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妈妈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我哥哥的电动车被盗了。

我第一反应问道：“报警了吗？”

“我说了要报警，你大嫂当时吓懵了，但也主张要报警……”妈妈言词有些闪烁。

“那到底报了没有？”我耐不住性子，急忙追问。

“没有报。你哥哥说报了也没用，叫我们别瞎忙活儿，我们就都没有报。”妈妈有些委屈。

“你们不报，就算警察找回车子，人家也不知道往哪里送啊？”我开始动员妈妈去报警。

“你哥哥说了，那车子的发票忘放哪里，就算报警了也领不回车子。更何况，偷车贼肯定不会在本地销赃的。”妈妈反而做起我的思想工作。

近一个小时的长途电话，我还是没有说服妈妈或其他家人报警。我想，我试图说服的，不是让他们举手拨个110，而是在他们意识里形成已久的“破财消灾”思想。

曾几何时，我也在家人的教育下，是这种思想的忠实拥趸。

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我和同学一起走路回家。路上突然冲过来2个男青年，其中一个到我面前时突然从自行车后座跳下。没等我反应过来，跳车那人紧跑几步，坐上同伴的自行车不见了。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疼，不知道为何一个陌生人要这样打我。又走了几步，同学提醒我：“你脖子上的玉坠怎么没了？”我这才明白是被人抢劫了。同学问我要不要回学校报告老师，或者找大人帮忙？我说人都跑了，报告了也没有用，而且我相信我爸妈不会骂我的。结果，我回家把事情一说，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连“救命”都不叫一下。因为她觉得当时路边有很多做地摊生意的大人，如果我叫，应该会有人帮助我。

许多年后，我上了大学，慢慢学会有事找警察。即使是问路这样的小事，我的首选仍是警察。大四那年，我趁“五一”黄金周到桂林找好朋友玩。临走那天，同学在火车站送我，告诫我火车站小偷比较多，要我多注意自己的行李。当时的我，就像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硬是把这句忠告当耳边风，单独把行李放在早餐店的椅子上。结果等我到柜台点单回来，包里的手机只剩下一根绳子。我想借同学的手机报警。可她劝我：“报警后还要等警察来，做笔录等等，你乘的火车就要开了，手机找回的机会不大，你还是先赶火车吧。”

就这样，我没有报警，带着满腹委屈回学校了。一直到工作后当上记者，我接触到一些反扒民警。他们告诉我，目前他们的执法难度之一，是抓到嫌犯后因找不到失主而难以给嫌犯定罪。有一次，他们抓到一个专剪偷金项链的嫌犯，当场搜获金项链8条，但对比报案记录后发现，受害人中只有2人报了案，也没有目击者报案作证。其他的受害人无法查寻，赃物最后只能作上缴国库处理。

我当时听了感触颇多，决心至少从自己做起，以后遇事时全力配合警方破案。没想到这次连劝自己的家人报案都那么困难。这两天，我跟家里通电话的次数和时间都变长了，希望能劝服他们报案，不要老拿什么“破财消灾”当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