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型我秀》的人气王师洋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现在不流行肌肉男了”的话后，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就再也不敢穿着背心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了。尽管有人在看了师洋的表演后怒不可遏地说，如果我们的世界以这样的阴柔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姑娘们迟早有一天会找不到男人去生个小孩。

女人像男人，男人像女人，这个世界的审美取向真的变了。当然，相比忧伤38度的我，无论是李宇春的那些玉米，还是师洋的这些虱子，无疑都要幸福许多。毕竟，李宇春再中性，师洋再粉脂，至少都是真实的。而我，在23个漫漫长夜的等待后，等来的却是一个靠药物取胜的环法冠军。兰迪斯的B瓶尿样结果尚未出来，田径场上的加特林又陷入了禁药丑闻。

环法在今年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危机。由于身陷兴奋剂丑闻，去年环法大赛的前五名有四人在赛前退出了比赛。但坏的开始只是噩梦的序曲，瑞士峰力听力系统车队的美国车手在成为环法新科冠军后四日，又被查出尿样呈阳性。

从阿姆斯特朗到乌尔里希、巴索、贝洛基，再到兰迪斯，104年的环法从未像今天这般风雨飘摇过。如果没有奇迹，兰迪斯将成为自1903年以来第一次被剥夺成绩的环法大赛总冠军。但阿姆斯特朗是否比他的同胞兰迪斯更干净，也许只有从事自行车运动的人才知道答案。

在所有关于阿姆斯特朗的评论和报道中，我所见过的最牛叉的一句话是“一个睾丸，七个冠军。”我甚至认为，用这句话概括阿姆斯特朗传奇的自行车生涯，甚至比去年迈凯轮车队换掉赞助商后，某媒体用“迈凯轮刚戒烟又酗酒”作标题更传神。但现在，恐怕连那些曾经为阿姆斯特朗一路狂飙而嚎叫过的法国牛羊都会认为，朗哥能7次夺冠，动力恐怕并不只是来源于他仅有的那个睾丸。

竞技体育中，兴奋剂从来都是一个历史问题，而田径、自行车、举重、赛艇等项目更是兴奋剂的重灾区。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乎所有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人都能找到一大堆理由说自己是清白的。比如兰迪斯现在辩称，自己从来就没有服用过禁药，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刻苦训练；而手下已经有6名运动员身染禁药丑闻的格拉汉姆更是说，加特林完全是被他人陷害的，自己甚至已经知道是谁干的。

这样的话，在十年前可能会让大多数人相信；在去年，也许还能让朗哥的粉丝们相信。但在人心不古的今天，恐怕连鬼都不会相信。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乌尔里希、兰迪斯、加特林则说：熬一罐好药，我能骑得更快，跑得更欢。但在这个药物泛滥的年代，终有一天我们会不知道，该将感动献给谁。

 在我30年不算丰富的登岛经历中，崇明无论天色、景色和美色，都算不上最好，至少在这里，找不到我钟爱的FKK运动。但相比钢筋水泥的大都市和灯红酒绿的西方世界，写在崇明老百姓脸上的质朴让我感动。

 这种感动，并非是你在春天的某一个睡梦中遇见了章子怡，而是在一个越来越物质的世界里，你还能从周遭的人群身上看到一种平等和信任。比如说，在此次环崇明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组委会投入了大量的警力，以维持赛道两旁的秩序。然而即便这样，依然还是会有脖子不够长的崇明百姓偷偷钻入赛道。在这时，警察会用一个和蔼可亲的微笑勒令他退后。

 在崇明的公交车上，你很难看到一场发生在男人与男人或者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拳击比赛。而在长江对岸那座我已经栖居了15年的城市中，我总是很容易在类似的场合找到给别人当裁判的机会。城市的人为什么比农村的人火气更大，我没法给出答案。也许答案只能从这几天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女同行身上去寻找。这个从北方来的姑娘，年纪不大，脸上却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提前进入更年期的模样，见人爱理不理。

 在大多数人仍然与“3B”（奔驰、宝马、保时捷）无缘的中国，自行车更多的时候是充当一种交通工具。即使在那个白衣飘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早恋的男女将其当成恋爱的催化剂，譬如以一个突如其来的急刹车，让身后的姑娘紧紧搂住自己的蛮腰。但在我看来，这种人为营造出的浪漫，和自行车运动的真谛是背道而驰的。

