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门后才发现天气奇冷，我只穿了两件薄毛衣，无奈缩着脖子，急匆匆赶到报摊上买报纸。路经高腾大厦，五步之外的绿化带边突然飘起一阵“中雨”。
        “雨块”中心的一名中年男子受此惊吓，小步跑离该区域，可惜身披的黑色你大衣已星星点点落着水迹。
        “怎么回事？！”该男子拍打衣服上的“雨水”，自言自语道。
        “别害怕，是浇花的自来水，不脏的。”站在人行道上的一名男子说道。
        我的大脑立即搜索出该处曾经贴过提醒告示，称该绿化带内装有自动喷淋系统，请过往行人小心。可这大冷天的，虽说不上哈气成霜，泼水成冰，已够折腾人的啦。我小心绕过“降雨区”，回头“雨水”竟突然消失了。根据地上显示的水迹，“降雨区”早已超越人行道。这可叫人怎么走路啊！难道是自动喷淋坏了？

        正考虑要不要跟社会部报报这个发现，我忽然看见一名穿工作服的女子手持软水管，在绿化带的屏风后浇灌那里的植物。哦！原来不是什么喷淋故障，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人工降雨”。
     想起刚刚那名被无辜“降雨”的行人，我有点想去找那名浇花女子的冲动。再一想，新年快到了，既然那名“受害者”没再追究，那场“降雨”也及时停止，我就不再掺和，还是和谐为主吧。

        近日我进出房门，总忘不了朝煤气炉上瞅上两眼。一是新换铜质分火器的金色太显眼，让我忍不住去看它；二是担心这套分火器又被人偷去，时不时要盯上几眼。

       当我发现自家煤气炉上的分火器被盗时，我已成了我们楼里的后知后觉者。
    邻居阿姨大叹：“居委会的干部都带人来逐户清点，发现你们家的煤气炉有东西被盗了，你自己知道吗？”

    “什么？煤气炉不见东西了？”我第一反应答道，“该不是输气软管被割断了？那样多危险啊！”

阿姨摆摆手：“听说是煤气炉上的东西，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家的炉跟你们不一样。”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是两套灶头的分火器不见了。

“是有东西不见了吧？”阿姨很关心地询问。

“嗯，是两套分火器没了。”我答道。

“估计居委会干部说的就是这东西。这楼里好几户都被偷了，楼下那个阿婆家连整套煤气炉都偷了。估计你家这炉旧了，就拿了里面的东西。”阿姨补充道。

“唉，这两个不碍事的金属圈圈都旧得不成样子，怎么还会有人偷这个。真想不通。”我埋怨道。

“估计现在铜价上涨，那两个圈圈都是铜做的，兴许能卖点价钱。何况现在又是年底，小偷都要加班加点‘干活’了。”家人猜测。

“原来是这样。以往我看你们回得晚，怕锁早了你们进门不方便，就没替你们把门锁着。以后你们自己可要记得勤锁门了。”阿姨叮嘱道。

听着这话，我和家人心里犯起了小嘀咕。刚搬到这老公房时，由于是两户一个铁门，我和家人每次进出都要锁上铁门，生怕公用部分的过道厨房丢了东西，给邻居带来损失。但随后我们发现，可能邻居家叔叔阿姨已退休，在家时间比较多，经常进出厨房烧点小菜，不喜欢锁铁门。好几次，我们出门时想把铁门锁起来，都被提醒不要上锁。因为他们要开着门烧菜，免得油烟透不出去。

于是我跟家人商量，白天就按叔叔阿姨的意思做吧。反正他们经常在家，门外的东西会帮看着。晚上我们回得晚，记得把门锁上就行了。

没多久，晚上锁门的习惯也被打破。隔壁阿姨为发挥余热，在附近找了份工作，晚上比我们回得还晚。因为我们锁门，有几个晚上，都听见阿姨朝最里间的家人喊开门。我们很不好意思，决定如果不是过了晚上十点回家，就不再锁铁门。

就这样，邻居家寄希望于我们回晚的锁门，我们又担心把邻居拒之门外，等她自己回来时锁门。“双保险”变成了不保险。

前天，我花了28元买了两套新的分火器。昨天回家时，正好碰上邻居阿姨在做饭。“你这东西多少钱啊？”阿姨问。我如实回答。“难怪有小偷偷呢。还是蛮值钱的。我现在一进房就关门，生怕你这东西又被偷了。”阿姨很认真地说。

