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7日上午9时，元良来到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3009号闸北区人民法院，针对上海大学副教授葛红兵近期在国内呼应日本右翼议员反动声明所发表的“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等妖魔化中国各地纪念抗战展览的恶毒攻击诋毁言论，提起法律诉讼。 据悉，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已接受起诉书等材料。

元良做为代表去告那个有文化的民族败类，首次在国内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中国人对反人类罪行控诉的正当权利的行为，让那些民族败类知道在抗日问题上胡言乱语是不行的，“痛打这条跳出来咬人的披着学者外衣的落水狗”是我们为这个社会做出的环保努力。

之前，葛红兵虽在他博客里发出日本人式闪烁其词的“歉意和说明”后，接受德国之音等媒体采访依然大放厥词，不思悔改，在其博客里其他美化日本、妖魔化抗战的文章依然高挂。所以，我们不再滥用我们的宽容心，对民族败类的仁慈就是对我们民族先烈和人类的不负责任和犯罪！！因此，我们决心要痛打这条跳出来咬人的披着学者外衣的落水狗！

葛的言论直接损害到全国各地目前所进行的纪念抗战展览和宣传活动（当然也包括"高唱国歌 铭记国难 关注国防"万里行 暨 民间“918战争全国巡回展”），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因此决定对其颠倒黑白、本末倒置、到果为因的恶意攻击提起诉讼，用法律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鉴于葛的言行已经越出了正常的学术讨论范畴，在国际和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我们所从事的以控诉反人类罪行和维护和平为目的的宣传事业构成了造谣、中伤和人身攻击。（葛说：“各地二战纪念展出的大量血腥图片，不利于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类观、战争观，容易伤害他们的心灵、心智。”他认为，各地二战纪念展出的大量血腥图片不宜展出；还公然攻击、侮辱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并为战争罪犯诡辩：“二战中，日本人酿下的恶果，不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中国也有责任。”恶意诽谤说我们“简单地把中国人引导到对日本人的仇恨和民族灭绝当中。”断言中伤“会遭到全世界的憎恨。”）我们已经决定委托法律代理人对其提出诉讼。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

敢站出来抗日的就不怕民族败类，先法后兵！这已经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问题了，这样认识问题不是吗？这是关呼人类良知的问题，不是元良的个人恩怨官司。

韩国教授宣称长城是高丽修的

这是来自一个论坛的转贴，这只是韩国近期兴起的“意淫历史”行动的又一次犬吠，而且在所有的意淫历史的行动中，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不过，也许过不了多久，世界历史将会出现以下新的篇章：耶稣其实据考证是韩国人；最先发现美洲大陆不是哥伦布，其实韩国人；金字塔其实也是韩国修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哲学系吴可能教授于2007年7月5日在汉城最大的学术期刊《追理》（此期刊以专门刊载朝鲜历史上的“辉煌历史”--高丽初创活字印刷和端午节定论等著称）上发表论文《韩国历史长城考》，在文章中吴可能教授称“韩国人发明了汉字”，并理直气壮的宣称长城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是对韩国民众的不尊重和世界评选组织的无知，是世人对韩国历史不了解造成的恶果，极大的伤害了韩国人民的感情，他宣称这一评选应该无效。

他宣称中国有80%的领土曾经被韩国统治，大部分长城应该是韩国人建造的。他说隋炀帝被杀后（隋炀帝曾经三次讨伐高丽均失败），高丽决心向隋王朝复仇，高丽遂联合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一同发兵进攻中原，三韩联军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很快就占据了现今中国80%的领土，高丽更是厉害，连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都被其收归囊中，为抵御中国的侵略，修建了长城！但是后来唐王朝在中国西部崛起，并陆续将三韩的势力驱逐出了中原。

