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苏战场使用细菌武器
1938年和1939年，日、苏两军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张鼓峰、诺门坎一带爆发冲突。在这两次战争中,日军都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
在诺门坎之战中，由朱可夫将军统率的苏军机械化部队使日军屡屡受挫。为了挽救败局，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命令驻扎在长春的第100部队和石井四郎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开赴诺门坎参战。1939年7月13日，石井四郎派人带领由22人组成的、号称“玉碎部队”的敢死队携带装有各种细菌的容器，到达位于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在1公里的河段上施放了鼻炭疽、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溶液22.5公斤。与此同时，日军还向苏军阵地发射了装有细菌的炮弹，致使这一地区发生了传染病疫情。由于日军当时还没有解决细菌武器在装运与施放方面的技术问题，使得这次细菌作战还只是一种实验性质，并没有在苏军中引起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也没有挽救日军失败的命运，反使日军出现了不少受到伤寒和霍乱等疫病的感染病例，甚至还有部分人员死亡。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却从实战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石井部队也因此受到了关东军司令的特别嘉奖。
除此之外，日军还曾派遣间谍偷越国境，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河流和牧场施放细菌，毒害苏联军民。
用性病病毒攻击美军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秘密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这次的细菌战显得更加成熟。1944年6月，转入反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施大规模登岛作战。美军对日军占领的塞班岛进行严密封锁，守岛日军内无粮草弹药、外无救兵援军。日军首脑见大势已去，竟然丧心病狂地决定实施战争史上最肮脏的“金马计划”。金马是日本著名人体病毒学博士，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追随者。1942年春，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军部提出了一个无耻的建议。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性格粗犷豪放，再加上天气炎热，女性多袒胸露腹，甚至有不着裙裤者，性关系比较混乱。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士兵性行为一向不检，接触土著妇女，极易做出荒唐事。鉴于此，金马建议，在日军撤出前，可先使岛上妇女感染性病病毒，以期在美军士兵中迅速传染，削弱其战斗力，皇军则可不
战而胜。为了挽回败局，日本军部在1943年春采纳了“金马计划”。为获得大量性病病毒，金马带着助手们日夜奋战，在他的实验室里培养各种病毒，除一般淋病、梅毒外，还有一种俗称“雅司病”的热带性病病毒，感染后生殖器腐烂流脓，绝无医治的特效药，患者很快就会毙命。金马的性病病毒，既有针剂注射，也有口服片。1944年，金马的各种性病病毒已经准备就绪。他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和检疫人员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从日本本土搭乘一艘大型潜艇，携带一大批这种世界上最缺德的“武器”，开赴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给土著妇女们接种病毒。但是，性病武器的使用也没能挽回日本的败局，其作战效果日美双方均未公布。
用活人做实验，残害中国军民
1949年12月，关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审判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受审的12名侵华日军细菌战战犯交待：在被送往第731和第100部队当作“木头”(日军把细菌实验的受害者称作“受实验的材料”，日文读作“马鲁大”，意为“剥了皮的原木”）的人中，既有中国的抗日志士和爱国者，也
有苏联的红军官兵、情报人员和白俄家属，更多的是普通中国百姓。凡是被送进日军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监狱后用做活体实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
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根植于其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民族歧视。在实验中，曾有数以万计的中国“马鲁大”被残害致死，但日本人却无动于衷，反而对死去的马和鸽子格外牵挂，立了“马魂碑”、“鸽魂碑”以作纪念。在位于沈阳的南满医科大学，在用中国人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的同时，日本人竟为在实验中死去的老鼠之类的小动物建了个“群灵碑”，而那些“木头”的最终归宿，只有731部队为他们准备的焚尸炉。
