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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6日 - 日志  
致命的人工心脏

4年时间,9例人工心脏手术7例失败,上海东方医院被病人家属腿上被告席,人工心脏移植手术牵扯出“人体实验”疑云……

一桩人工心脏移植手术牵扯出的“人体试验”疑云

【关注】
       7月25日,在部分网站和论坛转载了《致命的人工心脏》的新闻报道:
  2007年7月24日上午,一场被当事方等待得已经心焦难耐的诉讼在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开庭。来自北京,由中国著名卫生法专家卓小勤、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张胜富等4人组成的律师团出庭,为原告周振华、郭永蓓夫妇做诉讼代理人。被告是上海市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童医院)和上海市东方医院(以下简称东方医院)。
    周振华夫妇确信,儿子周宜清的人工心脏手术实际上是一场医学试验:这场人体医学试验由东方医院提供场所和试验对象,由外国医学机构和公司实际“操刀”。
人工心脏移植手术一年后失败 病人死亡
 
  2004年4月16日,周宜清入住上海市儿童医院,被诊断为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4月22日,儿童医院请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会诊,当晚,周接受人工心脏手术。2005年7月15日,东方医院为周宜清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当月30日,周宜清死亡,当年13岁。
 
人工心脏手术被死者家属质疑为“人体试验”
  周振华夫妇在起诉书上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包括人工心脏在内的医疗器械,必须在取得国家的医疗器械许可证后,才可以在临床时使用。
  经我方查实,本案第二被告(即东方医院)所谓的人工心脏根本未取得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许可证,东方医院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完全是在拿周宜清做人体试验。而且东方医院为周宜清进行的干细胞移植手术也未得到临床公认,手术属于试验性质。

  周振华夫妇向两家医院提出了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在内的990694.5元索赔。
周的代理人卓小勤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医疗纠纷案件,而是当事医院的医生和外国医生勾结,非法行医导致病人死亡。
   陈晓兰,上海著名打假医生,在媒体披露东方医院器官移植涉嫌人体试验后,进行了调查:
  “从2001年到2005年的4年间,刘中民操刀的各类型人工心脏手术,现可查证的有9例”,“7个接受了人工心脏手术的病人已经死亡,活着的两个都拆掉了人工心脏,一个据家属讲变成了植物人,完全靠自己的心脏维持生命,另一个没有了劳动能力。”

 
东方医院曾赔偿患者家属16万元
 
接受手术者术后成为植物人
    马阿姨,植物人邓先生的妻子——她每天的生活从服侍邓开始,到服侍邓结束。她认为,这样的生活是东方医院人工心脏手术造成的。邓先生的人工心脏手术是2001年8月26日在东方医院做的。在术后一个月,由于大面积出血和脑梗塞,马要求医院将人工心脏取下,邓先生从此进入了植物人状态。
问题产品两家德国公司的人工心脏
    植入邓先生体内的是产自德国Medos公司的人工心脏,周宜清使用的是德国Berlin Heart 人工心脏,在东方医院进行的所有人工心脏手术,使用的都是这两家德国公司的产品。
东方医院伪造假批文 家属获索赔
  2004年马阿姨将东方医院告上法庭,两次开庭中,东方医院拿出的北京凯文公司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盖有国家药监局公章。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在国家药监局网站的进口医疗器械数据库中,查不到这一注册号。
  “在二审中,我接受了调解,东方医院赔偿了16万,我那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东方医院第一次为人工心脏人体试验承担了赔偿责任。
  国家食品药监局开出一份重要回函
 2007年6月12日,盖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访办公室公章的一份函件到达陈晓兰手中。
“这足以证明,用在周宜清身上的人工心脏是非法的。”陈晓兰说。
这份函件写道:
“现就您向我局查询德国柏林人工心脏产品是否在我国进行过医疗器械注册的问题答复如下:经溯查,Berlin HeartAG公司生产的Berlin HeartVAD人工心脏产品未曾在我局进行过医疗器械注册。特此函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访办公室


    原东方医院多位医生透露:该院与多个国外医疗机构“合作”
 
    该院除与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合作中德心脏中心外,还建了中美细胞研究治疗中心、中法泌尿中心等多个中外合作医疗机构。而在医院2楼的中美细胞研究治疗中心,美籍人员时常光临。

东方医院还涉嫌给病人肌细胞种植试验
    在那位已经逝去的少年周宜清身上,留下的创伤有人工心脏、心脏移植,还有干细胞移植、肌细胞种植。他的大腿曾经给挖去一块肌肉,医生试图对其进行肌细胞种植。
    2006年11月,刘中民等人在《中华试验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论述在24条狗身上进行肌细胞试验的过程和效果。而事实上,刘等人不只是在狗身上做了肌细胞试验,还在周宜清等人身上割肉培养肌细胞。
  “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东方医院做了5个人的干细胞治疗,给3个患者做了肌细胞种植试验。”
 
    邱仁宗,原卫生部伦理委员会主任,现亚洲伦理委员会主任,针对东方医院的案例说,
   “即使医院要做人体试验,也需要有文献根据和动物试验的数据支撑,国家药监局必须批准,试验方案必须报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将风险充分告知病人,获得病人的知情同意。”
 
 “由于我国相关法规不健全,将可能成为国外新药、新医疗器械、新医疗技术的非法试验地,我国公民将可能沦为国外医药企业研究团队非法的试验品。”
 
 
    顾复生《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前总编辑、心脏科专家认为
    “此事必须搞清楚,对丧失基本医德及医心的从业人员必须加以管理。”

相关报道:

南方周末有关上海东方医院的报道偏离事实(改写)

   近日,有媒体接连对上海东方医院的心脏手术进行报道,称医院对患者实施“人体试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今天,浦东新区社发局、浦东新区医学会、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上海市东方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东方医院有关病例情况。