听了这话我感觉很安慰。没想刚过两天，等我下班回家，过道厨房里空空无人，铁门还是没锁上。庆幸的是，新买的分火器还在。但下次呢？也许，我应该找邻居再沟通沟通。

        还是平安夜，恋人、朋友、三口之家……，凡是能记起圣诞这个“洋节”的，都不约而同打起吃“圣诞大餐”的旗号，用美食提前犒劳自己的胃。

   
    由于逛街才是主打节目，我和朋友临时决定将晚餐安排在梅陇镇底下的大食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难得见到两个连着的空位。各摊点的服务员也忙着给食客找空位，连大声吆喝揽客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好不容易在一张长桌上寻到两个座位，旁边的两对恋人大概已经吃了一轮，2个托盘堆到我们桌面上。负责清洁的阿姨也来不及清理。

   
    一顿饭吃下来，我们也制造的4个托盘，加上还未清理的其它托盘，堆得像小山似的，仍不见有阿姨来整理。趁着吃甜点的机会，我环视周围，旁边一桌四人座的食客也不落后，满桌的食品。一个女孩子捧着4、5个托盘，竟不知该放去何处，索性就着桌脚放下。或许是被眼尖的阿姨瞅见，怕托盘放地上不卫生，赶紧跑过来将托盘收回去。只是苦了我们，直到用餐结束，左一堆如山的托盘，右一堆别人的残羹冷炙，还是原封不动，无情地把我们包围。

       
    见此状，我忽而想起朋友曾经跟我说起他的大学趣事。那时他勤工俭学，第一次拿到600元报酬。对他而言，在1996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高兴之余，把全宿舍的室友都请到学校前面的小饭店共进晚餐。3元钱一碟的小菜，他一下子要了100元，整整33碟有余。怕浪费，他又把相邻2个宿舍的同学叫出来。那年头的男生可真是如狼似虎，近20张嘴一下子把33碟菜扫光。他又再叫了100元的菜。这回因为已经有了上一场“战役”，男生们的战斗力明显减弱，于是他又把隔壁的隔壁宿舍人叫出来。就这样，那天的饭店像被他包下了，老板都来不及数究竟上了多少碟菜，只是不停支会，大家吃饱以后数碟子算菜钱。

       
    听我复述完他的陈年往事，朋友仍像第一次跟我讲述时那样，强调他附近几个8人宿舍的男生都出来吃饭，结束时都很尽兴。看得出，他为此事始终觉得骄傲和幸福。

    我更愿意相信，他在乎的不是请客吃了多少碟菜，而是多少人分享了他的快乐。

        因为有专业人士陪看，对于《集结号》的影像，我至今只落得满脑子被灌输的摇臂拍摄、蒙太奇手法……，感觉像看了一部教学片。

壮烈的战争场面中，总时不时透着点冯氏电影的幽默。战争高潮处，情节又嘎然而止，让我始终悲壮不起来；谷子地为战死沙场的兄弟争取应得荣誉，够执着，够坚定，但我的眼泪也只稍微在眼眶晃了一下就不见了。感觉谷子地有些可悲，又有些可笑。迟迟没有等到影片推动我的情绪进入最高潮。

于是，整部片子我只记住了同伴给我介绍的两次蒙太奇。

在胡军扮演的团长要谷子地重复命令后，同伴冷不防提醒我：“看，虚焦了。”我反应过来时，愣是没看出哪里虚焦了。由于还在看电影，我不便讨教究竟哪里虚焦了，又为什么虚焦。但既然是业内人士说的，肯定错不了。我权当理解为，摄影师的不慎被同伴抓了个正着，回去整理整理，说不定还有人响应，弄出个十大虚焦镜头。

故事讲述到谷子地回忆王金存如何牺牲。谷子地将炸弹的导火索交给王金存，准身准备离开时，镜头推向谷子地的上半身。同伴又提醒：“注意看，又要虚焦了。”好在这次镜头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我算是看清画面果然是模糊的。“怎么回事？”冒着电影院一大禁忌，我忍不住向同伴讨教。

