洲买包的确可以省下不少人民币。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为了对抗通货膨胀，人们会选择囤积保值物，上世纪80年代的囤积对象是油盐米醋乃至草纸，现在人们家底厚了，囤积对象变为黄金珠宝等价值更高的物品。无论囤积什么，基本原则是这些东西价值稳定，可以流通。
    LV包的价格大概是比较稳定的，其衡量标准是LV的几个经典款式，它们每年都在定量生产，定价总是维持在物价的高端。基本不会出现打折、清仓的现象。也因此，在日本香港还存在包包的二手货估店，缺少现金的女性可以把LV等高端品牌箱包在估店出售或寄售，一般保养好的二手包也能卖出原价6~7成的好价钱。
    从这两个标准来看，囤积LV包或许不失为对抗通货膨胀的办法。问题在于，谁来保证你买回的LV包不会跟着欧元一起贬值呢？
    欧洲的LV品牌店已经挤满了购物者，因为大家都不是傻子，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其他国家人民也能想到，他们甚至本身就是欧洲人。据说LV已经开始调高价格，以抵消欧元贬值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另一种囤积物黄金价格遭遇了暴跌，随后亚洲的金店里涌进顾客，把金条抢购一空。
    这些自相矛盾的现象说明，眼下的经济危机远远未到尘埃落定时。一方面，汇率和价格机制仍然在剧烈波动，另一方面人们手中仍有大量流动性（货币），民间大量资金在寻找避风港。
    上个世纪的大经济危机基本上已无人亲身经历过，那场危机缔造了阶级革命浪潮和被殖民地解放运动。今天的新兴市场溯源而上，无非也是经济危机的产物。今天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高估新兴市场，把未来几十年的新兴市场利润金融化，让发达国家人民大肆消费，华尔街高管挥金如土。而新兴市场则要为之一起付出代价。忍受未来几年乃至十几年的艰难。
    如果要对经济危机的特点具体描述，恐怕万言难尽，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经济危机中，没人能独善其身。想像一下，或许有这么一天，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的金融资产，因为整个金融市场已经归零，人们也不关心手中货币，因为货币面值一天就能加几个零。在那个时候，LV的包包有多少价值呢？
    即使我们的遭遇不会如此悲惨，大地土壤和农民兄弟用丰收来确保我们的根本安全，就像毛爷爷说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那个时侯的LV包包仍然缺乏实用价值，没人会拿口粮来换包，除非等到经济危机过去。但那已经是十年后了，一款十年前的包包，你会要吗？

学生都来跑，跑出强国种

    说到长跑，我总是想起大学那会儿，根据体育课老师要求，大一大二学生都得晨跑，从宿舍跑到相辉堂，我们寝室那时候在10舍，都快到东区了，距离当然最远。每天被起床号惊醒，然后兄弟几个衣冠不整地冲出大门，昏头昏脑地奔向规定目标。体育系的教师们随机定点敲章，杜绝抄近道的可能。
     这样跑了一年，我们资格老了，摸到了一些诀窍。骑自行车从某些道口绕过去，在敲章老师基本会出现的位置提前下车，就算错过了敲章，也可以借口没看见老师之类的，在终点混个章。偶尔被老师抓住，会被罚俯卧撑，罚就罚吧，哈哈，就是女生经过时，有点丢脸。
    不过长跑两年下来，我的体重从70多公斤下降到65公斤以下，功效明显。而在高中时期，一次跑2000米曾让我濒临休克，原因就在于缺乏锻炼。上班后，体重又恢复到75公斤左右，不能不说有时也真怀念长跑的日子。
    看到有人说，他在美国感触很深的就是，虽然美国人胖子不少，但是美国人喜欢跑步，早上总有很多人在社区里长跑，而中国人罕见有喜欢长跑的。我现在天天清早经过南京路，偶尔也看到跑步的人，也还是老外居多。
    报社里胡老师坚持每天从静安寺走到单位，大概功效跟长跑类似，看他精神健旺胜于我辈，非常不似即将退休的人。
   教育部最近准备启动名为“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的活动，如能因此让一些学生爱上长跑，让拥挤城市给长跑的孩子辟出跑步的空间，那么即使这种活动无法长久，也未尝不是一种功德。至少，他给了学生们长跑的理由，尽管这个理由有点Q。