   新区社发局副局长范金成介绍,今年10月到12月之间,南方个别媒体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发表了几篇偏离客观事实有失公信力的报道,报道直接涉及东方医院和院长刘中民,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新区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专门成立工作小组,本着“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调查此事。

   

   东方医院书记王志文告诉记者,目前东方医院已经授权律师对南方周末提出民意侵权诉讼,刘中民也聘请了律师对南方周末个别记者提出了“人身攻击”、“诽谤”的刑事诉讼。东方医院将一如既往欢迎媒体的监督,不负政府、公众的期望。 针对媒体日前“曝光”的上海东方医院心脏手术问题,上海浦东新区新闻办今天召开“东方医院有关病例情况通报会”,称报道所涉及的病例均遵守相关诊疗常规和程序。

 

  浦东新区医学会今天提供的“专家讨论综述”认为,从学术角度来看,干细胞移植术在世界各国均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并非还在动物实验阶段。而报道中提到的3位患者的术前诊断明确可靠,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体症及辅助检查,3人均有手术适应症,对其进行相关手术的指证明确。东方医院和刘中民医师参与的3例病人手术过程中,均遵守相关诊疗常规和程序。因此,不存在人体实验的问题。  

   据了解,东方医院心力衰竭专科是上海市重点专科,东方医院同时还是同济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自2002年起成为同济大学临床医学三系后,院方独立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开设课程科目20门,并有外科学、内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博士点,以及涵盖所有临床、医技学科的硕士点。
  作为本事件当事人,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上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希望通过第三方的调查,对这些事件有客观的评价,然后通过媒体客观公正地告诉社会,不希望将复杂的医疗纠纷搞成医患双方的相互争吵,甚至是攻击,这样只会对双方造成更大的伤害”。

  东方医院党委书记王志文在会上称,媒体关于“上海东方医院治心术调查”的有关报道严重失实,对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目前院方已委托律师,就媒体的不实报道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3起病例的专家讨论综述
  2006年12月20日,浦东新区医学会邀请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5名心胸外科专家,对徐小平、周易清、陈凤英3个病例进行了认真分析,形成以下意见:
  1.患者徐小平的术前诊断明确,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基本符合进行心肺联合移植的适应症。
  2.患者周易清的术前诊断确切可靠,安装人工心脏的手术指证明确。于2004年6月15日行冠脉内骨髓干细胞移植术。从学术角度来看,干细胞移植术在世界各国均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周易清进行干细胞移植术的适应症较为明确,并且经过了伦理委员会的讨论。
  3.患者陈凤英的术前诊断确切可靠,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进行心肺联合移植术的指证明确。
  专家认为,徐小平、陈凤英二人心肺联合移植和周易清安装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均有手术适应症。东方医院和刘中民医师参与的3例病人手术过程中,遵守相关诊疗常规和程序。
                                                                                                          浦东新区医学会2006年12月21日


                     浦东新区医学会提供的有关患者病情概况

  1.徐小平,女,33岁,因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肺动脉高压、艾森门格综合征,于2003年4月21日入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2003年7月24日,东方医院刘中民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的配合下,为病人实施了同种异体心肺联合移植术。术后患者恢复顺利,于2005年3月5日好转出院。目前患者一般状况良好,可胜任日常家务劳动。
  2.陈凤英,女,50岁,因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心功能四级,分别于2001年7月8日至2003年9月9日期间4次住东方医院,因对症治疗效果不佳,且具备心肺移植的手术适应症,故在住院期间为其做了心肺移植的相关准备,签署律师见证谈话文件。2003年9月21日,因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有合适的供体,患者家属要求转院,9月24日,由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陈锁成主任主刀,为患者实施了心肺联合移植术,术后第1天因移植器官功能障碍,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回上海。9月25日家属办理了自动出院手续,镇江回沪途中患者死亡。
  3.周易清,男,13岁,因扩张性心肌病、心功能四级、心功能衰竭,分别就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于2004年4月22日急诊转入东方医院。入院当天安装德国柏林人工心脏,之后为了尽可能恢复心脏功能,6月15日行冠脉内骨髓干细胞移植术,经过450天人工心脏支持,于2005年7月15日行原位心脏移植术,因患儿术后脑功能障碍持续加重,并继发多脏器功能衰竭,于7月30日死亡。
 
 
                          多名权威专家回应上海东方医院事件
作者: 记者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7-02-08 11:23:20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前总编辑顾复生:“此事必须搞清楚,对丧失基本医德及医心的从业人员必须加以管理”

  ■卫生部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仁宗:“不管是人工心脏还是干细胞治疗,目前都处于医学研究阶段。”

  ■军事医学科学院干细胞研究专家裴雪涛:“真正意义上的干细胞治疗,在国内刚进入临床实验阶段,前提条件也是取得国家药监局的批文,现在还根本到不了常规治疗阶段。”

  ■上海市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伦理委员樊民胜:“根据卫生部的最新规定,只有三级甲等医院才有资格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这是硬指标。”

  “不管是人工心脏还是干细胞治疗,目前都处于医学研究阶段”

  本报200612月的两期关于上海东方医院的调查报道发表后,近80岁高龄的《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前总编辑、德高望重的心脏科专家顾复生医生专门给本报发来传真,表示支持。“读了127910版及1221A3纵深版报道的人工心脏问题,我认为报道出来实在必要……因为我是老专家,看到的现象太多太多了。我认为,此事必须搞清楚,对丧失基本医德及医心的从业人员必须加以管理。”

  顾复生医生在内科和心血管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领域耕耘50余年,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多次组织并主持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学术会议。她痛斥了目前医疗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怎么能忽悠病人,不严格执行适应症,将介入治疗当成常观治疗?”