“啊？你不知道？这是最常见的蒙太奇手法。故意用虚焦突出人物的眼神光，尤其在哭戏中，晶莹的泪花会更明显。”同伴答道。

“噢。我还以为是摄影师对焦不准呢。可虚焦为什么能突出泪光呢？”我紧追不舍。

“虚焦后，影像会模糊，泪滴也变成更多的菱形组合。面积大了自然就更突出。这同时是一个主观镜头，谷子地看王金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影像自然也是模糊的。”同伴解释道。

很幸运，接下去谷子地的回忆，帮我重温了团长要谷子地重复命令时的那次眼泪。一样的虚焦镜头，一样闪烁的菱形泪光。

“他（指团长）早知道谷子地他们回不来了。不过他自己也死了。”同伴有意无意的一句话又提醒我。

两次刻意的蒙太奇手法，其实都在暗示两个不能言说的秘密。团长如此，谷子地也如此。区别只在于，谷子地是被蒙在鼓里，而王金存是明知而为之。他牺牲前对着谷子地吼的一声——我没给你丢脸吧，已不言而喻。

我电话预约了快递上门取件，没多久，门铃响了。我正纳闷这回快递员怎么动作那么快，不由已经站到门禁对讲机前。

“喂，你好，请问找哪一位？”虽然怀疑是快递员来了，我还是习惯性地说起这句开场白。

等待片刻，没人答话。

“喂，请问你找谁？”我重复了一遍。

还是没人回话。

我想可能别人按错门铃吧。刚转身回房间，门铃又响起来。

“请问你找谁啊？”我又拎着话筒，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两三秒钟后，听筒里终于传来一句男声：“……铁门……修理……”由于不是想象中的快递员，此人语速又极快，我几乎没听完整他在说什么。联想早两天楼下的垃圾房在重装铁门，而工作人员都是从我们门洞取电的，我推测此人可能又是来取电的。

下意识地，我揿下了开门的按钮。

“啪……”听到开门的响声，我才回过神。自己还没到阳台核实是否真的来装铁门，怎么就开门给陌生人进来了呢？正想跟那人再说上两句，听筒里却传来那人很不友好的声音：“真是啰哩叭嗦！”

我顿时愣住了，很委屈的感觉。不管怎么说，给陌生人开门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加以核实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然楼里出了什么事，我岂不成了罪人。

听到那人脚步声渐远，我明白他已经上楼，赶紧跑到阳台查看。2名工人正在垃圾房前忙活着，脚边的电焊枪拖着长长的电线，一直延伸到我们门洞里。

还好，至少能确认那人说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可底下装铁门不代表那人就是一起的啊。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我给自己下任务：如果那人在5分钟之内还不出来，说明他有问题，而我要在最短时间内向楼组长和居委会报告；如果有必要，我可能还要报警寻求支援。

一分钟，两分钟……，我踮着脚趴在阳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心里却在反复思量，我只听过对方的声音，未见其相貌，即使我跑到楼道里找，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大意，实在是太大意了。

等待中，我又想起一年前在热线新闻部采访的一个陌生人。由于网上线索表明，某小区的电梯被人恶作剧，贴上看似深见井道的艺术画，吓得居民都不敢乘电梯。我按图索骥找到那个小区，因没有确切的联系人，我决定先随便找幢居民楼进去探探情况，却被门禁挡在门外。转悠一圈后，我计划随意按一户居民的门铃，说明采访来意，争取进门核实电梯陷阱的机会。

正当计划准备实施时，我选中的5号楼刚巧有2名居民进门。我省去了“盲按铃”的手续，直接尾随他们进了大门。其中一位阿姨见我跟着进门，又来回观察电梯，对我起了疑心，以为我是随意进入居民楼贴小广告的。我解释自己是记者，到现场核实电梯是否被人恶作剧的线索。她否认电梯有问题，并对我的身份层层“盘问”，最后一定要我到物业去打招呼才能继续采访。我很配合地让她带路，她一直把我送到物业办公室，并把我的身份和采访目的等，一一介绍给物业管理人员才离开。

因为最终没有找到网上所说的电梯陷阱，那次采访无疾而终。可我记住了那名警惕性特别高、责任心也很强的阿姨，那位不愿透露自己名字的阿姨。

一年后，我也遇到陌生人“敲门”，为什么处理起来还不如那位阿姨?正当我极度胸闷时，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拖着一大捆电线出来了，跟正在调试垃圾房门的工人交流了几句，开始收拾其它工具。