麻生：负天下盛名，一朝披麻

    麻生太郎从政30余个春秋，正是负天下盛名三十年，一朝披麻拜相，又能否赢得身前身后名？
    自去年9月败战自民党总裁选，麻生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全国巡游上，旅行百余次，足迹遍及日本各道府县。这既是为了躲避福田内阁的召令，与过渡内阁划清界限，又是在拉拢地方势力，为自己处于弱势的党内号召力加分。果不其然，只用了一年，福田倒台，麻生的耕耘换来自民党地方一片叫好，农村包围城市，在党内呼声一时无两。最终坐上“团结执政党、统领霞关（日本政府机关所在地）的宝座。”（麻生语）
    我手上有篇麻生写于今年3月的文章，他描述了自己要当总理大臣的想法：“以自己的身躯和政治生命为代价的政治领袖能不能把握正确方向，能不能对‘这就是日本的前进方向’毅然做出决断呢？”
    那么麻生认为的日本前进方向是什么呢？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大致方向，就是以提升国民乐观情绪为目标，重聚日本的“气”。他认为，日本的实力并不低，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540万亿日元（100万亿人民币），技术发达、人民勤劳。缺的只是振作精神。
    具体来说，麻生提出重建财政，恢复年金制度的信誉，给国民提供养老保障。恢复正式雇佣和终生雇佣的传统，给国民提供结婚和生子的经济保障。加强地域合作，整合州道的资源参与亚洲合作发展。
    细化到政策层面，比如麻生打算取消年金缴纳，代之以提高消费税，以税收来承兑退休金支付。他认为，这是缩小阶层差距，鼓励企业雇佣，确保年金收入的良方。
    对于国会内民主党掣肘的现实，麻生主张以自己的这些重建民生议案为重点，反对党难以违背民意作出实质性的否决，只能配合执政党进行改善，从而确立良性的议会竞争，带动其他政治性议案的推行。
    总体而言，虽然麻生似乎有些新的想法，但却是换汤不换药的政客路线。在在他的内阁里，充斥了各派的代表，他的主张是保守性的，他也是以此来争取保守派的支持。他说“往年今朝，永恒不变”是自己想要实现的国家目标。
    麻生评价说，小泉摧毁了旧政治，安倍在展示新形象途中倒下，福田不知道在做什么，他自己正在努力钻研，以便时机道来时作出正确决断。如今，他的时机到来了，但是，日本国民的“气”似乎并没有高起来，日本媒体说，麻生出马后，日本人关心政治的比率在进一步降低，对大选的兴趣甚至不如福田在任时期。

福田辞职：Change？

    年已迟暮的首相，丑闻缠身的内阁，执政党突然换将……这是今年夏季最红日剧《Change》的开头，夏季未过，这一幕在9月1日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72岁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突然宣布辞职，正好距履任一年时间。他的继任者不出意外就是目前风头最健的前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后者能否像电视剧里，木村拓哉扮演的朝仓启太那样，给日本政局带来change（变化）？
    我看很难。
    福田康夫的内阁本身就是一个过渡产品，是为了填补安倍晋三之后的空白，自民党内多方妥协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最不坏的选择。这一点和日剧的开头很像——执政党内部抛弃旧形象代表，临阵换马，找一个最有号召力的代言人来应对选举，于是30多岁的前小学教师朝仓启太成了执政党总裁。在电视屏幕里，形象俊朗的木村拓哉可以扮演一个无惧无畏、坦诚率直的年轻领导人，以不懂政治游戏规则的身份，冲破一个又一个束缚，给政坛带来清新之风，博得国民超高的人气。
    从出风头的角度讲，麻生太郎大概不亚于电视明星，近年来他热衷于在日本各府道县走秀，频频在政治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一个又一个“崭新”政治理念，但68岁的他可不是电视剧里的政治初哥，不说他作为政治家族出身，和传统政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看他近30年的政治生涯，历任自民党内和内阁多个要职，就可以知道这是个老资格的政客。之所以称之为政客，因为他的政治理念从来不是一贯的，而是顺潮流而变。比如他对中国的言论，在小泉、安倍、福田三个不同时期，就有着迥然的差别。因此，麻生不可能突破日本政坛的规则，他只能顺应党内的主流，以谋求达到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也是他为何在上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退却的原因。
    福田康夫留给继任者的是一堆难题：经济对策、反恐法案、党内丑闻……而在野党在参院掌握主导权，同盟者公明党又和自民党不能完全同心同德，麻生虽然负自民党之“众望”（主要派阀支持），但恐怕未必能完满解决这些痼疾。而对于自民党主流而言，实质上指望的恐怕还是新人的人气，以此来维系自民党岌岌可危的执政党地位。
    电视剧中的朝仓启太利用这个机遇，创造了一时不同的政治格局，但最后还是回乡下了。麻生太郎要在那个位置上走下去，恐怕也不是靠玩嘴皮子能做到的。