  “不管是人工心脏还是干细胞治疗,目前都处于医学研究阶段,”卫生部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仁宗说,“虽然人工心脏在德国可能已批准上市,但由于人种差异,国外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手段,进入中国市场前必须先进行临床试验,这是为了保护我国病人的利益、健康和生命。”

  军事医学科学院干细胞研究专家裴雪涛,对“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提出质疑,“从骨髓里提取的干细胞含量是极低的,研究表明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绝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干细胞,只是骨髓里的单个核细胞,怎么能称‘干细胞治疗’?”

  没有充分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没有关于有效性的证据和安全性标准,就开始匆忙做干细胞领域的研究,裴雪涛教授对此现象表示担忧:“选择什么病人在何时机,以何途径来做研究治疗,都需要设计科学而严谨的方案,而不能只是为了赶时髦。”

  “真正意义上的干细胞治疗,在国内刚进入临床实验阶段,前提条件也是取得国家药监局的批文,现在还根本到不了常规治疗阶段。”裴雪涛教授说。

  裴雪涛教授带领的干细胞研究团队,2006年刚获取国家药监局批文开始一期临床。此前,从基础研究,经过小动物和大动物实验,到报批审核共花了近5年时间。

  裴雪涛教授说,在国外,关于干细胞的临床实验审批非常严格,即使是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也需经所在国国家药监局审批后方可少量进行。在美国和欧洲,骨髓干细胞移植从短时间看,对改善心功能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观察结果却并不乐观,还可能出现一些负作用,“据我所知,国外科学家们还从未肯定骨髓干细胞移植最后一定能发育成心肌细胞,能使坏死的心肌再生。”

  “肌细胞移植也同样处于临床实验阶段,还未到常规治疗阶段。”裴雪涛教授最后强调,不管用哪种方法,凡是用于人体的,都应该慎重,要说清楚原理、有效性、安全性,还有可控性标准,要对病人负责。

  “混淆了治疗与研究的界限,就会伤害病人”

  20071月中旬,上海市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宣布成立后,第一次审查即针对包括东方医院在内的十几家医院申报器官移植的资质情况。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学伦理学专家樊民胜教授以该应用委员会伦理委员身份参与其中,“根据卫生部的最新规定,只有三级甲等医院才有资格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这是硬指标。”

  而上海市东方医院目前仍属于二级甲等医院。据悉,在审查结果公布后,未通过审查的医院将立即停止所有的器官移植治疗。“有的医院急功近利,为了冲三甲,抓紧时间多做器官移植,从外地甚至国外请医生来。现在规定开展手术的医生必须是在本院注册的医生,而且必须做够一定数量的手术。”樊民胜说。

  “本来应先进行动物试验或临床试验的,却当作临床治疗来对待,混淆了治疗与研究的界限,就会伤害病人。”卫生部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仁宗说。

  邱仁宗阐述了治疗和研究的本质区别——治疗是用已经证明有效的方法用于病人,病人从中得益,病人应该付费;而研究是受试者对研究作贡献,本人不一定得益,甚至受伤害,研究人员应该给他们补偿,发生损伤还应赔偿,“怎能让家属出巨款购买‘实验’?”

  作为卫生部的伦理专家,邱仁宗曾参与过手术戒毒的伦理审查,相对而言,他对东方医院事件的评价颇为严厉,“他们销售人工心脏,显然存在经济利益。而且利用病人做活广告,涉嫌构成利益冲突,违反了国际公约《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

  在邱仁宗看来,知情同意绝不只是表面功夫,有了病人签字就万事大吉,“必须要回答病人或家属提出的各种问题,如实告知试验目的、方法、程序、可能的受益和风险、有无其他疗法、参加完全自愿、任何时候可以退出不受歧视、出现损害如何赔偿等,并给予充分时间考虑,在没有威胁利诱的条件下,他们完全自愿给予同意才行。”

  这些属于国际公约《赫尔辛基宣言》中的基本原则,在国家药监局200391日实施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200441日出台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中都有非常具体的阐述。

  2007117日,卫生部正式公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进一步规范了国内人体医学实验和相关技术的应用,要求尊重和保护人类受试者的合法权益,在医学伦理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

  邱仁宗认为,在现实中,治疗和科学研究不分的现象相当普遍,混淆治疗和科研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名利。此办法强调“按照研究伦理,当科学研究和社会利益与受试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受试者利益第一”。

  邱仁宗着重解释了对儿童的特别保护问题,“如果儿童已懂事,不但应征求家长同意,而且必须征求儿童本人同意,发表有关论文前必须向杂志出示经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家长和本人同意以及没有利益冲突的证明。”

  樊民胜教授认为,国内关于人体实验方面的制度法规还是不够健全,政策执行和管理仍滞后于实践,整个卫生体制一直比较忽视伦理。

  “今后做器官移植必须成立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不管是接受器官的病人,还是提供器官的人,都要进行充分的知情同意。”樊民胜教授说。

  “在生物医学临床实验伦理审查中,如果发现违反伦理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所属单位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均有权给予相应处罚,并进行公开批评,取消获得奖励的资格;视情节轻重终止科研项目的实施,触犯国家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邱仁宗说,“如果是境外机构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进行生物医学临床实验,其研究方案即使已经过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委员会审查,也还应当向我国的伦理委员会申请审核。”

  本报致函东方医院期待回答

  200725日,本报记者相继以传真、快递形式向上海市东方医院发出书面采访函,邀请作为公共部门的东方医院,对患者及其家属、社会各界针对该院在多起人工心脏、心脏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中可能存在的诸多疑点,作出明确的、正面的回应。

  本报记者在采访函中罗列了十大疑点问题,请东方医院予以澄清回答。

  比如,从200011日起至20061231日,东方医院为哪些病人做过人工心脏、干细胞和肌细胞移植方面的手术治疗,请从病人的姓名、手术的时间、术前诊断、参与医生名单和术后死亡人数和生存者状况等方面详加说明。