谢天谢地，虽然从阳台还是没看清那男人的模样，但我能确认，那人就是刚刚称我“啰哩叭嗦”的人。转到楼道里又观察了几分钟，确信没有陌生人在楼里“瞎逛”，我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

我发誓，下次要是再有陌生人揿我家门铃，我说什么也不会再开门。尤其是那些没有礼貌、又不能清楚描述自己要进门做什么的人。

      “记者的朋友不好当。”这是我朋友L亲口对我说的。

        那天，L跟我诉苦，他从广州买的货物，通过某快递公司运到上海。快递公司很快打来电话，说他的快件体积太大，而且有近200斤重，送到后只能放浦东的配送中心，要他自己去提货。L很沮丧地问对方：“这么大的东西，你们都送不了，叫我怎么去提货啊？”对方很周到地告诉他，公司有上门送货服务，只要多交30元就行了。L像抓到救命稻草，天天盼着他的东西到。

        次日，L接到快递公司电话，要他在明天中午12点前去浦东的配送中心提货。L很迷惑：“你们不是说加钱就可以送货上门吗？怎么又变成我去提货了？”对方说不知道情况，坚持要他去提货。L好说歹说，对方终于同意按原约定送货上门。

        第三天下午，L又接到快递公司电话。对方责问他已经过了12点，为什么还不去提货。L这回不耐烦了：“你们连着打了两次电话，都同意可以送货上门，为什么又说要我提货！我不会去提货的。你们要按约定办事。”对方也不示弱，称自己没打过L的电话，公司也没有送货上门的服务，不提货就拉倒。L也怒了：“难道我一定要跟你说过才算数？都是你们公司打来的电话，我怎么知道谁是谁？……”没等L说完，对方“啪”地挂了电话。

        跟我讲完这些，L怒气还未消。我让他打电话去快递公司投诉，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L当着我的面打了投诉电话。接线员可能有些推诿的话语，我只听到L零星的对话：“你们领导不在难道就不给我解决了”、“那好，你给我电话号码”、“怎么你给的电话都没人听的”、“你们就是这样处理顾客投诉的”……

       几轮电话下来，L的情绪有些失控。“你给我记下来，我是新闻晨报的记者×××，现在我要投诉你们。哪有快递公司这样对待自己的客户的……”

    “嘿，你说什么？！”听到L提我的名字，我突然暴跳如雷。“你怎么能用我的名字投诉！而且还说我们单位和用记者的身份！”

        L一看我脸色变了，忙挂断电话道歉。

“你投诉就投诉好了，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还强调是记者？我说过多少次，遇到纠纷先通过正常途经解决。万一解决不了，你可以求助媒体，也可以打我们报社的热线电话反映，为什么偏偏要冒充记者呢？”L低头不语。我还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记者是万能的？我们记者自己遇到纠纷，不都还是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吗？你看×××的搅拌机刚买就坏了。人家不也是以消费者身份投诉，人家有说自己是记者吗？”

L有些不服气：“你的意思是，就算说了是记者，也不会有效果的？”我快被他气炸了：“你以为记者有特权啊！我们记者帮读者处理投诉时，也是一步步向当事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或上级负责部门反映的，走的也是正常的渠道。如果对方坚决不整改，那也只有相关监督机构有执法权，对他们做出相应处理。”

在我半个多小时的思想攻关后，L发誓以后不会再冒用我的名字和记者身份去投诉。他沉住气又重新打了快递公司的投诉电话，终于找到一名负责人，前前后后复述了事情经过。对方半小时后给他答复，说当天打电话的员工不承认摔过电话，但公司确有上门送货的服务。出于为客户着想的角度考虑，他们愿意履行约定，送货上门。

“国内的快递公司不管引进什么国际化管理，只要最基层的员工素质不提高，还是没法跟国际级的物流企业媲美。差距最大的还是服务态度。……”L一长串感叹后，总结了这次事件的心得体会——“记者的朋友不好当啊”。