韩国目前已经制定了新的教科书，他们要宣传韩国这段“辉煌”的历史以教育当代的韩国人发奋图强，该历史专家还解释说，中国的史书之所以没有记载这段被三韩侵占的历史，是因为大汉族主义和民族虚荣心作怪的缘故，他还号召中国民众尊重历史，承认自己是韩国文化的外延！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国共两党之中有不少名垂青史的名将，像以身殉国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左权等等，甚至很多日后被定义为人民战争“战犯”的人也在抗日中立下功勋，诸如薛岳、陈诚、卫立煌等等。但是，其中一位国民党将领却在正史之中很少被提及，这个人就是孙立人将军，一个下令屠杀日本战俘的将军。

日本人对他咬牙切齿，而我却对他敬仰万分，不是因为他屠杀了日本战俘，而是因为他在这场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中，不仅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历史责任，表现出高超的作战天赋，而且，在面对日本这个禽兽一样的民族时，他选择了一种可能饱受争议，但却是正确、果断而且直至要害的战争策略，因为对于禽兽，你一定就要比禽兽还要凶残。




孙立人（1900～1990），抗日名将，字仲伦，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4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为了从军报国，后又考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攻读军事。1927年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

组建民国最精锐部队，参加凇沪抗战崭露头角

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该团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但任。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孙立人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他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师都比较高。

孙立人除了注重加强军事训练以外，十分重视政治教育。总团设有政治处，团设政治室，营设教导员、训育员。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部队里有国民党组织，发展国民党员。对国民党的各种组织活动，孙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在一次会上，他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一个军人能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量，就是这样的。”1941年的“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中央曾严令各部队彻底清查共产党人，孙对此无动于衷。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抗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

编成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对日作战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于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的战绩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拒绝受降残酷剿灭日军血债军团，日军闻风丧胆

1943年10月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

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的日军第18师团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日军士兵以及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日俘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日军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

胜利结束第二次缅甸战役，被国际舆论界赞誉为“东方隆美尔”

占领于邦后，孙立人攻势不减，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孙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日第十八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孙师114团攻克孟拱。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 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十八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孙立人和他的新三十八师、新一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国内外各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隆美尔”(隆美尔是德国元帅)。《大公报》在1945年3月10日题为《腊戍瓦城解放以后》的评论中也指出：孙立人三年的苦斗，“获得了光荣的收获”。

后记

抗战结束之后，孙立人也被卷入了内战之中。在东北战场，孙立人所部和林彪的解放军几度交手，但败多胜少。

1947年4月，蒋介石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黄埔出身的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同年8月，蒋介石又将孙立人调离东北，任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

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亲信，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 1948年10月，孙立人苦心经营数年并赖以起家的新一军随廖耀湘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悉数歼灭。

后来，孙立人通过美国人周旋，以他练兵有方的名义向蒋介石说情，他才得以调到台湾练新兵。这时，他从新一军军部和新三十八师选去几百名在税务警察总团和在印度、缅甸时期的亲信，一同前往台湾。

1949年8月，孙立人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 1950年3月，任台湾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

1951年5月，晋为二级陆军上将。因与蒋经国不和，1954年6月被蒋介石免去陆军总司令职务，任为“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6月，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孙立人与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训。1955年10月31日，孙立人被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长期软禁于台中。

几十年之后，其子女和孙子为恢复孙立人的自由不断奔走呼号。一些民选的“立委”也经常向当局质询孙的近况，要求恢复其自由。最后在孙立人被长期软禁三十二年之久的八十八岁高龄时，才得如愿以偿。

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长”郑为元拜访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所寓所里的孙立人，告诉他从现在起，有任何行动和言论的自由，可以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并可以同任何人交谈。

被获释两年之后，1990年11月19日11时许，一代抗日名将孙立人因病在台中市家中瞌然长逝，终年九十岁。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不堪回首的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史耻辱的开端。从那时候开始，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曾经以“骑射”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满清八旗铁骑一击即溃，到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一支人数不足的两万的八国联军居然就可以横扫中国，逼得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一路如丧家之犬逃到了西安。这其中固然有清廷极度腐败的原因，但从技术角度而言，当时中国在武器上大大落后于西方也是关键因素所在。