细菌战罪犯冈本班回忆，在他们的“木头”中有名妇女被传说是中国某抗日
将领的夫人。她在监狱中生了个孩子。
当她被送到解剖台前时，曾用悲伤的语气哀求道：“你们让我怎么都行，只要饶了我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不管她如何哀求，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还是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中国人一旦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就很有可能被送到细菌部队当作实验对象。在被输送到细菌部队的途中，他们被关在闷罐车里，戴着手铐、脚镣，受尽折磨。曾参加运送“木头”的原日本宪兵军官阴地茂一回忆说：1943年，他参与押送了两名中国“犯人”。在押送过程中，两个人的双手都被铐上了，而且，两个人的鞋子又都丢了，在押送时只能光着脚走路。当时天很冷，阴地茂一还想“天这么冷，这两个人没鞋穿可怎么办？”但负责押运的山口说：“没关系，反正他们早晚都得死。”
在中国战场，日军多次组织远征队，将染有鼠疫等细菌的跳蚤和食品，用飞机在中原和江南、福建一带广泛散播。据材料记载，日军的这一残暴行径，曾在浙江宁波、金华、衢州，湖南常德等地引发疫病，导致许多无辜百姓惨死。1943年秋，侵华日军实施了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而这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争期间，日军批量“生产”的细菌竟然以公斤计量。据专家统计，假如731部队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起作用的话，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
公元１１世纪末是西欧封建主义形成的时期。在封建制度笼罩之下，各地的封建主们为了向外扩展领土和攫夺财富，纷纷割据自立，私战和匪盗盛行。私战的作战双方主要是各自属下的骑士。他们除在自己的封地建筑坚固的城堡之外，还豢养众多骑士。
此时的欧洲，经济上正处于复兴时期，许多新兴的城市在不断崛起，城市的居民越来越多，各地的封建主们对财富的欲望急剧膨胀，他们渴望从海外攫取土地与金钱，并随时寻找着发财的时机。也就是说，不论是有地的领主还是无地的骑士、贵族和穷人都在寻找新的出路。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从１０９５年至１２９１年，西欧共发动八次主要的远征，前后历时将近二百年。公元１１世纪，基督教已在西欧世界扎下了稳固的根基。教皇可以主宰一切，在宗教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上至国王下至民众，从生到死，处处都要接受教会的控制，违背教规就会寸步难行。民众的宗教热情高涨，从各地前往圣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数激增。这不仅给商业带来繁荣，对于那些渴望到东方寻找新的财富的大小封建主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在基督教徒心目中，圣地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受难和升天之地；而在穆斯林心目中，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神秘夜行的目的地和伊斯兰教最庄严的圣地之一。
公元８世纪以来，巴勒斯坦虽然被阿拉伯人占领，但他们并不干涉基督徒的朝圣。不久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许多前往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不是被抢劫，就是被处死或者受尽迫害。西欧去东方朝圣的路线被中断，并由此埋下了宗教战争的祸根。
提到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今名伊斯坦布尔，有两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跨欧亚两洲的海港城市。它先以拜占庭与君士坦丁堡之名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及东方基督教文化的重地，直到１５世纪中叶，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曾先后为一百二十位罗马国王和奥斯曼苏丹所统治，留下了许多辉煌的建筑。
１０９４年，君士坦丁堡危在旦夕，拜占庭帝国向罗马教皇求援，并表示愿意把东正教重新归在教皇统治下。此举正中早已垂涎东方富庶的罗马教皇下怀。次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以恢复教会统一为名，号召把所有的基督教民族集结起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远征，打一场符合教义的战争，对土耳其进行圣战，收复圣地巴勒斯坦，征讨伊斯兰教世
首先组成的是“穷人的十字军”。“穷人的十字军”刚刚上路，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队伍没有任何补给。农夫们饥饿难耐，于是便开始沿途抢劫，屠杀莱茵河沿岸的犹太人，在匈牙利和拜占庭烧杀抢夺，夺走了匈牙利人的钱财和四千多人的生命，拜占庭帝国不得不与“穷人的十字军”达成妥协：只要他们不再抢掠，并且保证在一座城市前停留不得超过三天，拜占庭方面就负责为他们提供补给。
