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此文不要将我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申明：《中国青年报》对此文亦有贡献。

                                  谣言腿不短

                                                         文/孙文祥

    西谚云，谣言腿短。说的是谣言因为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往往跑不了多远，便会在真相前一命呜呼。但如今这个年代的谣言，不仅腿长，命也长得很。远的不说，就举曾经的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志为例，从暂别央视，到传言去云南省挂职锻炼，相关部门曾数次辟谣，称这些传闻纯属无稽之谈。然而到了最后，王志不仅离开了央视，而且当上了云南丽江的副市长。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3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面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中国的农村的确有一句俗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王志要去云南省挂职锻炼，既不是去意大利西西里当黑手党老大，也不是去中国某个乡镇任妇联主任，这么光彩的一件事情，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呢？即便此事当初尚无定论，央视新闻中心也用不着一口咬定：这是谣言！

当然，在与谣言的拳击比赛中，这已经不是辟谣者第一次被击倒了。2004年9月，当网上传出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陷害无辜群众李胜利时，河南警方曾在没有验尸的情况下辟谣称，李胜利是畏罪跳楼自杀；而今年四川地震期间，当一个“四川省卫生厅干部殴打灾区志愿者”的帖子见诸网络时，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也曾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此事“纯属谣传”。但几个小时后，该厅网站上登出了干部张建新打人属实的通告。

为什么如今的谣言经常成为最后的赢家，说白了，一方面是辟谣者死要面子，另一方面是有人想掩盖真相。比如年初的“艳照门”事件，当艳照最早在网络上流传时，当事人阿娇的经纪人不也曾拍着胸脯保证过，“照片中的主角绝非阿娇本人”么？结果却是，不仅照片被证明是真的，甚至连阿娇的忏悔也成了“白天好傻好天真，夜晚很黄很暴力。”

所以说，千万不要被辟谣者的胸脯所迷惑，在隆胸术这么流行的今天，胸脯其实并不靠谱。别说胸脯，有时候连命都很不靠谱。周正龙当初不是说过，他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担保，照片中的华南虎是真的吗？结果呢？

从谣言腿短，到如今的人非谣言不信，不仅是辟谣者的悲哀，也是这个年代所有人的悲哀。

在自己的脆弱被报社老板嘲笑了整整四年后，我终于来到四川地震灾区，尽管做这个决定，其实不需要任何挣扎，我只是在登上飞机后，给老婆发了一条短信：如果我倒下，请不要悲伤……

当然，我并没有太多的地震经历。上一次感受山崩地裂，还是在我隔壁邻居装修房子期间。所以在成都的最后一顿晚餐，饭桌上的每个同事都在说，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是的，这一顿过后，我们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动用筷子，有没有机会在屋檐下过上一宿。在灾区，除了生离死别的拥抱随处可见，每一口水，每一盒饼干，都显得那么珍贵。

由于没有登上凤凰山军用机场的直升机，我的同事谢飞君只能连夜赶回成都。在成都，她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带没带口罩？尽管地震不是SARS，但所有人都知道，在地震之后，防止传染病将成为灾区下一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口罩和水、干粮，成了每个要去灾区的人的必需品。

于是，我们只能飞快放下碗筷，起身去成都的大小药店寻找口罩。但走了十几家药店，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药店的负责人告诉我，口罩在地震后两天就卖光了，他们至今也找不到进货的渠道。

完成当晚的采访后，我们回到酒店，开始惶恐和不知所措。口罩这东西，在和情人接吻时显得累赘，在世外桃源它是多余物，但在地震灾区，它和救援队一样受欢迎。

事实上，2003年非典时期，口罩已经体现过钻石般的稀罕性。当时正在北京学德语的我，为了找到一只口罩，跑遍了大半个北京。曾几何时，我离梦想中的那支口罩只有十米远的距离，然而当我将手中选购的物品放入购物篮时，身后的口罩已经被人一扫而光。

没有想到，在将灾区紧缺口罩的情况汇报给后方后，报社立即联系了25万只口罩，并连夜发到成都，速度之快，令人发指。当我们带着部分口罩赶到安县中学的救治站时，一大群伤员家属顿时围了过来，几个第一批得到口罩的孩子更是主动为其他人做起了佩戴示范。

从非典到地震，口罩的紧缺再次提醒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尽管和胶布相比，口罩也许并不能让你彻底堵住太太的叽叽喳喳，但在非常时期，它不仅能罩住我们，还能保护我们。

希望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多准备几只口罩，沉默时为了准备，关键时可以奉献给灾区人民。

亲爱的灾区百姓：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旅馆写这些文字时，你们一定又在马路边的简易帐篷内开始了新一个黎明的等待。长夜漫漫，余震不断，我只能为你们祈祷。

