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网上一条新闻格外惹眼： 21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正式表示，他们打算在短期内建立一种亚洲货币基金。新闻标题是“中国欲建亚洲货币基金 日本韩国均愿‘入伙’”。

这则新闻一下子刺激了我的神经，下意识的感觉这个新闻标题似乎有点问题，一下子把中国放在了主导者的地位。从亚洲基金的来历，说是“中国欲建”显然过于片面，要说日本“愿意入伙”，好像也不符合实际，无论如何，日本人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个说法的。

亚洲基金是冲着臭名昭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来的。日本人才是最早的亚洲基金的积极倡导者。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解决危机开出的药方，其副作用被广泛评论为“超出危机本身”。比如印尼，梅加瓦蒂就被认为“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面过分执着，导致印尼人民作出太大的牺牲。”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不是慈善机构，资本本就是为逐利而来，请神容易送神难嘛，也是很自然的事。

日本提出建立亚洲基金的设想是在1998年，自然，日本要谋求在亚洲货币基金中的领导地位。不过亚洲国家对日本显然不够信任，中国当时并未表态。很明显，中日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关键问题。当年的情形应该是日本“欲建亚洲货币基金”，而中国“不愿入伙”。当然了，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后在亚洲大发横财也造成了障碍。因此最终并未得以实现。

最近很火的《货币战争》第212页到213页对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描述：

据《货币战争》第212页到213页的说法，最后桥本龙太郎表态说：“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的火车头”，“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同时，这本书还说：“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而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我无法查证宋洪兵书中这一段出自何处，不过凭直观感觉，大体应符合事实。亚洲货币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亚洲国家共同的利益诉求，但亚洲国家相互之间也存在各种利益的博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东盟国家对中国向来就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敌意，李显龙的态度也不是非常令人困惑。在《明镜》周刊对李显龙的采访当中，李显龙说过：中国是新加坡的敌人，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把“敌人”二字理解为竞争对手；坊间流传其父李光耀曾说：“让中国永远成为二流国家”。新加坡弹丸岛国，其“中国威胁论”显然是写在脸上的。而作为今天亚洲具有最大美元储备的国家，如果亚洲货币基金得以成立，中国显然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不知道新加坡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国，对这个问题会有何种感言。

显然，中国对目前的国家金融风险有很清楚的危机意识。事实上，对维护区域金融安全，中国一向就是负责任的大国。1997年金融危机，受害最深的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则被称为受到危机“波及”。香港有强大祖国的支持，而新加坡弹丸岛国，何以仅仅只是受到波及而已？有人说是因为新加坡的银行系统比较健全，但是，当年中国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东南亚危机各国稳定货币，也让新加坡应对危机受益良多。

可惜，到头来，新加坡对此似乎不怎么感激。利益面前，桥归桥，路归路。新加坡交易所还提前上市了新华富时指数期货，和中国争夺指数资源，与当年和日本争夺日经225指数期货资源如出一辙。不得不让人对新加坡一直提倡的所谓“传统道德”感到虚伪。将成立亚洲基金评论为有“道德风险”而不是“政治风险”或“金融风险”，还真有点新加坡特色。当然了，这给了我们教训，我们面对的国际竞争是异常严酷和复杂的，时时刻刻对我们虎视眈眈的大有人在，我们必须小心翼翼，随时随地，维护好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国与国交往本是以国家利益最高，如今的中国政府显然已经不会再轻易的牺牲自己的国际利益了。事实上，即使是亚洲基金成立了，在真正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也还是未知之数。它更多的还是表现为一种信心上，而非技术上的保障。毕竟，中国和日本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我们要清楚，现在是中国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所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多的还要靠自己。当年日本人吃了美国人的大亏，很多人都说如今中国的情形和日本当年很像，以己小人之心揣测，说不定人家现在正幸灾乐祸，想要看看我们怎么吃美国人的亏，也不是不可能。中国今天的国力还比不上日本当年，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显然对我们面对的金融风险比日本政府当年的认识要清醒得多。就这点而言，我觉得《货币战争》这本书非常的有意义。有人说它有点耸人听闻，像在讲故事，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认识金融风险的独特视角。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到，防范国家金融风险，其重要程度，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