你可以戴口罩因为你不知道

    这是奥运会，北京机场站满了欢迎嘉宾的人们。在涌向中国首都的人群中，还是出现了带着口罩的你。尽管中国官员和在华外国友人都在强调，没必要带着口罩来中国，但你还是不相信，中国的空气可以供13亿人安全呼吸，北京的天空可以看到太阳。
    Ok，即使你带着口罩，我们也欢迎你来北京来中国。只要你在进海关时脱下那个玩意儿，让我们的警察认得你不是恐怖分子。
    我们不会没收你的口罩，尽管我们感到不太舒服。虽然我们很怀疑你戴的口罩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但我们不会查问你。尽管你们曾经把背着A货包包进你们国家的中国人抓起来，但我们不会把戴着口罩进中国的你赶走。
    你说我们这里空气差，你不适应。好的，没问题。我们容忍你冒犯我们的尊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会当掉老婆陪嫁的手镯，给朋友换一壶老酒。他也是这样一种人，他会脱下自己棉袄给朋友，然后跺着脚说：运动一下就热了。他还是这样一种人，他会不声不响帮朋友还了钱，还不告诉朋友。他甚至是这样一种人，他会忍受朋友的冷淡、无礼、冒犯，然后笑笑说，没事儿。
    为什么我们把你当朋友？因为你来参加奥运会了。这表示你至少认同我们的理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好好地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你说你只是参加奥运，不是来交朋友的。好的，我们送你一句话——疾风识劲草，日久见人心。你只是不知道，我们其实可以成为怎样一种朋友。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争金夺银，莫不是所有运动员的梦想？奥运金牌榜上名次，又怎能不牵动国人的心。苦练十年，为的不就是扬名赛场？竞赛性正是所有运动项目激动人心的基础。因此，赛场之上没有互谦互让一说，只要抢跑不犯规、越位不鸣哨，分秒寸毫的优势也是要抢的。那么，赛场下呢？恐怕就不能完全抄袭竞赛思维了。
    走下跑道，运动员就不再是选手，而成为运动场内的普通一员。走上领奖台，冠亚季军互相握手拥抱，享受光荣的同时，也在沐浴全体人群的骄傲。因为是你是我是他，代表人们取得了挑战自我的优秀成绩，突破极限的荣誉属于我属于你属于大家。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为运动员呐喊呢？如果荣誉只属于运动员，我们为什么要关心金牌榜呢？我们真正关心的金牌并不属于具体的人，而是属于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会为了一块铜牌全民狂欢，有的地方会为了跑道上有自己的同胞喝彩。实际上，中国人也经历过这一幕，第一个中国运动员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没有拿到任何奖牌，但是谁能够说，今日的刘翔、姚明比他更伟大？
    所以，我们为夺金者喝彩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喝彩，因为在那个人身上凝聚了我们自己的期望。这就是奥运精神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
    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中国人设计了金镶玉的金牌。这不仅仅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中国文化与奥运精神糅合的象征。如果说金代表了更快更高更强，那么玉代表了自省的和谐。玉不琢不成器，象征着运动员的刻苦锻炼。君子品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象征着运动员的人格魅力。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就是温和的中国人追求的境界。它不仅和奥运精神互相呼应，还在为奥运精神增添更深厚的底蕴。