今天，我和同事赶到了离北川15公里远的陈家坝。在陈家坝小学，黑板上的考勤表永远停留在5月12日，篮球场上是几个泄了气的皮球。而在一座倒塌的房屋下，我的同事发现了几只麻将。显然，这是一桌来不及糊的麻将，这是一场没有打完的篮球赛。看到这一切，我又哭了。因为和孩子们追逐皮球的快乐，在我十年前担任体育教师期间曾有过深深体会。

在离陈家坝两公里处的一条公路旁，28岁的杨陈勇指着远处山腰中的一个白点告诉我：“那后面曾经是我的家，屋子里住着我的母亲和奶奶。但现在，她们和这儿的三个村庄，一起被掩埋在山脚下。”然而，在我的眼前，根本看不到任何村庄的痕迹，由于山在5月12日的大地震中解体，山脚下的陈家坝河已被拦腰截成两段。我只能像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想像颜色那样，努力设想着三个村庄消失前的模样。

杨陈勇说话的时候，眼中看不到任何泪花。在步行三天三夜赶到这里时，显然他已筋疲力尽。但杨陈勇说，在下一个重阳节和清明节到来时，他会为自己的家人和乡亲们哭泣的。

在秀水，在晓坝，在江油，在陈家坝，无数的人在我面前哭泣过。而我只能紧握着他们的双手，沉默地看着这块大地。在这种时候，任何的劝慰都是多余，眼泪才是缓解悲伤的最佳出口。

苍天在上，您在过去几千年见证了这里的锦绣，也在今日看到了这里的凄凉。多么希望您老人家祈福，让死去的人安息，让活着的人坚强活下去。如果您再慷慨一些，请让雨季迟些来临——在灾区的救助点，还躺着无数正在治疗的伤员。

灾区的老乡们，从来到走，也许我只能在这里停留不到十天，而你们走出悲伤，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请相信，作为同胞，我们不会让你们孤单。在公路上，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救援车辆和物品，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在路边挥一挥手。

未来的三天，我们会和下降的国旗一起，为死去的人默哀，为活着的人祈祷。

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些文字。但既然从人间到天堂只需三分钟，空间上的距离想必也不会阻碍我们心灵间的感应。

无论未来有多么艰难，请坚强一点。我能承诺的是：一年后，我会再次来到这儿看望你们。

情长纸短，难尽依依。

                                                                               新闻晚报体育部：孙文祥

                                                                                     2008年5月18深夜于绵阳

过去的30多个小时，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彷徨和不知所措。如果可能，我愿意将自己的140来斤肉和力气献给灾区人民。我知道，在倒塌的房屋瓦砾之下，一定还有生命的气息存在。尽管四川没有我的亲人，但他们都是我的同胞。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而对于生活，我们偶尔也会牢骚满腹。然而在灾难面前，世间的怜悯是一样的。所以在汶川大地震后，从总理到普通百姓，每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着热泪。

灾难发生后不到两天，社会已经迅速行动起来，捐助的钱款正在以几何的倍数增长。从企业到华侨，从演艺界人士到体育界明星，我们看到了一双双温暖的双手，一颗颗滚烫的心。就连一直饱受媒体和球迷诟病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也在这次灾难中扮演了一回处惊不乱的英雄。地震当日，正在成都召开“亚洲展望计划”工作会议的谢亚龙，在感受到强烈的震动后，立即安排在场的记者率先撤离，随后才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和亚足联主席哈曼撤离到成都体育中心。

在成龙、姚明、易建联等人捐款后，中国足协也立即做出了推迟中超联赛的决定，并正在商议以何种形式支援灾区人民。申花主帅吴金贵说，和灾区人民的苦难及痛苦相比，延迟中超联赛根本算不了什么。

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灾区百姓来说，钱当然可以让他们得到粮食。但此时此刻，也许他们更需要的是食品、水、医疗用品、取暖的衣物和棉被。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衣物和棉被该以何种方式，在最快时间内送到灾区的同胞手中。

在自然的灾难面前，生命是如此脆弱。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祈祷，祝福和捐助。然而我依然希望，身在灾难现场的人，请伸出自己的双手，因为在你们搬动的一块砖下，很可能是一个仍然有气息的生命。

如果有需要，我愿意为眼前的一切奉献出全部。因为逝去的生命需要安息，活着的人正等待着救助。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无法袖手旁观。

即便我们注定无法赢得这场战斗，但至少，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全体中华民族扳回一分。

在奥运圣火登顶珠峰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如果艺术家朱践耳40多年前也能看到这样的直播，《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旋律，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模样。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动的事情或许很多，但像奥运圣火上珠峰这样的震撼场面，一生肯定碰不到几回。