而事实上，在从冷兵器时代过度到火器时代的过程之中，中国一度领先于世界，即使是在满清时期，中国的火器研发就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诞生了一位著名的火器专家戴梓。可惜的是，在满清“骑射乃满洲根本”的军队指导思想之下，曾经威风八面的满清铁骑却错过了一举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机会。

早在北宋时代，中国人就将火器列为正式装备。火器出现不久，人们就谋求提高火器的射速，以增大杀伤效力，于是中国人又发明了具有速射和连发功能的枪械。明神宗万历年间，有位武器革新家叫做赵士桢，他毕生研究军事技术，是最早系统研究西方先进知识的有识之士。他曾参照西方的连发火器制成有5枝枪管的“迅雷铳”，可以轮流发射5颗子弹，随后又在“迅雷铳” 的基础上改进研制成了“连铳”，轮流发射的子弹比“迅雷铳”更多了。

比赵士桢发明更令人惊叹的是康熙时期，著名的兵器发明家、火器专家戴梓研制了 “连火铳”这种连发武器，这在当时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的火器，从事中国古代战争器械研究的专家陆敬严先生认为，“连火铳”是现代机关枪的前身。不过，这一发明并没有被真正的装备于清兵中，而发明者最后的下场也令人扼腕叹息。

人们知道“连火铳”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清史稿》，其中写道“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一名叫戴梓的浙江人曾将自己发明的“连珠铳”献给康亲王。
 
公元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为了响应吴三桂叛乱，三藩之一的耿精忠自福建起兵进犯浙江。康熙皇帝派遣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赴闽浙征讨耿精忠。当时戴梓弃笔从戎，随军出征。他向康亲王献上了自己发明的“连珠铳”。

根据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人们对这种连发武器有了大概的认识：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 这种武器的设计十分巧妙，形状很像琵琶，能够连续射击28发子弹，不仅解决了旧式火铳用火绳点火，容易遭受风雨潮湿影响的难题，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洋火器能够连续射击的优点，使用方便，能够提高战斗力，比欧洲人发明使用机关枪早200多年，威力和优越性超过当时世界强国的同类火器。

戴梓的父亲戴苍擅长军械制造，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戴梓自幼聪敏好学，在许多领域里都学有专长。少年戴梓熟悉天文，精通算法，在书法、绘画和音律方面均有涉猎，成为当地有名的艺术家。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戴梓才会喜欢上了机械制造，并制造出如此巧妙的武器。

但是戴梓当时并没有将“连珠铳”献给军营，而是“藏器于家”。原因据说是被一个梦给吓怕了。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戴梓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人斥责他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如果将此器献上使其“流布人间”，你的子孙后代将没有活人了。

由于戴梓对军事形势条分缕析，因此与康亲王深为契合，很受尊敬。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戴梓因为有功，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并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讲。不幸的是，这名才华横溢的天才遭了妒忌，最终被诬陷放逐。

《清世稿》载：圣祖召见，知其能文，试春日早朝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偕高士奇入直南书房，寻改直养心殿。梓通天文算法，预纂修律吕正义，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

康熙二十五年，荷兰政府遣使来华。在荷兰使节带来的礼品中，有“蟠肠鸟枪”。奉康熙之命，戴梓很快就仿造了10支，并由康熙回赠荷兰来使，令后者大为吃惊。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向康熙夸耀他们国家发明的“冲天炮”(又称“子母炮”)威力无比，但他花了一年时间也没造出来，而戴梓只用了8天就造成了。康熙亲率大臣观看试射。试射之时，戴梓监造的“冲天炮”火力威猛、弹无虚发。康熙十分高兴，把这门炮封为“威远将军”，并下令把制造者的姓名镌刻在炮身上以示纪念。“冲天炮”在日后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来，戴梓的才华遭到同事的妒忌，而他在“冲天炮”一事上更是让南怀仁在康熙面前大大的丢了脸面，埋下了祸根。 南怀仁嫉恨在心，他逮住了机会，与张献忠的养子一道，诬陷戴梓，给戴梓扣上“私通东洋”的帽子，结果康熙轻信谗言，将戴梓流放到了盛京(今沈阳)。