偶像的黄昏

    大概逃亡者都是没有时间剃胡子的，消失13年的卡拉季奇再次亮相，一脸的毛发恍如当年的萨达姆。当他被送往海牙国际法庭，他的命运大概也会类似后者。但是和老萨不同，卡拉季奇并非被北约部队抓获，而是被塞尔维亚政府亲手交给国际法庭，而在不少塞尔维亚同胞看来，曾经身为塞族领袖的卡拉季奇甚至算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在波黑战争中，维护了塞尔维亚的统一。
    面积只有8.8万平方公里的塞尔维亚，比浙江省还小5分之一，人口也只有浙江省的5分之一，要找一个人应该不难，可北约部队硬是花了13年搜寻无果。卡拉季奇堂而皇之地隐藏在人群中，他甚至还以医生本职身份出席了国际学术会议。他的诗歌作品还能够公开发表。这充分说明，他深信自己在塞尔维亚的安全。他的保护者绝对不在少数。然而，一份线报出卖了他。很难相信，13年来没人出卖的卡拉季奇，却在如今被出卖了。
    在整个被捕过程中，卡拉季奇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他曾经誓言要用来抵抗到死的随身手枪没有打响。从公布的照片看，那个胡子邋遢的人，眸子里依然有光，但不再是当年的赳赳质问，只余下洞穿命运的凝视。
    卡拉季奇的眼睛里，看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当年铁托手里的大南斯拉夫国，只用了16年就七零八落，解体为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波黑。在卡拉季奇逃亡的13年中，塞尔维亚从南斯拉夫得到的遗产被逐渐剥离，黑山和科索沃相继独立。同时因为长期受战乱、制裁影响，经济低迷不振。直到近两年解除制裁、获得相对安定环境后，经济才逐渐开始恢复。然而，在欧洲已经形成欧盟这样一个巨大共同体的现实前，只有加入欧盟，才是欧洲小国未来的可靠保证。
    拦在塞尔维亚通往欧盟之路的正是历史包袱。欧盟去年以塞尔维亚不配合国家法庭抓捕前南战犯为由，中断了与塞进行的《稳定与联系协议》的谈判，签署该协议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为此，塞尔维亚政府保证将全力配合海牙法庭，尽快把包括前南斯拉夫将领姆拉迪奇和卡拉季奇在内的5名战犯抓捕归案，送交海牙法庭。就在卡拉季奇被捕前2周，前南战犯国际法庭总检察长德尔蓬特访问贝尔格莱德，检验塞政府与海牙国际法庭合作的诚意。2周后，卡拉季奇被捕。获悉卡拉季奇被捕后，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发表声明说，逮捕卡拉季奇“证明了塞尔维亚政府致力于巴尔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是“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进程的重要一步”。
    曾经被无数塞尔维亚青年当成偶像的卡拉季奇，终于走到了末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但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发出太多的抱怨，因为他们有48%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正在等待欧洲邻居的工作签证和大笔投资。对于卡拉季奇，他们惋惜，但没有挽留。