 去年的七月，我在德国凯泽斯劳滕和法国南特，和当地的居民、当地的牛群见证了两站环法。一年后的今天，我在崇明的高速公路上，看见佩戴红袖章的农民在赛道旁维持着秩序。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他们不用去天体浴场，皮肤已经变成了让我艳羡的古铜色。一东一西，就构成了世界。

 连续四天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麦克拉齐兰和马可波罗车队的科登绍夫，拿着一瓶代表胜利的张裕大香槟，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然而，晃到他俩手臂抽筋，香槟最终还是没有喷射而出。

 Made in China。

 每个人心里都有两亩三分田，当脑袋中飞进一只鸽子，我就总想骑着一辆自行车，以环法的名义，累死在某条法国的乡间公路上。这种狂狷奇想的念头，正随着褪色的青春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自行车运动员在欧洲的普及程度，可能仅次于足球。在德国、芬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在我过去40多天所路过的每一条欧洲公路上，总能见到各种年龄段的人坐在两个轮子中间作最简单的圆周运动。百年环法走到今天，依然能有茁壮生长的土壤，原因想必就在其中。

 然而过去的一周，环法史上最大的英雄阿姆斯特朗却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禁药丑闻中。在法国《队报》上周二独家披露了阿姆斯特朗1999年环法期间的6份尿样含有EPO后，一时间关于朗哥“是车王还是骗子”的话题在欧洲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德国《图片报》的官方网站上，至今还有一张被一分为二的阿姆斯特朗的照片，左边是穿着黄衫的车王，右边则是服用兴奋剂的骗子。

 在阿姆斯特朗尿样中含有EPO的新闻被《队报》披露后，我在国内中文网站上看到一位车迷以“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的评论标题向朗哥表示最顽强的声援。在该文中，既提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也提到了朗哥的睾丸癌和毅力，惟独没有交代的是，车王的尿样中为什么会含有EPO。

 朗哥服药的传闻由来已久，但很多人宁愿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却不愿相信车王获胜的源动力来自于EPO。原因在于，没有人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被兴奋剂的丑闻击倒。然而在我过去一周问过的21位欧洲自行车爱好者中，已经无人相信朗哥是清白的。

 在朗哥过去七年所经过的许多地方，甚至连法国的牛羊都会为这位环法英雄奔跑雀跃。然而事到如今，不知这些牲畜会作何感想，它们是否会选择集体自杀？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需要偶像需要精神寄托的年代，但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在今天的许多竞技体育项目中，运动员服用禁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尤其是在一些需要速度、力量和耐力的项目中，药物的使用普遍程度已经远超出常人的想像。有“药王”之称的加拿大飞人本·约翰逊在自己被终身禁赛时就声称：“世界排名前50位的百米选手，没有一个人不服用兴奋剂。查不查得出来，完全取决于药物的先进性。”这正应了后来人们熟知的那句话：关于禁药，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

这种时候，朗哥的清白与否，其实早已变得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当未来药物成为运动员的家常便饭，我们还能将自己的感动献给谁？是否终有一天，我们只有围着一场老年人门球的赛场边，才有可能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拍烂自己的巴掌？

 最近几年的七月，我总会或多或少抽出一点时间，在深夜将自己固定在电视前，看着一帮上了发条的男人在自行车上做最简单的圆周运动。从比利牛斯山急速滑下，在阿尔卑斯山上蜿蜒爬行，直到筋疲力尽，直到气喘吁吁。

 关于自行车的记忆有很多，最有印象的是摇滚歌手何勇在《姑娘，漂亮》中唱过的那句——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尽管由于青春期姗姗来迟的缘故，“姑娘玉手搂蛮腰”的美事我直到结婚后才品尝到，但小时候看到那些大我一圈的高年级同学成双成对地在自行车上大声嘻笑，心里真的嫉妒得要死。心态失衡的时候，甚至会盼望着他们碰到一堆牛粪，一不小心摔到路边的水稻田里。