不久，这帮“穷人的十字军”进入小亚细亚，去打塞尔柱突厥人。可怜的欧洲农夫们只是怀着对“异教徒”的仇恨，就咆哮着向塞尔柱突厥人的重镇尼西亚扑去。他们哪里是凶猛善战的突厥人的对手，经过两场如同屠杀游戏一样的“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所剩活命的寥寥无几。
第一次东征，整个三十万人的“穷人的十字军”踏上的是一条血腥之路。他们盲目地暴行虐施，烧杀掳掠，绝大多数人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惨死他乡，到最后剩下不足三千人。而那些侥幸逃回家乡的人没带回东方的黄金、财宝和珍珠，却带回了无尽的伤痛。
与此同时，由教皇组织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组成的四支十字军共２５０００人，１０９９年８月从各地分别出发，其中不乏王公贵族、骑士及严格训练的士兵。
１０９９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紧接着他们对穆斯林教徒及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实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天之内守城的人几乎全部死在十字军刀下。《耶路撒冷史》记载，仅仅在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里，就有一万多人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便都被他们占为己有。“士兵们冲入宫殿，夺去他们的金银和其他首饰。有人发现有的死者肚子里藏有金币，便不断地锯开尸体到肚子和肠胃里寻找金币。”由于这次大洗劫，许多骑士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
十字军的野蛮行径在伊斯兰各族人民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永远的历史伤痛。可悲的是，这样的大屠杀对十字军来说，却被认为是自己神圣的使命，是为救世主报仇，在整个耶路撒冷几乎无人幸存时，他们却泪流满面地去了朝圣墓地。
１２０３年６月，满载十字军的威尼斯船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１２０４年４月，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对该城连续七天烧杀抢掠，拜占庭帝国近千年的艺术珍宝遭到毁灭，十字军把金银财宝、艺术珍品洗劫一空之后，建立了东方拉丁帝国。
此后，欧洲又发动了几次十字军东征，但一次比一次衰弱，一次比一次失败。１２８９年和１２９１年，十字军的重要据点黎波里和阿克分别被马木路克王朝所占，西亚大陆的十字军国家至此全部灭亡。“十字军”时代宣告结束。
十字军东征之前，连接西方和东方的路上就有让朝圣者居住的招待所和用来照料患者的医疗所。１０７０年，意大利的阿马尔菲人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附近，建造了两座修道院和一个招待所，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医院骑士团”，他们的职责是照顾朝圣的基督徒。
１１１９年，又成立了“圣殿骑士团”，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队，当初的职责是保护朝圣者，保护圣地，保护耶路撒冷各个大要塞的安全。由于该修会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因此叫“圣殿骑士团”。随着十字军从每年来朝圣的人潮中补充的大量兵源，它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在第二位总团长雷蒙·迪·普伊任职期间，这个修会变成了军事修会。
圣殿骑士团大多都是由基督教骑士（他们都是贵族）组成，也包括少数军官、教士和神甫。他们将苦行僧的戒律以及骑士的侠义精神合二为一，身穿锁环连成的盔甲，披着军服似的斗篷，看上去威风凛凛。他们的盾牌以黑和白来装饰，还有一个白底的红十字，骑士们用这个标志，好像提醒自己曾在上帝面前发过甘于贫穷的誓言。
对领主和君主来说，维护和扩建要塞是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他们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圣殿骑士团”。他们也成了法兰西人仅有的常务军。这些军事修会组织严密，士兵们训练有素，个个骁勇善战。他们奉命守卫大部分要塞，在保卫边界上有着决定性的力量。很快，他们变得非常富有。
由于朝圣者大量无私的捐赠以及教皇给予的种种特权，他们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圣殿骑士团以最初的封地为基础，不久便拥有大量的封地和城堡。他们掌握着东西方的商行，为朝圣者和国王们开办银行，就像一个拥有各式分行的机构，接受君王定期存款。他们也让人存放首饰和黄金饰品，但要付利息和押金。他们成了欧洲早期的银行家，法国和英国国王就曾将国库托付巴黎和伦敦的圣殿骑士团保管。很快，圣殿骑士团在欧洲金融圈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人认为他们富甲天下。
在十字军东征史上，圣殿骑士团是重要的名字。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是一支非常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从政治角度来看，当时王权脆弱，他们却越来越独立、强大和好战，已不安于过去的地位。在１３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圣殿骑士团支持贵族派和反皇帝派，密谋参与政治活动。所以有人说，在１３世纪，圣殿骑士团才是拉丁东方的真正主人。
