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不上大学校友录，今天一登录，头条就是室友的抱怨和同学的回复——

“高速公路飞慢了点，被拍照罚款2000！可怜我驾照才拿了还没有半年就被染上污点……”。

“高速公路飞慢了罚2000？打错字了吧？”
“别告诉我你在高速上开40KM，那真是该罚了。”

“141，那条路限速80。飞慢了意思是没有飞机快，所以…… ”

“呵呵，超速50%，2000元，符合规定哦。”

“呵呵,，我拿驾照也有半年了，可惜就是没有机会向阿SIR亮过。”

我第一反应——原来那么多同学考驾照了，第二反应——又是一个新手上路。

由于跑过热线的缘故，我对新手上路似乎比较敏感。印象中，一些错把油门当刹车撞伤人、倒车倒进水池里等突发事件，不少与新手驾车有关。有段时间，新手们流行在车门后贴张“新手上路”，提醒他人给予帮助和谅解。但最关键的，还是自己技术上要过硬。

回想有一次在东昌广场见到的“新手”上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下班，我在东昌广场边上等绿灯过马路。身旁有一辆不知何时停靠的普桑，司机正艰难地发动引擎。乘着等候的间隙，我惊奇地发现，司机似乎是位新手。只见他时而推拉换档杆，时而转动方向盘，可车子一动不动。反复几次后，司机还不耐烦地拍打方向盘。车灯时而闪成双跳灯，时而变成左跳灯。我注意到，广场边上除了一处连接盲道的小斜坡，根本没有可供车辆上下的豁口。这辆普桑究竟是怎么冲上来的呢？

由于无法还原现场，我的想象力告诉我，那车是司机操作不慎，失控冲上广场。从四周比较平静的迹象推测，该突发状况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仅是司机无法将车移出。看着司机那着急样，我越站越觉得危险，心想这司机也该找个师傅帮忙了。人行道的绿灯刚亮起，我急不可待地穿过马路，隔着南泉北路远远望着那辆车。司机可能还在作最后的挣扎。3分钟过去了，车子还停在原处。

赶路的关系，我没有再继续观察下去，也不知道那名司机用什么办法“脱险”。次日由于没听说广场发生什么交通事故，我猜想最后人和车都是安全的。

联想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新手花3600元就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从报名学车到保证一次通过拿到驾照。私底下，我也听过朋友探讨哪里哪里的驾校容易通过。真心希望想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走这种“捷径”，亲手把自己炮制成一名“马路杀手”。生命诚可贵，更需你我珍惜。

        某超市离家近，口碑也还不错，成了我经常光顾的热点门店。这天因为是替家人挑礼物，总共才挑了3件物品，还是我花了半小时精挑细选出来的。结帐时，我感觉总数有点不对劲。按照标价上的估算，我这次采购总价应该不到140元，可收银单上显示是150多元。

怎么连3个数的加法都算错那么多？我一边汗颜自己的心算能力如此差，一边赶去换发票。这时，我注意到一件标价53.9元的物品，收银单上却打出72.8元，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我算错，而是超市的标价有问题。

我向开发票的服务员提出质疑。她头也不抬地回答我，肯定以电脑打出的价格为准。我虽然有点不服气，可也想超市不会平白无故坑我，就此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心里又隐隐想起以前听读者说的话。跑热线新闻时，许多读者在投诉商家有损消费者行为时，常常会不约而同提到一句——“我不是为了讨回自己多付的一元几角，而是要提醒商家及时纠正错误，避免其他不知情的消费者利益再受损”。

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既然自己已发现问题，为何不查清真相，让商家和消费者都平等交易呢？我回头找到保安，说明再进超市的意图。对方很支持，提出帮我免费看管已购物品。我到货架前反复比较出错商品的名称和标价，证明自己没有看错，于是向货架服务员提出疑问。

被问到的导购员A显然不是负责这个货架的，对我的质疑不甚了解，只一个劲说应该不会错。她陪我到保安处拿了我买的物品，在货柜前仔细核对，然后像找到答案一样惊叫：“没错，没错，你这个东西的条形码跟标价牌上的不一样，价格肯定不一样。”我反问道：“那我这件东西的标价牌在哪里？应该是什么价？”她歪着脑袋想了一会，也说不出所以然。我说：“标价牌标的是大号商品，而我要的是中号，条形码当然不一样，难道这种商品你们也按尺码分不同价格？”她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拿了两个尺码的商品，嘴里念叨着：“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跟她来到一群导购员中间，见她举着两件商品问其中一人：“顾客说标价错了，可我看东西好像是不一样的。你说说它们到底哪里不一样。”那人看了看，说都一个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这可把导购员A急坏了，“那电脑不就多收人家钱了吗？”导购员B也跟着急了，一同走到货架把标价牌又从头看了个遍。