  又如,干细胞和肌细胞移植技术处于什么阶段,是实验阶段还是常规医疗阶段?如果是实验阶段,那么,是动物实验阶段还是人体实验阶段?如果已经进入常规治疗阶段,请提供法律、技术和伦理依据。

  再如,在东方医院进行过人工心脏、干细胞、肌细胞移植术和心脏移植的病人家属中,现在有人怀疑东方医院在利用他们的亲人做人体实验,对此,东方医院作何评价?是否已就手术的危险性向患者及其家属作了充分的说明?如果是,请出示书面凭证等等。

  26日,本报记者多次致电上海东方医院负责接待媒体的人员,均无人接听电话。27日上午,本报记者再次致电东方医院办公室马主任要求采访,一位工作人员说:“马主任不在,我会转告她。”

  截至发稿前,本报尚未收到来自东方医院的书面回复或电话。(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7-02-08 11:23:20  

2007-7-26】| 作者:sopsun 评论(0)  阅读(87)
怀念那些泡方便面度日的青春岁月
核心提示:就像年轻时代热爱摇滚一样,我们在成长岁月中,注定与方便面有过不解之缘,我们曾在饥饿时拿它充饥,愤怒时拿它出气,欢乐时拿它庆贺。它是我们青春时代的重要生活用品。很多人就是吃着车载斗量的方便面走过青春岁月的。
论坛灌水:方便面涨价真的很有杀伤力,怀念那些深夜泡面吃的日子啊……
方便面涨价声震论坛
     2007年07月24日,京华时报爆出《我国方便面26日全面涨价 涨幅最高达四成》的新闻:“面临原材料一直大幅上涨的重压,苦苦支撑了近一年时间的中国方便面业也不得已加入价格调整的大军。从7月26日开始,以华龙、白象等为首,占据我国大部分市场的中低价方便面价格将整体上调。”
  当日,被各大新闻网站及新华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百度贴吧等众多论坛社区转载,引起网友的强烈反应、跟帖不断……
 
【缘起】成本上扬赔本吆喝
 
   据了解,去年我国方便面总产量460亿包,占到全球的51%,居世界第一,销售额近300亿元。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年的原料成本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9.5%。自2006年以来,方便面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持续到2007年上半年,仍无下降趋势。
 
    其中,占据方便面成本18%的棕榈油,从去年均价4200元/吨,猛增到现在的8000元/吨,仅此一项,方便面成本即增高11.12%。而占方便面成本三成的面粉价格也由去年的均价2.04元/公斤,上涨到现在的2.16元/公斤,由此影响到方便面成本增高1.72%。此外,辣椒、马铃薯淀粉等主要原材料也都在上涨
 
【现象】涨幅最高可达四成

    自去年年底开始,由行业协会参与,国内方便面巨头召开了3次内部价格协调会议,最近一次于7月初召开,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康师傅、统一、今麦郎、日清、农心等10多家知名企业全部参与此次统一调价,其市场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与此同时,1元钱以下低端面的价格调整,将由各企业为主,按地区分头推进,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提价策略。最高提价幅度达到40%,平均提价幅度在20%。

 
【影响】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方便面的提价,使“失血”之后的行业有了补血造血的功能,接下来,为促进行业能尽快恢复健康,我国也将全面修改实施已有10多年的方便面国家标准。这将使我国方便面业真正处于公平、公正竞争之下,行业将面临洗牌。
论坛网友大讨论:我看方便面涨价
网友“一姐”:我的“26号方便面涨价的对策”——天天吃、顿顿吃方便面直到26号开始,看见方便面就想吐!
网友“飞扬生活”:我的工资什么时候涨?
网友“国际标准”:所谓专家的所谓经济发展平稳的蠢话有被市场丢在脑后,不知他们是否脸红。

网友:强烈要求兰州物价局出手干预!
网友:物价与欧洲接轨,收入与非洲接轨!
网友:我建议给小麦在收购价上也上涨,我们还有几亿的农民兄弟!
网友IP:125.34.50.*:这种非健康食品应该至少涨价100倍,大家就不会去吃了,香烟也是一样,一包1000块,看谁还吸!
网友:工资是绝对不能涨的。工资一涨,通货膨胀就会失控,物价反而会涨得更高。我们还是耐心等待物价下跌吧。
      方便面涨价,怀念那些泡方便面度日的青春岁月

     据资料显示,目前被方便面涨价,消费者认为最方便快捷且味道好的食品NO.1,非方便面莫属了。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许多处于光棍时期的“新新人类”的主食,有人甚至打趣地调侃:“泡面一族”,说他们想尝尝鲜,就往方便面里加葱花;想浪漫,就点起烛光吃方便面;如果想改善伙食,干脆就往方便面里加鸡蛋……
  
就像年轻时代热爱摇滚一样,我们在成长岁月中,注定与方便面有过不解之缘,我们曾在饥饿时拿它充饥,愤怒时拿它出气,欢乐时拿它庆贺。它是我们青春时代的重要生活用品。很多人就是吃着车载斗量的方便面走过青春岁月的。但对方便面的认识,却依旧模糊得如同初恋时唱过的那一首首歌。
  
方便面又称速食面、杯面、拉面、即食面、快餐面、泡面、即席面等。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此面因有以下几个特性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暗合。这几个特性是:味道好且吃不厌;易于保存,可成为家庭常备品;简便、不需要烹饪;价格便宜;安全、卫生。
  
正因为如此,方便面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人安藤百福今年已94岁,1958年春天,因为饥饿催化他的灵感,使它让这个小精灵来到人间,并使许许多多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另有一些国粹主义者认为,方面面的发明,其实可以追溯到清朝中叶扬州一位姓伊的知府家的厨子,认为是他把面粉加入鸡蛋制成细丝炸干做成了最早的方便面。但此法因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持,且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工业化格局,因此仅是说说而已。
  