 最初爱上环法，根本不是因为喜欢阿姆斯特朗，或者支持乌尔里希，而仅仅是因为在车手们车轮滚滚的前行中，往事会不断涌上心头。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父亲抽上来的皮鞭，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4岁离家时满脸的泪水，自然而然也会想到，那年骑车路上遇到一条水牛，在两次躲闪不成后，惹怒的水牛用角勾住我的车把将我扔到了屋顶上。

 再后来就是两年前，在德国遇到一个骑宝马自行车的男孩，我生命中居然第一次有了打劫的念头。没有付诸行动，仅仅是因为我有贼心没贼胆。

 喜欢环法，不仅仅是赞叹这帮车手没有一点多么脂肪的身体，更是因为在车手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是段不断前行抛弃的旅程。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你会想到很多：流逝的青春，那个已经从你记忆中淡去的同桌姑娘，那一朵朵在风中摇曳的牵牛花。

 对于每个参加环法的发条男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目标只有斑点衫，蓝衫或者黄色领骑衫，但我有生之年的最大梦想是，和我的同事老米参加一回环法，如果不能在一场突入其来的车祸中伺机超过阿姆斯特朗抢占黄色领骑衫，那么就让我们累死在法国的乡间公路上。

有人说过：人生最大的苦，就是吃不到自己想吃的苦。

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三个人会赞同这一观点：汤学忠、梁鹏、Tim Hauser。

汤学忠，35岁，北京人，前中国著名自行车手。运动生涯荣誉无限，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参加过环法自行车赛。

梁鹏，29岁，湖北人，前广电部部长英语翻译、某著名网站体育频道主管。工作中会见外宾无数，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接见过阿姆斯特朗。

Tim Hauser，53岁，德国人，一个成功的商务男士，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德国小镇Dürnau。前半生做过无数的买卖，唯一的遗憾是没机会向乌尔里希推销过自行车。

这三个人互不认识，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对自行车运动有着天生的狂热。汤学忠的故事按下不表；梁鹏总是在下班后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北京三环作简单的圆周运动，偶尔也会来一趟北京至北戴河的拉力赛；而Tim则除了隔三差五地骑上80公里，每年还要带着他那两个20多岁的儿子完成一次德国至瑞士的自行车之旅。如今他的儿子都不再和他住在一起，与其是长大成人，不如看作离家出走。

去年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梁鹏决定在自己的体育频道对环法来一次全程文字直播，并且聘请汤学忠作嘉宾解说。文字直播本身并不疯狂，疯狂的是对环法进行文字直播。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我的担忧，因为在他们文字直播期间，在线的人数从未超过10人。

而Tim则在某天北京时间的凌晨给我打来电话，他刚刚用5个小时完成了168公里的山路爬坡。在挂下电话前，他气喘吁吁地说，以这样的速度，他完全可以拿到环法这一天的分段赛冠军。

同他们相比，我的卑微无处藏身。尽管我也时常在深夜关注环法的电视转播，但对于自行车，我更多的时候只是停留在对阿姆斯特朗、乌尔里希、维朗克这些名字的景仰上。即使偶尔有只言片语的感受，但出于对无人喝彩的担忧，我往往把写作冲动扼杀在最初的萌芽状态。

回想起来惭愧，自己上一次超过80公里的长距离自行车之旅居然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如今我不是躺在温柔乡里胡思乱想，就是醉卧在出租车里、飞驰在生命不断前行抛弃的旅程。在德国念书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拥有一辆自行车，但尝试了一次就放弃了，因为在德国，自行车是不用骑的。上学靠溜，全是下坡；回家靠推，全是上坡。

我曾经嘲笑过朋友Tim那张日渐苍老的脸，而其实，我今年才29岁了，但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

乌龟跑多了会累死，猎豹不动会饿死。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我无数次在心底问过自己，就如同许多人对“每年冠军都是阿姆斯特朗，环法意义何在”的疑问一样。直到这个夏天，朋友告诉我，环法的意义并不在于乌尔里希能否阻击阿姆斯特朗，而在于人们从车手每一次急促的喘息声中，都能感受到生命的滋味。

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哪怕你做的事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关注，它就有意义。

也许百年的环法，魅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