《赤壁》：一头受伤的野猪

      我以为看了《赤壁》后，我会抓狂。结果是没有。虽然它真的如评论写的那样，拖沓、突兀、累赘。也许正是这样一些特点，让我看后，只剩下疲惫，就像那些扮演三国英雄的平凡演员们给人的感觉。
      吴宇森的这部大片，就像一只踩过非洲草原的大象，让人充满期待，来到眼前，却成了一只浑身带伤的野猪，使人不忍下刀。
     当“冷静”“吃饭”“萌萌”等台词从耳边滚过，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甚至有点悲从心生。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竟然只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换一个导演，比如最擅长古装片的徐克，能不能拍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即使集中周润发、刘德华、李连杰，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大概也拍不好《三国演义》这部戏。
      《赤壁》的票房再多，也不会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反而是拍这部电影本身，吴宇森和他的演员们给大家上演了一出经典悲剧——人们去挑战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任务，并在这种失败中体现人的精神与宿命。
      因此，我不忍批评吴宇森，以及所有的演出人员。“三国”的英雄时代只能属于我的想象空间。白马银枪七进七出枪挑72元曹营大将的子龙啊；羽扇纶巾舌战江东借箭借东风的孔明哟；雅量高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公谨哪；雄姿英发舞戟江上八十万大军的孟德呀……你们怎么可能是血肉之躯的梁朝伟胡军之流所能模拟的呢？
      看《赤壁》，该后悔的不是吴宇森，而是我自己。

顺告盛丰及三国同好，张国良版的三国演义，我这里有电子书全本，有兴趣者可来信来函来电索要。

每日一句豪言壮语

        感谢我的职业，总是有机会和那些大事件发生些关系，尽管只是旁观者的关系，也常常为之而激动。激动太多，有时就感到激情告罄，觉得很有必要给自己一点心理调适。
        因此，我想是否可以每天说一句豪言壮语，就算吹牛，也比每天一箩筐的废话强多了。这么一想，又觉得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这句话即使不能让别人豪情万丈，至少要让自己血脉贲张一下。
        好在今天的素材不愁了，让我来设想这个场景吧——
        同事小李：你听说了吗？我们的竞争对手说，他们已经是世界第50强了！
        本人：太棒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干掉他们，世界50强就是我们了？