目前,全世界有数千种品牌的方便面,仅中国的方便面品牌就占1000多家,而且,中国人均每年消耗方便面26份,其总量相当于全世界方便面消耗量的50%,也即是说全世界每年消耗的652.5亿份方便面,有一半进了中国人的口,而这种局面,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回想1984年上海益民四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份方便面至今,也不过20年的时间,其发展之迅速其需求之巨大,又有什么商品敢比?对于方便面的蓬勃发展,坊间也是存在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大量的简易速食方便面流行说明人们对自己生活不负责任,是浮躁的市风在食品业中的消极表现。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100克方便面所含热量达400千卡,远高于同量的面条和馒头;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方便面生产技术也在大幅度提高,方便面由“方便”到“幸福”的理念,正支配着厂家把营养更好口味更丰富的方便面送往顾客手中,对方便面的担心纯属杞人之忧。
  
不管怎么样,方便面成为与面包并驾齐驱的最方便食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后者造就今天的辉煌,晃晃悠悠走了数百年;而方便面却仅仅用了不到50年!不服不行啊!
  
2007年7月24日京华时报报道:面临原材料一直大幅上涨的重压,苦苦支撑了近一年时间的中国方便面业也不得已加入价格调整的大军,从7月26日开始,以华龙、白象等为首,占据我国大部分市场的中低价方便面价格将整体上调。康师傅、统一、今麦郎、日清、农心等10多家知名企业全部参与此次统一调价,其市场覆盖率达到95%以上。此前许多对猪肉涨价不屑一顾的泡面一族顿然感觉到生计的压力。
  
仅以此文,怀念当年那些以方便面度日的青春岁月,但愿方便面,不会因此一路涨成奢侈品……

2007-7-26】| 作者:sopsun 评论(0)  阅读(78)
留住家乡的文脉民族的根
      悠悠600载,滔滔运盐河,孕育了曹路地区灿烂的民间民俗文化,造就了物质与非物质的文明。
  柔美洒脱的《穿灯舞》、热情奔放的《花篮灯舞》、抒情动听的“鸣联”丝竹、诙谐活泼的浦东说书和三句半……荟萃成曹路地区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明清以来前人传承给家乡的文脉,是我们精神家国中的奇珍异宝。温家宝总理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结晶。然而现代文明的巨浪无情地冲击着历史文明脆弱的根基。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和创新、发展的工作。但愿600年的曹路,在焕发现代青春气息的时候,留住家乡年的文脉民族的根。



                                                               民间舞蹈《花篮灯舞》简介


                  



1991年2月上海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接见花篮灯舞演员

  《花篮灯舞》产生、是流传于浦东曹路地区,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它源自一百多年前道教祭祀仪《九幽灯》中的《穿灯舞》。
  1956年,道教艺人薛肇南(1914-1992年)、冯炳魁(1922-1996年)等受党的“双百”方针感召,对《穿灯舞》进行改编,易男舞为女舞,由九位道人改为八位村姑。更换了某些队形和道具,成为八位姑娘每人一手执花灯,一手执手帕,以戏曲旦步为基本步法,围绕着地上表示东南西北方向的四盏灯,穿插出各种图形的民间舞蹈。该舞蹈由原顾路区顾东业余剧团排练演出,1957年3月年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创作、表演优秀奖。全体演职员在怀仁堂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栗裕、周扬、刘芝明等中央首长接见,并合影留念。
     北京演出归来后,薛肇南、冯炳魁等又对《穿灯舞》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去掉了原来安放在舞台四角的四盏瓶式《牡丹花灯》,丢弃了手帕,并改手中的“六角灯”为“花篮”,这一改动,最终突破了原“穿灯”的框架,使崭新民间舞蹈脱颖而出,并取名为《花灯舞》。1959年元旦,《花灯舞》在上海市1958年度群众文艺创作会演中,又获民间舞蹈一等奖。此后,又在花篮中加进了能闪亮的电池灯泡,突出主要道具在舞台演出中的效果,充分体现了“灯”的作用。几经演出不断完善,遂将《花灯舞》改名为《花篮灯舞》。
    《 花篮灯舞》反映的内容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姑娘,手持花篮灯,边歌边舞,通过穿插变换新颖多彩的图案,表现出江南一带姑娘热情开朗的优美形象,反映了农村热闹红火的丰收节日气氛。1959年9月,为歌唱农民的新生活,又重新填写了主题词。
1978年9月,曹路镇原龚路文艺工厂对《花篮灯舞》进行了恢复排练,参加了上海市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公演。此后,该舞蹈又进行了六次复排,更换了六批演员,前后共有40多人参与排练和演出。1989年,《花灯舞》及其道教艺人薛肇南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上海卷》一书而永垂青史。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2006年我镇又将《花篮灯舞》进行了复排、录制,今年3月13日被区府批准为浦东新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申报市级“非遗”名录。《花篮灯舞》已成为我镇乃至区、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节目。      



              《鸣联国乐社演奏谱》简介

   




                           1984年元宵节,“鸣联”行街表演


  “鸣联”国乐社是曹路地区具有74年历史的民间音乐团体,于1933年由杨园乡人周根生(1915-1987)
等人创建。其演奏的丝竹乐,大部分属江南丝竹范畴。“江南丝竹”中的“江南”,地理上指长江以
南;但音乐的流传,主要指上海、江苏、浙江极其毗邻地区。“江南丝竹”中的“丝竹”,指的是笛、
萧、琴、琶等管弦乐器的统称。“丝竹”一词,最早见于《礼乐记》中“金石丝竹,乐于器也”;“
江南丝竹”名称始见于清道光年间的《嘉兴府志》:“采苏杭之丝,载洞庭秀竹,变吴越佳音,集弦
索精粹,江南有丝竹者”由此可见,江南丝竹源自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它的形成和发展历经数百年
,流传到曹路地区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明清以来的《十番锣鼓》、民间的"清客串"和"小堂民",以及
江南地方曲艺等多种因素的孕育、推动,使江南丝竹逐渐定型而别具一格.
      