在那里，戴梓艰难地生活了30多年，被迫以卖字画为生，“常冬夜拥败絮卧冷炕，凌晨蹋冰入山拾榛子以疗饥”。直到戴梓77岁时，他才被皇帝赦免，不久后便因贫病交加，溘然辞世。 戴梓晚年仍然保持着耿直的性格,他的诗大多基调悲愤，以纪实、感怀为主，曾著《耕烟草堂诗钞》。戴梓还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写了一本《治河十策》的著作。“磨剑半生虚售世，著书千载枉惊人。”这就是后人对戴梓一生成就的评价。

如果，没有那个奇怪的梦，如果戴梓的枪械制造才能能够真正得到清廷的赏识，也许他就将成为世界枪械史堪比“AK之父”卡拉史尼科夫一样的人物，甚至可以改写满清耻辱的历史。但历史没有如果，满清就这样错过一位杰出的枪械天才，而中国历史也就这样错过了改写自己命运的机会。

（五）一场未遂的械斗

为期半年的集训生活一晃而过，全市直属中学足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

当时整个内江市全市只有两个完全标准的足球场，其中一个正是我父母所在的师范大学所有，而且这块场地的草坪质量不错，因此，全市直属中学足球锦标赛也就选定这里进行。这对于我们而言，无疑相当于主场作战。

因为整个锦标赛一共只有6所中学参加，所以赛制采取的是单循环，最后积分最高的球队获得冠军。首场比赛，我们以3比0拿下了二中，取得开门红。值得一提的时，我打进了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也是我们这支球队在正式比赛打进的第一个进球。

在接下去的比赛中，我们又分别以大比分击败了三中和七中，逐渐露出了冠军相。但是在第三场和七中的比赛中，场上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一幕，并就此引发了一个至今让我后怕的场外插曲。 

由于对手在一对一时几乎难以防范我们的突破，随着比赛的进行，对方的防守动作越来越粗鲁，有的动作甚至明显带着伤人的目的。和我搭档锋线的夏军在不断被对手放到之后，终于有些按耐不住，在又一次被对手一个小个子后卫铲倒之后，夏军爬起来就“问候”了对方的“家庭成员”。而对方虽然个子不大，但脾气也相当火爆，两人从口角逐渐上升为相互推搡，我们也随即加入战团，要不是教练冲上来制止和裁判马上出示了黄牌进行弹压，场上几乎爆发群殴。

比赛结束之后，因为夏军、陈勇和我都不是住校生，所以三人也脱离了集体返回学校的大部队，结伴一起回家。可是，没有想到，危险已经悄悄地跟随在我们的身后。

“站到。”当我们三个人走到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突然从身后传来的一声断喝。我们扭头一看，只见五六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已经冲了过来，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在场上和夏军发生口角的那个小个子后卫，其他几个人好像也是他们的队员。

说话间，这几个人已经把我们围住了，那个小个子后卫径直走到了夏军面前，颇为嚣张地说道：“你刚才不是很拽吗，你龟儿子是不是不想活了。”一边说着，一边就把用手抓住了夏军的脖领子。一看这阵势，我们马上就明白这几个是一路尾随而来，为刚才场上的纠纷进行报复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双方开始从推搡马上演变为互相的殴斗，一阵拳打脚踢。就在忙于招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对方其中一个人突然退出了战团，闪到一边，在书包里摸索着什么。等他手从书包里再抽出来时，已经多了一把匕首。我心里顿时一惊，想也没有想，立即拉起陈勇和夏军，“快跑！”。