今晚很仔细地看了央视新闻频道的两档节目，一个是新版的《小崔说事》，一个是王志的《面对面》。

可想而知，我看小崔说事时，房间里免不了要增添许多笑声。今晚的《小崔说事》，邀请了中日双方饲养大熊猫的专家，还有不少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跟过来的熊猫“粉丝”。大家的中心议题，都围绕刚从日本回到家乡四川的熊猫明星——双胞胎隆浜和秋浜。

介绍台上专家时，小崔的幽默先是热热身，说中方的熊猫博士，样子长得很像周杰伦。（这个介绍是为后面留伏笔的，且让我给没看到节目的朋友打个谜。）接下去是介绍日方熊猫“粉丝”团的田中先生。

小崔说：“田中先生是熊猫‘粉丝’团的资深‘粉丝’。为什么说是资深‘粉丝’？看田中先生的头发就知道，像粉丝一样。（补充：田中先生是位老者，头发花白）”现场一阵笑声。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接下去是介绍日方动物园负责人，小崔看他挺紧张，连忙给他现场支了招：“你把底下的人都当熊猫看好了。”现场又是一阵大笑。

接下去把自认为印象较深的一些段子罗列一下，不再详述。因为我毕竟不是个幽默的人，又没做录音笔录，很难把小崔的原话、语调和口气描述出来。感兴趣的朋友争取看重播吧。

谈论日方给熊猫的食谱。“隆浜和秋浜回基地就吃得挺香的，是比较适应四川菜吧？”“估计也喜欢日本的回转寿司和生鱼片。”日方动物园负责人不太理解崔氏幽默，老实回答：“都不是。它们最喜欢吃竹子。”

小崔连续现场采访了两名日本跟过来的“粉丝”。一个女大学生称为了看大熊猫，牺牲了一些学习时间。一名日本熊猫保护协会负责人，说自己年纪大了，没什么工作，后才介绍自己负责协会的工作。小崔一听乐了：“你看，不学习、没有工作，这熊猫把日本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两个小朋友扮演熊猫，动作有点脱节。小崔：“知道这表演为什么断断续续吗？——没给喂竹子！”

小崔的幽默也传染了现场嘉宾。一名女嘉宾回答小崔，日本人是否也喜欢台上嘉宾“熊猫博士”？女嘉宾讲“熊猫博士”长得跟熊猫一样，很受欢迎。小崔趁热打铁：“你把我们捂了那么长时间的话给讲了出来。”（给上面谜语解答）

看小崔这期节目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正当我打算把这些记录下来时，紧接着的《面对面》，同样引起我的注意。

王志的主持风格，相信喜欢他和不喜欢他的人都知道。由于昨天是世界艾滋病防治日，这期节目的主题当然离不开这个，嘉宾是将鸡尾酒疗法引进中国的曹韵贞。

既然聊艾滋病，话题免不了有些沉重。但与我以往看过的类似专题访谈不同。曹韵贞女士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可能是她移民美国多年，说话比较直率的缘故。节目中有不少精彩对话，在此不一一展开。

最想谈一点她让我感动的。在结束专访前，王志问她为什么当初选择从美国回来，现在却要放弃，回到美国，似乎没看见她的什么成绩。曹女士反问：“你指什么？”然后她接着说：“我没有什么发明，也没有何大一那样的鸡尾酒疗法，可我把中国的艾滋病治疗带起来。你去做个调查，现在全国主要省市负责艾滋病治疗一线的头，哪个不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成绩，这个成绩足以让我引以为傲。”末了，曹女士动情地谈了一些自己的家庭情况，她唯一的外孙女是脑瘫。几年前，她女儿就曾经恳求她回去帮忙照顾小孩，可直到她今年干到65岁，她才决定回美国，回到她的家庭。

作为我来说，我已经十分钦佩曹女士的勇气和毅力，丝毫不怀疑她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无论她选择怎样，我相信她已把最好的留在中国。

再说些题外话。我一直都很喜欢小崔和王志的节目，总觉得让我学到很多。他们或幽默，或尖锐，在与嘉宾的互动中总能找到突破口。前两天看到报道，原来《小崔说事》因为收视率下滑被黄牌警告。相信经过一年多的思考，以及“长征”式的实践，《小崔说事》会继续红火起来，成为大家喜闻乐看的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王志的《面对面》，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学会质疑、学会追问，学会调动被采访者的倾诉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