                     “鸣联”的会员们在一起表演,其乐融融

 《鸣联国乐社演奏谱》所载40余曲.由老"鸣联"会员李伯金先生搜索、整理,其中以江南丝竹的曲目最
为丰富,它涉及到元明时期的南北曲曲牌,明清俗曲、民歌,江南地方戏曲、曲艺中的某些器乐部分,但
流行最著名的为"八大曲",即三六、慢三六、中三六、慢六板、行街、四合如意、欢乐歌、云庆(另一
说法将上述中的"慢三六"换为"六板",其余皆同).八曲的命名与民间风俗密切相关,除行街外,其余各曲
均以"六"、"庆"、"欢乐"、"如意"等词语作为吉祥口彩.
  "八大曲"的产生与形成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但从"鸣联"丝竹乐演奏中最著名的"老六板"(又名"老八板")来看,最早见之于1814年的李芳园《琵琶谱》的附录中也有记载.以"老六板"为母体(戏曲中称原板)通过加花或成倍的添眼加花,就产生一系列独立的变奏体,诸如:"快花六"、"花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这四个变奏体与母体联成一起,称为"五代同堂"。(本文参考李伯金先生《江南丝竹简介》一文编写)
  

                                                                                                                      《穿灯舞》概论

张惠民
  穿灯舞,又名大穿灯,是历史悠久的道教祭祀舞蹈,属道场法事,它流传于浦东新区的洋泾、高桥、高东、曹路、合庆、川沙等镇,而以曹路尤甚。每逢丧事,丧家便请道士到家做醮(俗称道场),某些法事富有艺术色彩,除唱、念、做外,且载歌载舞,以此祈祷亡魂出地狱而入天堂,谓之祭故慰生。此俗年年沿袭,经久不绝。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匿迹,八十年代初复起,然仅限于道观神庙。近年乡间又有蔓延之势。

一、起源与发展

道教乃我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为东汉张道陵所创,始称“五斗米道”,又名“天师道”,奉老子为教祖,盛行于南北朝。金元之际,道士有出家的全真道士和在家的正一道士之分。浦东众家道班,素分两派,大凡近市者称西派,远郊者谓东派,然视其属性,俱归正一之范畴。
据黄炎培主修《川沙县志·方俗志》记载:“邑人逢丧必做功德。……谓拜经忏后可免堕地狱,得升天堂……”“人死接煞,已成习惯。然用道士召七者则然,用和尚则否……”道场与功德,系道教沿用佛教之用语,唯“接煞”一词,出自道士之口。
据曹路镇日新村道教艺人薛肇南(1914年-1992年)及民众村道教艺人冯炳魁(1922年-1996年)追溯:“穿灯舞所属法事《九幽灯》为道场常用、道士必学之法事,传到我们这儿,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群乐村道教艺人冯菊初(1916年-1998年)说:“幼时听老人讲,冯家道班的历代子孙乃至群乐村整个冯氏家族,是清朝官吏冯德库的后裔。冯德库居官宁波,因被皇上革职抄家,遂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迁至曹路东部荒滩栖身。”据说冯德库后来成了道士,广行善事。此说年代久远,且无史实佐证,已无法辨其真伪,然冯家始祖之艰辛似乎为其后代的信教提供了历史的成因。
以上史料及道教艺人的口述、传说,虽未能确切地表明穿灯舞在曹路地区的起源年代,但至少清光绪年间已具雏形。初谓小穿灯,所有的程式动作都较为简单。出于生计,道场法事遂年丰富,不少法事渐之演变为如戏一般(故当地有称道场法事为“道士戏”者)。小穿灯缓慢地向“戏”演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经川沙各家道班充实,已初具大穿灯之轮廓。四十年代,又经薛肇南修饰。然而十余年的发展变化,都没有突破原有的传统格局,仅补充了一些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如碰蝴蝶、拨栲栳等),对某些动作作了调整和加强(如扯木樨、里外罗城等),使舞姿日臻完善、柔美。1956年,薛肇南、冯炳魁、冯菊初等在穿灯舞的基础上,整理加工为新颖的《花灯舞》。尽管冠之以新名,易男舞为女舞,更换了某些队形、道具等,但其基本动作的结构原件仍不脱穿灯之窠臼,只是在传统色彩中夹带了一些现代风味。《花灯舞》由顾路区顾东村业余剧团演出,19573月随江苏省代表团(当时川沙县属江苏省辖)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获创作与表演优秀奖,在北京怀仁堂受到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中央首长的接见。1959年元旦,又加工整理成《花篮灯舞》,参加了“上海市1958年度群众文艺创作汇演”,获民间舞蹈一等奖,薛肇南、冯炳魁获传授整理奖,成为道家的传世佳话。
二、形式与内容