“哦，原来是这样。”导购员B自言自语完，转身跟我说：“对不起啊，是我们的标价牌错了。53.9元的标价是促销价，但促销期到11月25日就结束了。我们忘了把牌子撤换掉，所以现在电脑显示的是原价，也就是72.8元。”她说完还把标价牌摘下来，指着右上角标注的“10/25-11/25”。怕我不理解，她又抢着补充道：“现在只能这个价，如果你不要，可以马上到收银台退钱。实在对不起。”

见对方已把促销牌摘下，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大，很认真地告诉她们：“就算现在这个价，我也要了这东西。我只是想弄清楚你们的标价牌有没有错，改掉就行。”几名导购员目送着我走。

我想，超市标价混乱确实是个大问题。在热线部工作时，我就接到好几次类似的投诉。如果这次不是我买东西少，不一定会发现这个错漏，但人无完人，只要不是存心欺骗顾客，能及时更正错误，我还是会继续在那里消费。

我突然很感激那些给热线打电话的热心读者，如果不是他们的监督和呐喊，让更多人关注和重视这些小细节，也许还有更多人要重复这些错误。很幸运，我的热线经历帮我逐渐养成习惯，让我也成了一个会呐喊的“啄木鸟”。

        昨天出门时，我发现小区过道里停着一辆青黄相间的轿车，顿感稀罕。我在上海几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轿车，而且样子特像北京的出租车。走近一看，那车牌号果然是北京的，顶灯还标着“华电”二字。肯定是辆“京的”，可它怎么跑到上海来了呢？莫非是有人从北京打的到上海？

   
    好奇心驱使我凑到“京的”前。糟了，车里还坐着4个成年人。我步子一转，立即闪到一边。这时，门洞里走出两个人，靠在“京的”窗边聊起来，似乎车里车外都是些熟人。我想，就算别人是打“京的”到上海来找亲戚朋友的，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事吧。去年表姐夫还告诉我，他在内蒙古工作时，曾经一个人开轿车从内蒙古回到广西玉林，耗时几天几夜（具体时间忘了）。后来到了车子年审的时间，他又一个人把车开回内蒙古。途中经过多少收费站，他都记不清，光过路费就好几千。

    瞧自己表姐夫单枪匹马，从北到南，路程比从北京到上海远多了，不就一辆“京的”嘛？这么一想，也就不觉得奇怪，赶紧去上班了。

    当天晚上下班回家，那辆“京的”竟然还停在小区里，可是里面已经没有人。莫非，大脑作出的第一反应——这是一辆“赃车”？可惜我的手机没有闪光灯，停车位置的光线也很错，更重要的是觉得可能是自己胡思乱想，头脑发热，我冷静一下也就走过去了。

    次日我上班，金色的阳光把仍停在原处的“京的”照得有些刺眼。虽然车里坐满人，我还是“冒险”用手机把“京的”拍下。如果没事，这照片可以留着纪念；如果有事，说不定我的照片还可以帮助警察协查工作呢……哈哈，又开始异想天开啦。

    配上小图，供大家共享。

前两天吃饭，我刚被同事表扬——“你闷声不出地吃饭，速度倒是快了不少”；昨天吃饭，同事坐在我对面，时不时提醒我——“别急，我没事，有时间等你”。其实我还是一声不响地扒着饭，争取能跟同事一样的速度结束饭局，但这次是因为同事吃饭时没有跟别人聊天，我吃饭的“蜗牛速度”一下子又被暴露出来。

    长久以来，我吃饭慢的“毛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家里，妈妈用“谁是最后一个吃完饭谁洗碗”来刺激我，希望我能改掉吃饭慢吞吞的习惯。可惜这种“处罚”缺少强制性，爸爸又适时挺身而出，抢在我前面把洗碗刷锅的活计都做了。我自然还是悠哉游哉地吃饭，保持细嚼慢咽吃得健康。

