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吃饭，我刚被同事表扬——“你闷声不出地吃饭，速度倒是快了不少”；昨天吃饭，同事坐在我对面，时不时提醒我——“别急，我没事，有时间等你”。其实我还是一声不响地扒着饭，争取能跟同事一样的速度结束饭局，但这次是因为同事吃饭时没有跟别人聊天，我吃饭的“蜗牛速度”一下子又被暴露出来。

    长久以来，我吃饭慢的“毛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家里，妈妈用“谁是最后一个吃完饭谁洗碗”来刺激我，希望我能改掉吃饭慢吞吞的习惯。可惜这种“处罚”缺少强制性，爸爸又适时挺身而出，抢在我前面把洗碗刷锅的活计都做了。我自然还是悠哉游哉地吃饭，保持细嚼慢咽吃得健康。

    到了外地，叔叔婶婶带我去吃东西，基本上都只给我吃冷饮或者能带走的，否则他们可要急坏了。有一次，我暑假跟婶婶到她工作的六万大山林场。经过长途客车的一路颠簸，我们到了一个依山而建的圩镇。婶婶怕我路途劳累，买了一碗小馄饨给我驱寒。可小馄饨刚上来，婶婶就催着我：“赶快吃，进山的车快要开了，今天就这一趟车进山，过了可没地方给我们过夜了。”那时我还不理解婶婶的意思，只知道那碗刚端上的小馄饨是绝对烫口的。可婶婶似乎什么都不怕，“啪啪”几口就把小馄饨解决了。我的碗里却几乎没动过。婶婶又催了我两次。眼瞅一辆三轮敞篷车面前开过，婶婶抛下一句“别吃了”，硬把我拽上车，进深山的林场去了。此后，我吃饭慢的“毛病”就在亲戚中广泛传开。

    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我总结了自己吃饭慢的几点成因：

    第一，我是从小被吓得吃慢的。小时候我和外公外婆住一起，外公对我很严厉。吃饭时，他要求我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干干净净，说那是农民伯伯种出来的，“粒粒皆辛苦”。我没下过田，体会不到种粮食有多辛苦。外公又告诉我，如果我不把碗里的米饭吃完，剩几颗，脸上就会长几颗黑痣。那时我已经长了两颗小痣，外婆曾用针挑开，挤压后敷上生石灰，称帮我除痣。那感觉特别痛，我一听说吃不干净就要长痣，于是乖乖把饭碗舔得像没用过似的,速度也就慢慢降下来。爸爸妈妈私底下笑过我，我却一直天真地保留了这项“传统”。

      
    第二，我的咀嚼和吞咽能力有限。这是我读书后自我发现的。在食堂吃饭时，我悄悄跟其他同学做过对比。同样吃一口饭，同学已经开始进食第二口，我还在嘴里慢慢嚼着第一口。后来我试着用同样速度往嘴里塞饭，却发觉无法咽下没嚼细的米饭。试验证明，我的客观条件也限制着我的吃饭速度。

      
    第三，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这是我为自己吃饭慢找到的理论支撑。其中的科学道理想必各位看官也已经熟悉，在此不再累赘。

      
    话说回头，分析归分析，既然问题没有解决，影响肯定是有的。在报社里，这种差异就特别明显。

    在我看来，许多做事干练的记者，吃饭速度就特别快。即使一直在跟同桌人聊天，速度肯定也比我快。遇上有个临时采访什么的，手机一挂，人立即埋头扒起饭来。有些记者甚至直接把采访包带到食堂，点个汤面之类的简易餐，两三分钟就解决午饭，拎着包走了。好几次，看见大师和Y叔因连轴转采访，报社食堂都没上来，路边买几个热面包就打发了午餐。

    对我而言，为尽可能减少吃饭慢对我外出采访的影响，我的对策——到早点部买根玉米（如果有的话），或者到便利店买面包。好在如今我的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吃饭不再要急吼吼。在此，我也希望其他记者在保证工作的同时，吃饱，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