怎样为灾民加油——值得深思

    加油，孩子。挺住，汶川。在灾难面前，这样的口号总是让人勇气倍增。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也给了灾区人民擦干眼泪、重建家园的信心。
    受伤灾民在后方得到病床，学生们在异地找到新的课桌。同胞手足之情，果然是血浓于水。然而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怎样的爱，才能给孩子们加油；怎样的支援，才能让灾区人民真正挺住？
    在大城市的医院里，灾民们正享受着最高的关爱，病房是高级的两人房，病号饭一顿要25元，连家属都享受20元的标准。来自灾区的学生们，不仅学费课本费都不用交，还能吃到免费的午餐。领导们、志愿者们、无数的好心人们，给他们送来食品、衣物、手机乃至金钱。
    在灾区的情况可能艰苦得多，但是政府在努力为灾民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食物，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为失去家园的人分房。
    对于失去亲人和肢体的人来说，给与再多的物质恐怕也无法补偿伤痛，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来安慰这些同胞，恐怕不会有人表示反对。可是我关注的是，将来怎么办？
    病房再好，总有一天要出院的，学校再美，终有一日将毕业。那时候，还会不会有那么多好心人给他送钱、送东西？会不会有一个地方不计代价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
    我看很可能是没有的，他们没有理由和条件去长久享有社会特权，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经历灾难的孩子们能不能像你我的孩子一样，独立面对社会的竞争？肢体痊可的汶川人，能不能重回故园担起建设的重任？
    温总理在灾区的一块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语重心长。灾难从来不能够让人类停止脚步，只有人性的弱点才能蒙蔽自己的前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有历经灾难、破而后立的民族和人格，才能真正傲立世界、磨砺成器。对于灾区人民来说，特别是那些孩子，经历这样的灾难，不仅仅是一场悲剧，更应该把这一经历化为一种人格的淬炼，是一种灾难打不垮、富贵更不能淫的精神财富。或者说，就是让他们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普普通通，却最为珍贵。
    没有直接经历灾难的我们应该以这个为目标来支援他们，这才是对他们真正的爱。
    具体到行动上，除了治疗伤员的病痛、继续孩子们的学业，我们还应该给他们制度上的重返社会保证。两百多个亿的善款，应该用来成立灾区重建基金，帮助灾区和灾民返回故园、重建生活。这就不能仅靠红十字会管理，而需要有善于投资、管理、建设的人才来长期运作。
     作为企业和个人，除了灾区和灾民最需要的帮助，我们不应滥用同情心，轻率地打扰灾民生活。身为媒体，不宜继续渲染悲情，让灾民反复回忆过去的伤痛，让整个社会陷在悲情中不能自拔；至于那些以赈灾名义作秀、捧场、公关的人，就更加令人不齿了。
    爱心的一时泛滥容易，默默无闻的十年支持难得。正如唐山重建用去的十年，灾区和灾民需要我们的是最深沉的那种爱，可以经得起岁月的冲刷而弥坚。但是我们必须付出这种爱，因为他们是亲人，是孩子，是父母，是妻子，是丈夫。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链接贴（转自天涯）：
    我有个伯母，是浙江某市某医院的医生，据她说，最近医院里来了不少汶川地震的伤病员，虽然他们的伤病，已经丧失亲友的惨痛着实令人同情，但是目前部分汶川地震的伤病员以及他们家属在医院的所作所为，却也开始令好心人感到丝丝凉意。
　　
　　事件一：每个伤病员在到达医院时，都由政府发放1000元生活费，作为吃饭住宿之外的生活花销。但灾民们在医院里凡是需要购买任何生活物品，几乎都是让医院和志愿者出钱，几乎没有人花费过这笔生活费。
　　
　　事件二：目前政府对医院的要求是，不管灾民需要任何物品，一律满足他们。前几日部分伤病员和家属要求医院为其购买内衣，包括文胸、内裤等，医院立刻满足了他们，可是随后居然有灾民抗议说医院为她们购买文胸的款式不好看……
　　
　　事件三：医院为灾民准备的所有生活物品，都是价格昂贵的精品，毛巾是15块一条的，水杯是4、50块一只的带盖子的保温杯。饮食方面，饭菜的规格是伤病员25元一天，陪同家属是20元一天（据说比医院医生的工作餐都好的多，当然考虑到地域因素，特意有不少辣菜），但最近有不少灾民抗议说饭菜不好吃，因为荤腥不够。（这些灾民，几乎都是来自四川的乡镇，我想知道，他们在自己老家的时候，每人每天吃饭花几块钱？每顿饭有多少大鱼大肉？）
　　
　　事件四：灾民晚上要求吃夜宵，医院给他们准备了蛋炒饭，灾民说不好吃，要求吃牛肉面，医院无奈，派工作人员晚上去超市购买了几箱牛肉面来。（我想知道，这些来自四川乡镇的灾民，在自己老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天天晚上吃牛肉面作夜宵的？）
　　
　　事件五：灾民到医院以后，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每天都有不少人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去看望他们，可最近灾民抗议，说看望他们的人太多了，觉得烦，甚至对看望者冷言冷语，医院无奈，只好将探望时间控制在下午的3个小时之内。（好吧，作为伤病员，的确应该静心修养，可人家都是一片好心，你们有不满，可以向医院反映，何苦对这些好心人翻白眼？）
　　
　　总之，我觉得，这次的地震灾民的确很可怜，我们作为政府也好，百姓也好，的确应该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可是，我们的援助不应该太过分了，毫无节制，毫无条件的全方位帮助，只会让这些灾民丧失自我努力的动力。
　　
　　我宁愿相信，这些四川灾民的内心，都如同儿童一般的纯洁无暇，所以在地震初期，他们都对全国人民的帮助报以感激之情。但是，就算是一个纯洁无暇的儿童，倘若长期得到大人的无节制的无条件的全方位的溺爱和满足，他也会慢慢变得贪得无厌，丧失自我奋发的动力，以及基本的自足和感恩之情。
　　
　　这次地震是天灾，谁都想不到，国家和人民充当的是免费的保险公司的职责，而不是活该欠他们的。联系到最近听闻的有关“伤病儿童要求划盖手写手机作礼物”的传闻，以及“都江堰市灾民抗议政府免费分发的公寓不够大”等传闻，我不由得想到，目前我们所奉行的全方位的无条件的满足灾民种种要求的政策，是否会惯坏了这些人，不但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满足和感恩，而且也不利于他们的灾后自建？毕竟，国家和人民不可能无休止的全方位援助他们，更多的重建工作，还是需要他们在以后的漫长的岁月里自己去完成。无休止的全方位援助，只会剥夺灾民自建的动力，滋生他们在以后日子里无休止的全方位的索取，而一旦国家和人民不能继续满足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而他们的不满之情一旦传入全国人民之耳，又会给无数好心人泼冷水……
　　
　　总之，虽然政府和人民应当努力帮助灾民，但是千万不要太过，一旦灾民依赖起这种全能型帮助，就会两头吃力不讨好，灾民不满，政府被动，人民心寒。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在帮助了灾民解决好当且最迫切的问题之后，就该考虑如何让他们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好吧，我知道会有人拿砖来拍我了，但愿只是我多心而已～