圣殿骑士团的所作所为，终于引起欧洲各国和其他教会的不满，被斥为异端。在１３１２年的维也纳宗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克雷芒五世不得不正式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
１３０７年１０月５日，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下令逮捕所有在法国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法国国王想通过打击圣殿骑士团，没收其财富，以补充日趋窘困的财政开支。但是，圣殿骑士团却巧妙地把大量财富隐藏了起来。有人分析，罗马教皇在法国国王采取行动的前几天曾经悄悄地给圣殿骑士团通风报信。
据历史记载，当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德·莫莱在狱中获悉法国正要彻底摧毁该修会时，便采取措施，以保存圣殿骑士团“传统和高尚的基本教义”。他把自己的侄儿、年轻的伯爵基谢·德·博热叫到狱中，让伯爵秘密继承了他的职务，并让他在上帝面前发誓为了将来拯救圣殿骑士团，要把一些宝藏保存到“世界末日”。
他告诉侄子说：“我的前任总团长的遗体已经不在他的墓穴，在他墓穴里珍藏着圣殿骑士团的档案。通过这些档案，就能找到许多圣物和珍宝。它们是从圣地带来的，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国王们的王冠、所罗门王的七枝烛台和四部金福音，在总团长墓穴入口处祭坛的两根大柱子里。这些柱子的柱顶能自行转动，在空心的柱身里藏着圣殿骑士团积蓄的巨额
１３１４年３月１８日，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德·莫莱受火刑，被法国国王烧死在柴堆上。随后，基谢·德·博热伯爵便成立了一个“纯建筑师”组织。他请求法国国王准许把莫莱的尸体埋葬到另外的地方，国王同意了。于是，利用德·莫莱的棺材，博热乘机从圣殿骑士团教堂的大柱子里取走了黄金、白银和宝石等几箱子的宝藏，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圣殿骑士团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神秘符号。据说，他们就是用这种符号和秘密宗教仪式来隐藏和重新取出他们的珍宝。正因如此，对于圣殿骑士团巨额财宝的下落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有人根据当地的传说和发现的圣殿骑士团的神秘符号，认为藏进棺材和箱子里的财宝现仍在法国罗纳省博热伯爵封地附近的阿尔日尼城堡里。阿尔日尼古城堡现在法国罗纳省朗泰市管辖区里，属于一位对圣殿骑士团的内情颇有了解的伯爵雅克·德·罗斯蒙所有。１９５０年的一天，罗斯蒙先生接待了一位英国上校的拜访。此人自称是英国一个教会的代表，是专程来找罗斯蒙先生洽谈购买阿尔日尼城堡的。他告诉伯爵，愿出一亿法郎的高价买下这座古城堡。然而，罗斯蒙伯爵的回答却是：“不卖！”
１９５２年，对圣殿骑士团神秘符号颇有研究的考古和密码学家克拉齐阿夫人，在对阿尔日尼城堡进行实地考察后声称：“我深信圣殿骑士团的财宝就在阿尔日尼。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发现藏宝处的关键符号。这些符号从进口大门的雕花板上开始出现起，一直延续到阿尔锡米塔楼，我认出那里有一个埃及古文字符号。它表明，除有宗教圣物外，还有一笔世俗财宝。”据克拉齐阿夫人说：“阿尔锡米塔楼上有八扇又小又高的三叶形窗户，其中有一扇窗户被用水泥粘合的石头堵塞，必须开通这扇窗户，并在６月２４日这一天观察射进这扇窗户的光线束。两点至三点的阳光可能起着决定作用，它可能将照射在一块会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符号的石头上。但是，我想，只有非常熟悉内情的人，才会声称发现了秘密的钥匙。”
巴黎人尚皮翁对圣殿骑士团的宝藏深感兴趣，曾经在占星家阿芒巴波尔和对圣殿骑士团有专门研究的作家雅克·布勒伊埃的指导下，对阿尔日尼城堡进行过发掘，由于对刻在建筑物正面的神秘符号的内涵始终束手无策，结果空手而归。雅克·布勒伊埃在阿尔日尼城堡考察几年以后还写了一本名为《阳光的奥秘》的书。
那么，圣殿骑士团的财宝是否藏在阿尔日尼城堡呢？城堡现主人雅克·德·罗斯蒙先生说：“圣殿骑士团的财宝可能埋藏在这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确切的理由去拆毁这座建筑物里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墙。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未来的科学技术能为我们指点迷津。”
法国“寻宝俱乐部”根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认为，圣殿骑士团的财宝也许根本就不在阿尔日尼。他们认为，那些宝藏可能隐藏在法国夏朗德省巴伯齐埃尔城堡，因为那里也发现了许许多多令人晕头转向的圣殿骑士团留下的符号。巴伯齐埃尔城堡四周曾有三大块圣殿骑士团的封地，人们在其中的利涅封地刚刚发掘出一座墓穴，从其中掉下来的一些石头上刻着的符号中可以看出，在圣殿骑士团被取消以后，有个骑士曾在那里守卫过多年，也许他的神秘使命跟监护埋藏的财宝有关。