不明究理的夏军和陈勇和一路狂奔，直到跑到了一家小面馆，回身发现他们并没有追来，我们才停下了脚步。当我把他们“有人带刀”告诉他们俩时，陈勇顿时就炸了。他转身就冲进了小面馆，在搜寻了一圈之后，操起了厨房间里一根通火的铁钩，“走，找他几个龟儿子去！”眼看陈勇双眼喷火，我和夏军马上明白，今天这架一定得打到底了，不然，让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追得拼命跑，这话要传出去，人就丢大了。于是，我和夏军也随手操起了面馆里的两条长凳，三个人沿着原路杀了回去。
 
没跑几步，就发现了那几个小子，他们正站在路口商量着什么。一看我们又杀了回来，他们似乎也有些吃惊，不过，当看到我们手里的家伙时，尤其是陈勇手里那根铁钩时，这几个小子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回，轮到他们开始拼命地跑了。俗话说，穷寇莫追，看着他们如丧家之犬般逃了，我们也没有再追下去。但我们明白，事情肯定还没有结束。

下午来到学校，我们把队友都召集到了寝室里，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一听，我们居然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欺负，队友大部分都火冒三丈，不把这个“场子”讨回来是万万不能罢休的了。在一阵言语粗俗的“口诛叫骂”之后，如何进行反击行动也就摆上议事日程。

队友里有几个平时和社会上的混混就多少有些接触，对于这种“江湖恩怨”也颇有些经验。他们也立即意识到，对方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对于来日的报复行动，必须做好周密而全面的准备，其中就包括请“外援”助阵。

所谓的外援，其实就是几个队友通过“江湖关系”从社会上找来的“黑道人物”。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巴蜀之地一向民风剽悍，而当时的内江更是早就存在着诸如“斧头帮”、“青帮”、“镰刀帮”等多股“江湖”黑道实力，帮人打架、看场，替人讨债、报复的所谓“杀手”我们都已经早就耳闻。而这一次，通过关系请来的两个助阵的“杀手”据说就是来自内江的杀手重地“高坝”。听说，“高坝”的杀手不仅下手凶狠，而且装备精良，基本都配备了当时还不多见的自制“散弹型钢管火药枪”。这种自制枪枪管里装满了铁砂，虽然有效射程不算远，也不足以致命，但是依然威力无比，“毁容”无数。
 
报复计划在下午就基本敲定，请的外援据说也已经到位。而为了保护需要上场的主力球员，大家约定，一旦动手，上场的球员先不要妄动，到时候视战局的进展再相机而行。

晚自习结束时，我们班的体育委员突然把我拉到了教室的角落，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我低眼一看，原来是一把带刀鞘的匕首。在抽出刀刃的同时，他对我低声说道：“拿着，以防万一。”看着手里的匕首发出的阵阵寒光，我突然有些发懵：明天要去的，究竟是球场还是战场？！

我所担心的事情最终并没有发生。原来就在我们暗中谋划着报复行动时，不知道是谁走漏的消息，学校领导在当天晚上就知道了事情的过程以及我们的第二天计划。校方当晚就和七中取得了联系，两个学校马上开始联手行动，要将这起可能发生的殴斗扼杀在摇篮之中。

第二天上午在做课间操时，校长突然当着全校宣布，为了为校队的最后一战助威，下午高中部放假半天，全体学生一律前往赛场为球队助阵。同时，包括正副两位校长，教导处正副两个主任，保卫科科长，高中部所有的体育老师，以及高中各班的班主任全部随队出征。 如此高规格的助威团随队出征，我们当时就明白，在助威的同时，这也是一支庞大的监军团队，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我们的报复行动已经没有了任何实施的可能。

而当我们来到赛场时才发现，校方不仅自己出动庞大的督战队伍，还已经和我父母所在的师范大学以及当地派出所进行了沟通，除了有三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现场之外，大学里的保卫科保卫干部也出动了。