穿灯舞有一套传统的、模拟民间生活动作的表演形式。八个护法道士身着黄色或黑色龙凤道袍,头戴道帽,脚穿布鞋,手持八盏半圆形的六角阳台荷花灯(似庙里的香炉),地上四角另放四盏花瓶牡丹花灯,以作被穿之灯,在大法师的指挥下(大法师也执一灯,当为九盏,谓之九幽灯)翩翩起舞,完成了一系列优美的程式动作。全套动作依次分为开四门、一条龙、链条股、童子拜观音、扯木樨、单(双)迎灯、拔栲栳、双飞、碰蝴蝶、满地花、单(双)追灯、里(外)罗城、鲤鱼卷芝草等。这些动作,源于农村日常生活,使虚幻的道场生活化了。艺术化与生活化,则又使道场在民间大为吃香,成为大多丧家必操之习俗。
乡下的道场通常在客堂或暖敞(一种临时搭起的油布竹棚)中做之。客堂北墙面南而挂张天师或三清神像,上悬“道祖遗风”或“道法无边”之类的眉披,下设亡者灵台牌位。灵台前面一方空地用以铺排道场法事,四壁布满轴对挽联。道场有大小之分,自一昼夜至九昼夜不等,以多为贵,而以三昼夜最为常见。每出道场由数段法事组成,法事有清微法事与亡丧法事之别。清微法事有法符、达表、群仙会、斋天、炼度、火司朝等。一般用做“小七”及清明悼念活动;亡丧法事有亡斗、款王、开方、九幽灯、亡斋天、九幽朝、九阳灯等,一般用以装殓出殡前后。每段法事独立成篇,有程式而不拘泥,轻重缓急皆可,唱、念、做交叉,间或音乐奏之,锣鼓鸣之。一道场诸法事之间并无明显的顺序排列,唯《九幽灯》习惯上总趋于道场之末,而舞蹈性甚强的穿灯则是这段押场法事之尾,穿灯完毕,整个道场便告结束。
穿灯舞表现的内容大意是:大清境九仙,上清境九真,玉清境九圣三大天尊(均为太上老君的化身,故道家有“混元一气化三清”之说)各执九盏阳台荷花灯,来到幽冥地府,打开九方地狱门,接引亡魂摆脱黑暗的地狱而走向光明的天堂。九方地狱为:东方风雷地狱,南方火翳地狱,西方金钢地狱,北方冥冷地狱,东南铜柱地狱,西南屠割地狱,西北火车地狱,东北镬汤地狱,中央普掠地狱。这众多的地狱,搅得生者不寒而栗,死者难以安息,实乃道家之独创,也从一侧告知人们昔日之愚昧与黑暗。
三、音乐曲调

小穿灯时,仅有打击乐器伴奏,发展至穿灯舞,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伴奏音乐结构,其主要声乐曲有《叹丰都》、《只羡他》,器乐曲有《将军令》,曲终则仍以打击乐器伴奏。演唱与伴奏均另有旁人相助。
《叹丰都》音乐凝重,唱词悲切,诉述罪魂在九方地狱中历尽磨难,幸得三大天尊(斋主)驾到,亡魂方脱幽冥。《叹丰都》曲终歌了,穿灯舞即起,众人齐曰:“十殿慈尊最逍遥,狱门深锁尽开通,大小罪孽全宽宥,释放亡灵出狱中。”念罢,穿灯复起步,遂唱《只羡他》,叩谢天尊拯救之恩,歌颂亡魂生前功深德浩而脱离地狱。《只羡他》曲调来自昆曲,委婉而抒情,为穿灯舞奠定了一个明朗、轻松的音乐气氛,较之序曲《叹丰都》,一沉一浮,有天壤之别,展示了亡魂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意境。
《将军令》一曲为吹打乐。常用于铺灯前(即闹灯头)或穿灯中,除双唢呐外,还配以堂鼓、板鼓、大锣、小锣、狗叫锣各一。堂鼓和板鼓除配合锣鼓经外,还配合吹乐器始终打着与曲调一致的节奏。全曲轻松欢快,铿锵有力,间或锣鼓骤起,对整个舞蹈起了烘托与渲染的作用。
四、风格特点

穿灯舞为男子群舞,它运用了民间艺术的传统手法,具有很强的江南地区民族色彩及浓郁的生活气息,形成了独特的舞蹈风格。
雅俗相济  穿灯舞富有传统舞蹈的古朴雅致,而它的程式动作的生活化,又惟妙惟肖地体现了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截取其任何一个动作的枝干,都可得到生活的验证,某些动作甚至就是原始的生活动作的白描化。如“扯木樨”、“碰蝴蝶”、“拔栲栳”,这“扯”、“碰”、“拔”,无一不是农村中最常见的动作。这些生活之泉溶入到古老的形式之中,不但毫无俗气,反而赋于其生机与活力。雅俗相济,无俗则不雅,无雅则又俗,这便是穿灯舞的第一大风格。
对称成方  穿灯舞上场舞者八人,以地上四角之四灯为辅轴而穿之,以四角交叉点为主轴而舞之,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固定点客观上为穿灯舞造成了“动则成方,变则对称”的格局。穿灯舞的动作(如双迎灯、满地花,甚至是正在行进中的动作(如一条龙、链条股),无不具有这一特点。整个队形多变而不偏,多动而不乱,四角丰满,犹如一副绚丽的图案。
柔美洒脱  穿灯舞舞者身穿道袍,轻舒风袖,线条流畅,有飘飘欲仙之感。整个队形忽聚忽散,忽开忽合,忽穿忽绕,使用的都是些行走性的小步子动作;行动线曲直得体,经纬交织,幅度不大而细腻,变化多端而井然,显得百般柔美、洒脱。由于服饰及花灯的造形、色彩等因素的作用,又使整个舞蹈显得明快而活泼。
灵活多变  穿灯舞为室内祭祀舞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程式动作及基本队形,然而在具体道场中,它又往往要受到某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局部地增减动作及调整队形。表演区域的宽窄、丧家地位的贵贱,常常是导致动作的或繁或简与队形的时长时短的主要因素,由此显示了它的随机应变的风格特点。较之广场舞蹈,它的这种应变更趋灵活、自如。然“灵活不偏其本,多变不离其宗”,其主干动作及基本队形仍相对稳定。整个队形的变化,皆由1号领舞作主,5号配合默契,众人相随变幻。音乐伴奏则在鼓手的指挥下也作相应的变通处理。
穿灯舞是独具一格的道教艺术,作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胎记,它是社会蒙昧时期的伴生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除了来源于道家为谋生所需对生活的提炼外,主要地是来自丧家对所谓脱地狱而升天堂的热切向往。这种感情在飘逸的舞姿中得以宣泄,以此给死者以祭奠,给生者则留下一点慰藉和虚无缥缈的寄托,表明了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对光明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浦东说书 悠悠草根香