我们一直在前线

    震惊世界的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第一天，5月13日，晚报首批两位记者就奔赴灾区，14日又是三位记者跟进，就这样一直到上周末，晚报先后派遣了7批记者，总人数达19人之多，而我们晚报编辑部人员定额不过120人。晚报的兄弟报纸晨报这次也派遣了22名记者入川，整个上海媒体界派遣的人数可能超过百人。在灾区的全国记者更是以千为单位计算。
    此次抗灾中，中央电视台率先实现24小时直播抗灾节目，包括本报在内的新闻报纸则动用数十个版面全方位覆盖抗灾报道。人们从而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抢救伤员的分分秒秒，在报纸上读到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逃生故事，无数的镜头和照片诉说着——天灾制造的悲痛离合与人情凝聚的温情脉脉。这种情况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中、1998年的南方洪水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新闻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牢牢地抓住了全国民众的心。电视、报纸都剥去了“娱乐”的外衣，露出“新闻”的内核、人道的光辉。人们对于媒体责任的思考，也从年初的雪灾报道进一步深入，并势必改变未来的资讯生活方式。
    也许正是这次媒体“百团大战”的规模史无前例，也引发了争论。新闻报的一位记者在博客中写道“这时候去采访，我觉得好残忍。”“记者需要细节、故事、卖点，我们过多地强调新闻价值，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新闻伦理。”“媒体能产生暴利，也能产生暴力，而且是一种能对被访者造成深深伤害的暴力。”晚报记者李宁源也曾就这个问题致信全体编辑部，并被刊登在《上海记者》上，引发全国新闻界的讨论。我想他应该有了答案，因为这次他又主动要求前往前线。
    这次灾难中，大多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昼夜不眠地在余震不断、异味扑鼻，随时可能有泥石坠身的灾难现场，向外界报道他们目睹的惨烈灾难，报道受难者顽强的抗争、战士们争分夺秒的救援、志原者无私的援助，赢得了全国、全世界人的同情、关注和支援。
    据统计，在地震发生的12日，当天全国观看了电视报道的人均时间增加了27分钟，而13日开始通过读报、看电视、上网浏览新闻的人均时间增加了70分钟。这意味中国人抽出一天的24分之一强给了新闻。要知道，这可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啊。
    人们关注的焦点永远不会取决于记者，无论一个记者面对灾难时，是听从了职业本能，还是服从了人的本能，都不会改变新闻本身的意义——那就是人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只有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才能决定自己该做什么。
    迄今为止100多亿的社会捐款，用10个零来证明记者们这次忘我报道的价值。而在这次抗灾报道中，第一个进入前线的记者，他的第一选择是——救人。