还有人认为，圣殿骑士团的另外一些财宝可能隐藏在法国的巴扎斯、阿让以及安德尔—卢瓦尔的拉科尔小村庄附近。因为在法国瓦尔市的瓦尔克奥兹城堡的墙上也刻着圣殿骑士团的神秘符号，也有关于圣殿骑士团把财宝隐藏在那里的传说。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塞洛认为，在法国都兰的马尔什也可能会找到圣殿骑士团的藏宝，那里以前曾是圣殿骑士团的“金缸窖和银缸窖”的所在地。
当年威风凛凛的圣殿骑士团，究竟把他们的宝藏隐藏在哪儿呢？他们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神秘符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直到如今，还不时会有好奇的人默默地站在那刻着神秘符号的石头跟前，费尽心机地思索。石头默默无言、符号默默无语，但对寻宝者来说，它们似乎永远在无言地微笑，似乎永远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美军上校成人质--民国第一大案震惊世界<1345>字节
上个世纪初期，在山东临城(今划归枣庄市)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火车大劫案，被称为“民国第一大案”。土匪孙美瑶率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1000余人劫持了火车上中外人质近百名，与当时的北京政府进行了一场历时37天的对峙。
富家子弟被逼成土匪
孙氏兄弟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子弟。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频，到处闹匪。滕县的土匪有句口号，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实在是困难，便客气地朝老百姓“借粮”。当地的官府无力剿匪，但是对于“私通”土匪的老百姓可是从不轻饶。于是，官兵借剿匪之名行打劫之实，老百姓苦不堪言。每年，孙家都是官府打劫的重点对象。孙美瑶与大哥孙美珠气愤已久，最终扯旗造反，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拉起来的队伍后来与山上原有几股土匪合并，有3000余人，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但真正“当家的”却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孙桂枝思虑周密，计谋百出，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到最下面的小喽罗，对他都惟命是从。
1922年7月，孙美珠被山东的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派队擒获，被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孙美瑶接任大寨主之后，誓要为亲兄报仇。孙美瑶还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寇，为官兵所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求孙美瑶发兵解围。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议好久，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劫持火车、掳掠人质(特别是外国人质)的办法，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钱款。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迫，也就不再反对。
39名外国人质 30名中国人质被劫
1923年5月6日凌晨2点半，由南京开往北京的2次特别快车，沿津浦路北行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司机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紧急刹车。由于行驶速度过高，前面的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拥而至，跳到列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车上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多名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除一英国人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劫持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的乘客39人、中国旅客30人。被劫的外国人质中有不少还颇有来头，包括两位美国陆军少校和美国《密勒士评论报》的资深记者鲍威尔，还有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儿媳的妹妹露茜·奥尔德里奇，她的父亲是美国国会的参议员。
消息传开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一时间，舆论纷纷，国际震惊。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一天几次逼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日、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美国国防部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