所以，我完全同意珠峰第三棒火炬手尼玛次仁的观点：无论西藏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表现如何，珠峰火炬传递都将成为藏族同胞献给祖国人民的金牌和礼物。

对于尼玛，其实我并不陌生。2001年6月，当尼玛次仁以西藏登山学校的校长身份来上海宣传“2001西藏姜桑拉姆登山节”时，我也曾报名参加了那次活动，并且和尼玛校长有过愉快的交谈。可惜，在6月出生的我天生就不是个登山胚子，由于没有通过耐寒测试，我与6325米高的姜桑拉姆峰擦肩而过。

如果不是在去年夏天上过欧洲的勃朗峰，上海的佘山也许将成为我此生登过最高的海拔高度。可事实上，在99米的佘山上，除了闻不到汽车尾气，气压和含氧量都不会与我如今生活的曲阳有什么两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六月的雪，只有窦娥才会遇见。直到看到白茫茫的勃朗峰，我才终于发现，下不下雪，与冤情没有任何关系，而完全取决于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尽管如今见到大雪，我依然会无比兴奋。因为在大雪中，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平等。最简单的例子，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中，无论你的老板或主任多么西装革履，你又多么衣衫褴褛，但只要滑倒，坐在雪地上叹气的狼狈模样其实是差不多的。

当然，雪和山的魅力绝不仅限于此。正如昨日登顶的中国农业大学学生黄春贵所言，因为爬山的艰难，人和人之间会完全没有隔膜。在山上，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毫不犹疑地伸出他的手，递上他包中的水和食物，并且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像个乞丐。

在欧洲的时候，我常常会被人问到，在什么季节，去西藏最好。但从来没有人问我，准备花300亿元人民币建造的济宁中华文化标志城，何时开始动工。因为只有上过山的人才知道，自然的山和水，才是上苍留给我们的最美礼物。而我想，这或许也正是，当人们问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去爬山时，他指着珠峰说“因为山在那里”的缘故吧。

多么希望，此生能和同事去一次西藏，而不是去参加那种毫无挑战性可言的拓展训练。实话说，站在拓展训练营的跳板上，我惟一的念头就是，翻腾两周，一屁股沮丧地坐在地上。

在不经意间，申花创造了中超联赛成立以来球队的最佳开局。和一个12天内消灭掉30公斤大米的胖子相比，申花在12天内完成的三连胜显然更值得赞美。三场比赛，申花攻击力之旺盛，替补之勇猛，主帅换人之神奇，简直令人……算了，还是“咋舌”吧，领导已经警告过，再“发指”我就小命难保了。

今天的上海滩，无论你走在街头，还是翻开报纸，都不会再听到“李玮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的寻人启事。尽管我们和国足主帅杜伊一样，不知道申花雪藏李玮峰，老板朱骏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砒霜还是迷幻药，但你不得不承认，人多锅少，胜利的感觉很好。

曾经被杜伊一手发掘的郜林和沈龙元，在经过一年半的郁闷和落寞后，终于又找到了感觉。三个不同的对手，三个不同的替补，先后三次为球队立功，至少在这一点上，吴金贵对申花的理解比前任吉梅内斯更透彻。乌拉圭人掌管申花时，既伤身，又伤心——伤主力队员的身，伤板凳球员的心。

从攻势的数量上看，现在的申花已基本可以媲美金贵2003年夺冠时的那支球队。不同的是，五年前的那支申花，阿尔贝茨比金贵更像球队统帅，有德国人在中场梳理和组织进攻，剩下的事情就是由马丁内斯、佩特科维奇或张玉宁完成最后一击。而现在的申花，由于不再拥有阿尔贝茨这样的中场核心，完成一次进攻需要更多的传递，作为主帅，金贵要动的脑子自然也就更多。

沉浮的确是一个男人成熟的必经之路。2006年，当吴金贵从涅波手上接过申花的教鞭时，人们比现在更期待。然而这个科隆体育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阿尔贝茨离开后，几乎完全失去了主张。如果时间已经让你忘了申花那时的“四不像”打法，请回忆一下朱广沪时期的国足。没错，06年的申花和07年的国足，就像同一个十字路口的两个流浪汉，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不东不西，最后把自己弄得不是东西。

当然，说金贵将在申花完成第二次壮举，现在还为时过早。三连胜当然是件好事，但和长沙金德主帅桑特拉奇一样，我们也纳闷，为什么申花赛季初能连续在家门口背靠背打三个主场，莫非中国足协准备向NBA看齐？而此外，主场神勇的申花能否将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带到客场，以及申花是否能挺过一直困扰自己的“夏季习惯性枯萎”，也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