  忽地一下子,浦东变得妖娆与富贵起来,连从小生长在这里的浦东人,也似乎忘记了她原来的样子。依旧守着那份朴实与从容的,倒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一边辛苦地拾掇,一边小小地满足着。偶尔来了兴致,才会不紧不慢地对小辈絮叨:别看轻了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家当,如果有一天,你们想着要它了,而它已经发了霉,变了质,那么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声叹息了。
  三横一竖本姓王,大名两字叫大强,东村池塘边上住,一幢新楼朝南阳……”
  押韵的词,本土的话,身边的事,和着钹子叮叮当当的脆响,一个悠闲的下午就在说书先生的嘴里开始了。
  这样的场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浦东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可是今天,它只能是历史的记忆了。
浦东说书,亦称说因果、钹子书、农民书,起源于清乾隆年间黄浦江东岸,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民间地方曲艺。我们或许能为它想象出这样的起源:长江奔腾而下,江海交汇处夹带的泥沙逐渐淤积成一片沃土,随着海岸线不断向东延展,迁徙而来的人们开始在这里筑堤御潮、耕作晒盐。有一天,田头的妇女为了解闷,把身边的故事编成小曲,渐渐地,曲子在田间灶头流传开来。传者众则听者云集,说书艺人随着听书市场的鹊起而开始涉足,最后将田间小曲演变成极具乡土特色的地方曲艺。
可以说,浦东说书与浦东人的观念、文化休戚相关,那么,浦东说书的今天怎么样了,说书先生还在吗,它和光彩夺目的今日浦东还有关联吗?
奇迹
浦东阿奶成流行
若要追溯浦东说书曾有的辉煌,不得不提《养猪阿奶》。正是它,让浦东说书站到全中国人面前。

  
            1975年浦东说书《养猪阿奶》演出照

就像在昨天一样。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曹刚强对记者说,创作《养猪阿奶》时他才20多岁,如今年逾50岁的他都已经有了皱纹,不过浦东说唱的风光日脚仿佛还是昨天的事。
那时我在龚路(龚路乡现属曹路镇)文化站工作,有一年,东沟乡(现并入高行镇)夏家宅生产队出了一名养猪状元,通过新的饲养方法把猪养到800多斤,成为远近闻名的劳模。根据县(原来的川沙县)里的安排,我们决定以他为原型创作一台戏,以此宣传他的事迹。曹回忆,那时正好是春天,为了让戏更真实,他和两位同事一起来到夏家宅,连续3天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日夜跟在养猪状元身边观察他养猪。
  猪啃墙上的石灰,那是缺钙的表现,赶紧把捡来的小贝类打碎后给它喂食;猪不对劲了,连夜蹲在猪圈里观察,原来是冷风从小窗吹进来了,赶紧堵严窗户做好保暖。采风完毕,一个勤奋、敬业、善于思考的饲养员形象也在曹刚强脑海里丰满起来。文艺创作不是写好人好事,要讲究立意和冲突,于是,我们决定以浦东阿奶采用新方法养猪,用事实说服倔强的老伴的故事,来表现事物在发展、社会在不断前进的主题。
  几易其稿,曹刚强和同事王明玉共同创作的《养猪阿奶》诞生了,阿奶养猪的故事也很快传遍了浦东的大街小巷。1975年,《养猪阿奶》被选送至北京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节目会演。没想到,《养猪阿奶》不仅获得了中央领导的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破天荒地整版刊登剧本,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紧接着,东北二人传、云南扬琴……各地纷纷用地方曲艺重新演绎《养猪阿奶》。
  除了《养猪阿奶》,似乎还没有哪个地方曲艺节目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这真是一个奇迹。近30年之后,曹刚强用奇迹一词对《浦东阿奶》作了总结。
遗憾
才子歇笔十五载
朱国钦是川沙文化馆文艺活动部副主任,也是曹刚强的老朋友、老搭档。伊是郊区人的开心果,只要伊出场,保准满场欢。曹这样向记者介绍。
一个搞创作,一个搞表演,俩人曾联手获得过市十大故事王的称号。尽管那已是1988年的事情,可回忆起来,俩人还是颇为自豪。只可惜,老曹已经不搞创作了,现在郊区也很难再有像《养猪阿奶》那样的好作品了。朱国钦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浦东文艺创作的鼎盛时期,甚至有了浦东十怪的说法。“‘是一种称赞,正像扬州八怪一样,由于塑造的角色能被老百姓接受,我们就成了浦东的十怪朱回忆,十怪中除了他和曹刚强,还有夫妻搭档凌澜、杨蔚,独角戏搭档王金康、康毅……不过,让朱国钦耿耿于怀的是,当年的浦东十怪,早已从政的从政,经商的经商。
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激情。曹刚强说,他已经15年没有搞创作了,原因是自己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感觉。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整个生产队就一台黑白电视机,一有唱戏相声什么的,人们还不都吵着来看热闹。群众喜欢,写的人演的人心里都舒坦,哪像现在,年轻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七十年代吃香,八十年代戆相,九十年代呆相,新世纪痴相。这是流传在浦东郊区的一段关于文艺创作的顺口溜,对此,曹刚强和朱国钦都显得有些无奈。
如今,在曹刚强的包里,还放着一叠稿纸,这叠空白的稿纸已经随他的包拎进拎出了一年。主题是关于农村城市化的,一直想写,素材也积累了,可就是迟迟落不下笔来。”“激情已经找不回来的,除了曹刚强,或许还有很多人。当记者拨通当年的十怪之一、在《养猪阿奶》中扮演阿奶的老伴秦晓楞的电话时,老人一再拒绝采访,只是坚决地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不想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