    到了外地，叔叔婶婶带我去吃东西，基本上都只给我吃冷饮或者能带走的，否则他们可要急坏了。有一次，我暑假跟婶婶到她工作的六万大山林场。经过长途客车的一路颠簸，我们到了一个依山而建的圩镇。婶婶怕我路途劳累，买了一碗小馄饨给我驱寒。可小馄饨刚上来，婶婶就催着我：“赶快吃，进山的车快要开了，今天就这一趟车进山，过了可没地方给我们过夜了。”那时我还不理解婶婶的意思，只知道那碗刚端上的小馄饨是绝对烫口的。可婶婶似乎什么都不怕，“啪啪”几口就把小馄饨解决了。我的碗里却几乎没动过。婶婶又催了我两次。眼瞅一辆三轮敞篷车面前开过，婶婶抛下一句“别吃了”，硬把我拽上车，进深山的林场去了。此后，我吃饭慢的“毛病”就在亲戚中广泛传开。

    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我总结了自己吃饭慢的几点成因：

    第一，我是从小被吓得吃慢的。小时候我和外公外婆住一起，外公对我很严厉。吃饭时，他要求我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干干净净，说那是农民伯伯种出来的，“粒粒皆辛苦”。我没下过田，体会不到种粮食有多辛苦。外公又告诉我，如果我不把碗里的米饭吃完，剩几颗，脸上就会长几颗黑痣。那时我已经长了两颗小痣，外婆曾用针挑开，挤压后敷上生石灰，称帮我除痣。那感觉特别痛，我一听说吃不干净就要长痣，于是乖乖把饭碗舔得像没用过似的,速度也就慢慢降下来。爸爸妈妈私底下笑过我，我却一直天真地保留了这项“传统”。

      
    第二，我的咀嚼和吞咽能力有限。这是我读书后自我发现的。在食堂吃饭时，我悄悄跟其他同学做过对比。同样吃一口饭，同学已经开始进食第二口，我还在嘴里慢慢嚼着第一口。后来我试着用同样速度往嘴里塞饭，却发觉无法咽下没嚼细的米饭。试验证明，我的客观条件也限制着我的吃饭速度。

      
    第三，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这是我为自己吃饭慢找到的理论支撑。其中的科学道理想必各位看官也已经熟悉，在此不再累赘。

      
    话说回头，分析归分析，既然问题没有解决，影响肯定是有的。在报社里，这种差异就特别明显。

    在我看来，许多做事干练的记者，吃饭速度就特别快。即使一直在跟同桌人聊天，速度肯定也比我快。遇上有个临时采访什么的，手机一挂，人立即埋头扒起饭来。有些记者甚至直接把采访包带到食堂，点个汤面之类的简易餐，两三分钟就解决午饭，拎着包走了。好几次，看见大师和Y叔因连轴转采访，报社食堂都没上来，路边买几个热面包就打发了午餐。

    对我而言，为尽可能减少吃饭慢对我外出采访的影响，我的对策——到早点部买根玉米（如果有的话），或者到便利店买面包。好在如今我的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吃饭不再要急吼吼。在此，我也希望其他记者在保证工作的同时，吃饱，吃好。

我办事路过福州路。不少沿路店铺已摆出各种纸质贺卡，1元一张的价格并没勾起路人的购买欲望。成捆的贺卡塞满纸箱底，“目送”匆忙过往的陌生人。

我立即意识到，频繁的节日快到了。圣诞节、元旦、春节……又是互赠贺卡的季节。

小学六年级，甚至初中一年级，我有过辉煌的贺卡收发纪录。那时候，同学之间特别流行互赠贺卡。谁收到的贺卡最多，似乎谁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人。同学们嘴上不说，但在交换贺卡时都有意识地打探对方口气——今天你又收到多少张贺卡啦？如果这时有人收到别人邮寄来的贺卡，全班同学都会投去羡慕的眼光，教室里一阵起哄声。

当然，接受了别人的贺卡，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回赠别人贺卡。好在那时我还有些零花钱，可以大把地批发贺卡送人，不用特地向父母要钱。最头疼的事情便成了如何给对方写赠语。那个年纪能掌握的4字贺词，经过无数排列组合，基本已黔驴技穷。但别人写给我的赠语都特别优美，还都一大段一大段的。偶然间，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那就是从其它贺卡的赠语中抄录下来，直接写到另一张贺卡上。照葫芦画瓢，我也顺利解决赠语问题。