在队友的指点之下，我终于看到那两个我们从高坝请来的“杀手”，他们虽然没有戴着墨镜、披着黑风衣，但是从衣着上和举止明显就能识别出他们“社会人”的特征，而一直揣在裤兜里的，始终没有露出的那只手里，应该就是传说的“散弹型钢管火药枪”了。但是在如此阵势面前，这两位“杀手”一看情况不对，也只得识时务地悄然离开了。

斗殴的警报彻底解除了。这样也好，我们可以专心地投入这关键的最后一战中，而且是在全体高中同学的面前。五、六百人的观众虽然还无法和现今正式比赛时的球迷声势相提并论，但这也是我的非职业足球生涯里，现场观众最多的一次。

中国第一照拍的是“卖国贼”

这张照片距今已是163年，虽然模模糊糊，但是人像还算清晰：脸形瘦长、吊眼弯眉、额头闪亮、山羊胡子，这个人叫耆英，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卖国贼”。

耆英当过藩院、礼部、工部、吏部、户部尚书，八旗都统，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曾外任热河都统，盛京、广州、杭州将军，两江、两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其父禄康为嘉庆朝之东阁大学士，父子两代相承，入阁拜相。父子拜相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耆英曾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后又签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最后被咸丰帝“赐”其自尽。

1844年，于勒.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清廷接见了他，当时宫里还没有人见过照相机这洋玩意儿。当于勒提出要为朝廷大员拍照时，没人敢尝试，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自然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十年一次酒断肠
——写给毕业十年纪念

香港回归十年纪念，也是我们毕业十年的纪念。当同学从天南地北再度相聚在校园，十年就像是一个月光宝盒，让我们在梦回和梦醒之间穿梭。

十年，教过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已经退休，最让人唏嘘的是，当年教过我们古代文学和形式逻辑的汪老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坐在了轮椅上，一问师母才知，汪老师因为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已经瘫痪，甚至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功能。当他看见我们时，只能激动地不住颤抖着，老泪纵横。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群不肖学生简直愧对恩师。当时在大学上汪老师的课，全班三十个人几乎有一半在达瞌睡，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汪老师却从来不当场点破，他甚至还幽默地说，你们还好，睡觉时还多少用书挡着，94的完全就是次无忌惮地趴在桌上大睡。如今，看着汪老师形容老去，已经无法再用他的一口带着杭州口音的国语和我们大谈“党朝主名的打诗人，豆腐（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我们这群学生只能用目光和老师黯然相拥。

十年，阿健自从带着巨大的失落回到他的故乡宿州，就再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同学有过联系，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的同学。但就在聚会前一天，身为警察的阿呆居然奇迹般地找到了他的下落。于是，一路风尘，连夜奔波，当阿健在凌晨6点推开我和阿光的房间，我当时真有如坠梦中的感觉。晚上聚餐，不胜酒力的阿健杯不离手，不愿错过和任何一个人的干杯，酒冷心热，酒断离肠，十年岁月只能在杯中流淌。

十年，当年那支威震新闻系的足球队又再度聚首，形体上的变化让我们已经无法再像当年那样轻舞飞扬，但彼此之间的默契却还奇迹般地随着足球在我们之间滚动。和在校的小师弟们一场鏖战，居然能以2比2留住昔日冠军的颜面。

雄风依旧的阿山尚存八成功力，一夫当关，即便是时下的新闻系第一前锋也徒呼奈何；小波还有六成功力，尤其是射手本色依旧未改，斩将夺旗依然是如此轻灵写意；傅强作为当年的中场灵魂，尚存的五成功力也足以在中场运筹帷幄；而当年能以“火城头”之势通杀全场阿奇只剩下四成功力，但猛将之风依然在，只是已经没有了青春的腰；剩下我和阿光，贵为当年左右双煞，但仅存的三成功力只能意到而形难到，原地回忆着当年衔枚疾进的快感。