岂因捐款多少论英雄？

    一位朋友在网上问我，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快地把钱捐到灾区？她还问，是不是捐给香港红十字会更好？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更有经验。她说，自己已经在公司里捐了400元，在居委会捐了200元，在街头捐了100元，在淘宝上捐了100元，而现在还想再捐。
    我很佩服这位朋友，同时想到最近看到的那些报道。汶川震后，全国援手，捐款捐物，不甘人后。千万级别捐款不在少数，更有王永庆一掷上亿。这次的捐款不仅在数字上达到前所未有之巨，而且出现捐款渠道广开众善之门，捐款者反复认捐的现象。
    就在这爱心涌动的时刻，一些杂音显得有些刺耳。一说，某位海外淘金的体育明星这次捐款数字远低于他上次捐给国外灾民。又有一说，某个著名的国内IT品牌捐款很少，少于上次印尼海啸的捐款。某些无聊者，还在网上炮制了虚假的红十字会网页，谎称刘德华捐了五千万，比尔·盖茨捐了2500万美元等等。
    如果把捐款变成比大小游戏，那么大多数人的捐款义举还有什么意义？南京一位老乞丐把身上乞讨来的零钱换成百元大钞，捐给灾区。成都农民工徒步前往灾区，赤手空拳挖出一家幸存者。就是那些在淘宝上捐出数百元、数十元的网民，和我那位千方百计要第一时间捐到前线的朋友，他们的捐款也比不了王永庆、李嘉诚。但是谁能说，这些不是最令人感动的人呢？
    正是，义举再小也应令我动容，岂因捐款多少论英雄？

写在十年后

    哀悼日三天结束，灾区人民依然需要帮助，疫情汛情还是要紧张提防，而我们则应该收拾悲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我们这个民族不应也不会为一场灾难而停止自己的步伐，历史也反复证明，它的轨迹很少为了天灾而变化。
    恐龙和玛雅人曾经因为超级天灾而灭亡，那种程度的灾难，我们仍无法想像和推测。假如小行星撞击地球，那么人类的历史或许也会结束，但这不是轨迹的变化，而是被强行中止。
    唐山地震过去32年，新唐山依旧繁华。长江洪水过去十年，江南风光仍旧无限。这就是人类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历史的车轮滚滚，不因天意人意而转变。
     十年后，除了被灾难改变命运的人，汶川将和唐山一样，成为课本上的名词。新汶川或许会更发达、更漂亮。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层面，我们将很难寻觅到汶川地震留下的痕迹。
    时间终究是无敌的粉刷匠。唯一可以匹敌他的力量，只有人的记忆，或者说是人类全体的记忆。我们依靠口传口、文传文，把当代的生死存亡、惊涛骇浪，铭刻在文化血脉里，与时间长河交织成历史。
    这就是，十年后，我们还要提到汶川的理由。

楼摇了，我第一时间逃离

    木有想到又会碰到地震。上次遇到地动还是在日本，全学校的人都到操场上集中，不过都很镇静。今天从解放大楼楼道蜿蜒而下，同事们虽然有点紧张，秩序倒也很泰然。我只是感觉，平时真的应该做一些应急训练，不然按照大楼的电梯和楼道设计，隐患很大。因为还有很多同事没有离开办公室，才能够使我们这些“胆小鬼”这么快撤到楼下。万一真有什么事情，我们这么多报纸的工作人员可全在这楼里。
    到了楼下，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路面，但是这里在数幢高楼之下，也属于很不安全的地方，应该及时撤离到空旷所在。如果是地震的话，连地铁也不能乘坐。有人说只有解放大楼摇动，我走到宏伊广场，保安说这里没有震动感。老婆所在的金茂也米有太大感觉，因为据说那里平时一直在摇，汗。
    根据这次经历，我想暴露出的问题真的不少。四川的同胞们，我为他们默祷，希望能损失轻微。免遭大灾大疫之苦。

南京路上惊现“台独”包！

    今日在南京路上，经过百联商厦，就在市百一店东楼（东方商厦）对面的橱窗里，我惊讶地看到一只皮包上，绘着世界地图，上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用两种颜色标示，而且字体大小一样，也就是说，台湾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皮包的品牌是prima classe（头等舱），是意大利人Alvierio Martini在1989年根据一张私藏地图设计的，也就是“地图包”。在美国和日本比较有名。旗下产品还包括服饰、雨伞、手表，使用的都是同一张地图。在台湾也很有市场。
    我认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张地图错误地标示了台湾，不应当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上海的地标处。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勒令产品整改，或者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