久而久之，当我每天拿着比课本还厚的贺卡回家，趴在书桌上，在一大堆贺卡中艰难挑选没有摘抄过的赠语时，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进行一个没完没了的任务。自己的零花钱花完了，用“礼尚往来”的道理从父母那要来了后续资金，但我最大的快乐不是收到了贺卡，而是从贺卡中发现同学是用自己语言写的赠语。

贺卡的意义变了味，我不再回赠别人贺卡。渐渐地，别人也不再给我寄送贺卡。

过了两年，送贺卡的风气慢慢退去。我进入封闭紧张的高中生活，也不再关心是否有人在互赠贺卡。只是偶尔翻开自己半柜子的贺卡时，才发现自己曾那么疯狂。

到了大学，我接触的信息逐渐多起来，知道了贺卡是砍伐大树后，做成纸浆，然后压制而成。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年少无知。其实表达节日祝福的方式还有许多许多。我学会了发送电子贺卡，发祝福短信……纸质贺卡越来越远离我的生活。

昨日又见福州路上的贺卡，但店家生意并不红火，我心里很是感叹。希望更多人能冷落这些纸质贺卡，没有了市场，这些不环保的纸质贺卡会更快退出我们的视野。

       前天妈妈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我哥哥的电动车被盗了。

我第一反应问道：“报警了吗？”

“我说了要报警，你大嫂当时吓懵了，但也主张要报警……”妈妈言词有些闪烁。

“那到底报了没有？”我耐不住性子，急忙追问。

“没有报。你哥哥说报了也没用，叫我们别瞎忙活儿，我们就都没有报。”妈妈有些委屈。

“你们不报，就算警察找回车子，人家也不知道往哪里送啊？”我开始动员妈妈去报警。

“你哥哥说了，那车子的发票忘放哪里，就算报警了也领不回车子。更何况，偷车贼肯定不会在本地销赃的。”妈妈反而做起我的思想工作。

近一个小时的长途电话，我还是没有说服妈妈或其他家人报警。我想，我试图说服的，不是让他们举手拨个110，而是在他们意识里形成已久的“破财消灾”思想。

曾几何时，我也在家人的教育下，是这种思想的忠实拥趸。

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我和同学一起走路回家。路上突然冲过来2个男青年，其中一个到我面前时突然从自行车后座跳下。没等我反应过来，跳车那人紧跑几步，坐上同伴的自行车不见了。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疼，不知道为何一个陌生人要这样打我。又走了几步，同学提醒我：“你脖子上的玉坠怎么没了？”我这才明白是被人抢劫了。同学问我要不要回学校报告老师，或者找大人帮忙？我说人都跑了，报告了也没有用，而且我相信我爸妈不会骂我的。结果，我回家把事情一说，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连“救命”都不叫一下。因为她觉得当时路边有很多做地摊生意的大人，如果我叫，应该会有人帮助我。

许多年后，我上了大学，慢慢学会有事找警察。即使是问路这样的小事，我的首选仍是警察。大四那年，我趁“五一”黄金周到桂林找好朋友玩。临走那天，同学在火车站送我，告诫我火车站小偷比较多，要我多注意自己的行李。当时的我，就像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硬是把这句忠告当耳边风，单独把行李放在早餐店的椅子上。结果等我到柜台点单回来，包里的手机只剩下一根绳子。我想借同学的手机报警。可她劝我：“报警后还要等警察来，做笔录等等，你乘的火车就要开了，手机找回的机会不大，你还是先赶火车吧。”

就这样，我没有报警，带着满腹委屈回学校了。一直到工作后当上记者，我接触到一些反扒民警。他们告诉我，目前他们的执法难度之一，是抓到嫌犯后因找不到失主而难以给嫌犯定罪。有一次，他们抓到一个专剪偷金项链的嫌犯，当场搜获金项链8条，但对比报案记录后发现，受害人中只有2人报了案，也没有目击者报案作证。其他的受害人无法查寻，赃物最后只能作上缴国库处理。

我当时听了感触颇多，决心至少从自己做起，以后遇事时全力配合警方破案。没想到这次连劝自己的家人报案都那么困难。这两天，我跟家里通电话的次数和时间都变长了，希望能劝服他们报案，不要老拿什么“破财消灾”当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