十年，很多同学都已经为人父母，绝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婚姻的围城。有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有舔犊情深的慈父，也有身怀六甲的未来妈妈，但却依然还有人孑然一身。而那些停留在校园里的爱情几乎都已经无疾而终，曾经的暗恋早已经成为幸福的回忆，此刻已经没有什么“痴男怨女”，只有相视一笑的释然和形同陌路的冷眼。

十年，每个人境遇不同，有的仕途顺利，已经贵为处长；有的商海沉浮，俨然有老板做派，但当一切都归于93新闻的门下，依然是上下铺的兄弟，分享一根烟，合用一块香皂，卧谈同一个女生，为同一部电影唏嘘……

十年，匆匆而去。一群人漫步在校园，都在找寻着那段被挥霍的青春。但人非物亦非，当年的简陋凋敝的5号楼早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已经是陌生而精致的公寓。推开小师弟宿舍的房门，我们只能在他们青春的脸上辨认着自己的影子，却再也找不回十年前那些简朴而快乐的楼道岁月。

十年，一杯酒足矣，一段情难续。下一个十年呢……

如果把易建联和雄鹿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一桩姻缘，那易建联应该就是“红线”一头的那位“怨女”，不过，这桩婚姻的复杂程度就在于，红线的一头并不完全是攥在阿联自己的手里，包括经纪人费根和广东宏远在内多方利益者都在红线的一头各怀肚肠。

虽然易建联还没有成为“第二个姚明”，但事实上，易之队俨然经把他当成了“姚明”式的摇钱树。姚明商业模式的成功先例让他们垂涎欲滴，迫不及待，于是才有了在选秀前就挑肥拣瘦一番机关算尽，而在选秀之后又欲强行“毁婚”，一切动机的根源正是在于他们已经看见但还没有触摸到的商业利益。

据悉，阿联并未和费根正式签约，选秀只是阿联和宏远方面对费根能力的“小考”。如果以姚明为参照标准， “小城市”密尔沃基自然不能满足费根的胃口，于是雄鹿“截杀”阿联，费根宁肯不顾NBA的游戏规则也要把阿联换走。
 
按理说，费根和易建联现在应该是站一条船上，但实际上，费根在意的是城市，阿联在意的是球队；雄鹿考虑的是阿联未来的职业成就，而费根考虑的是阿联以后的商业收益。在阿联的“前途”和“钱途”之间，原本应该是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关系，但是费根似乎已经等不及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不惜以鱼死网破的方式来博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

“密尔沃基只有200个华人球迷。”这是费根一直强调的理由，一个看起来光面堂皇的理由。但正像易之队所要效仿的“姚明模式”一样，阿联的主要的市场吸引力和赞助商投放依然还是在中国国内，密尔沃基即使再小，也足以容下几亿中国球迷的目光。

在这场前景尚未明朗的交锋中，阿联和费根都在用自己的饭碗赌博。但是费根一旦赌输了，还可以换一个饭碗，以他在NBA闯荡多年的资历，完全不会吊死在阿联这一棵树上，而阿联一旦赌输了呢？如果阿联执意要将这场“法定”的婚姻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那在无限期的等待中，阿联就将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断耗尽球迷、赞助商甚至管理部门的热情。假如在交锋之后，以一种失败而无奈的姿态奔赴密尔沃基，届时恐怕热情的“婆家”也只能剩下一副冰冷的嘴脸——队内关系的恶化和当地球迷的反感足以让阿联的前途和钱途一起报销。

英雄莫问出处。就像和姚明、大郅相比，阿联并非出身篮球世家却一样能够跻身中国男篮顶峰，在踏进NBA这扇大门之后，阿联又何必在意城市和球队的贵贱高低。如果三年之内只能在板凳上消磨时光，即便是身在洛杉矶、芝加哥这样明星城市，阿联的所谓商业价值恐怕也会被随风而逝。相反，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上场时间甚至跻身主力阵容，一个小小的密尔沃基同样可以成为阿联拾级而上，登堂入室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