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发生后，虽然知道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埋在废墟里，但从未经历大地震的我，仍然美好地想象着，他们一定藏在某个坚固的角落。尽管头上顶着断梁绝壁，他们一定很快能得救。

正是由于怀着这个美好的想法，当电视里出现中残联已经送出多少多少轮椅和拐杖，我突然心生厌恶之情。在救人这个节骨眼上，中残联出来干什么呢？这不是暗示有很多人会加入他们吗？真是触霉头。

然而我错了。当镜头一次又一次定格在那些被困者身上。我知道，我错了。

以往看电影时，被困废墟的人在狭小的空间里，通过自救和外部救援最终毫发未损生还的情节，只是最理想的个案而已。而我，却把它当成了普遍现象。

轮椅和拐杖是灾区急需的物资之一。虽然比起饮用水、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救援工具，它们的需求好像并不那么急迫，但从人性关怀的角度，他们是现实需要的。而且从这小小的轮椅和拐杖，我看到不仅是公安、消防、武警、军队、医疗等各主要战线的人员动员起来，社会各组织和社会团体，如中残联一样，也依据各自的性质特点，全民动员。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残酷的现实。

我看见，一位母亲在残垣断壁下，眼瞅着一条腿被压在巨大水泥柱无法动弹的女儿时，她的痛苦和无奈。余震还在发生，孩子头上的废墟随时有倒塌下来的危险。救援人员与孩子沟通，是否可以截掉她已经被压坏死的左脚，尽快逃生。孩子在犹豫，她才不过10多岁的青春年华。母亲却果断下了决定：立即截肢，救人第一。

我还看见，那个被很多人熟知的“可乐男孩”，在被救出后，因挤压时间过长，不得不截掉已经坏死的右臂。他是那么爱好打篮球，视姚明为偶像，梦想着能驰骋赛场。可你能想到吗，他的截肢手术是他自己用左手按下手印同意的。他说，他被救出时就知道左手保不住了，可他觉得活着还能去看姚明的比赛，他还想考大学。

每次看到这些悲壮的情景，我都不自觉想起同事在博客上的一段话：“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得特别可怜：他说健全的孩子还有人收养，像他这样没手没脚的，送到城市一定没人要，唉！！”

无法判断，什么样的观点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我但愿相信，那些因为地震而不能保全身体的幸存者，能像“可乐男孩”那样，心存理想。我更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像那位女孩的母亲一样，多给他们一点生活的信心。

而那个不幸的小孩，最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呵护。至少在我看来，他有勇气生存下来，本身就是坚强的人。他不应该被抛弃和遗忘。

第三次看到刘小桦时，她已经换上带黑条纹的新衣裳，和同年纪的小朋友一起嬉戏，一脸灿烂笑容。她通过镜头告诉所有关心她的人，她的爸爸妈妈有消息了，不过因为他爸爸是村干部，需要留在当地组织群众自救，所以没及时出来找她和姐姐。

记住了这个名叫刘小桦的小女孩，是因为“5·12”过去的第二天，温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跟她的一番对话。那时的她，身穿鲜艳的桔黄色上衣，满脸忧伤。

当天下午，新闻频道不断重复播放这个片段。作为监控人员的我，每次看着、听着，都不觉鼻子发酸。小女孩的每一声抽泣，似乎深深地抽到我内心深处，让我的心也跟着流泪。与值中班的黄老师轮换时，电视上又出现了这个片段。我发现，平时遇事乐呵呵，对名利都很淡然的黄老师，那一刻，眼里也噙满了泪水。

想起与读者聊天时，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话。老先生说，他很想知道，那些从废墟下被救出来的学生，送到医院后怎么样？他们的伤势如何？是否得到妥善救治。就当前能看到的报道而言，媒体对这方面的追踪报道还比较少。

我很高兴，我们的媒体同行也想到了这些读者的需求。此后的第三天，我第二次看到刘小桦，她脸上已开始洋溢着笑容。因为媒体的报道，她的姐姐通过记者找到了她。

刘小桦还穿着那件桔黄色上衣。她主动告诉记者，她逃出来那天，就有人送新衣服给她穿，可她不愿意换，因为她希望爸爸妈妈能看到她这身黄衣服，能很快找到她。这个细节让我很感动。一个才十来岁的小女孩，在灾难面前，还能如此细致从容。即使在面对总理的问候时，她曾哭得那样伤心，让总理也数度哽咽，但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内心深处，始终藏有希望，亲人活着的希望。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另一个幸运女孩白琳身上。

我和叔叔一起观看央视的赈灾晚会。现场请来了白琳和另两位北川中学的幸存者。那晚白琳回忆逃生瞬间看到的惨状，回想仍不知父母亲人的消息，顿时泣不成声。叔叔感动着叹道：“说不定她也能像刘小桦一样，通过电视找到爸爸了呢！”我点头称是。没想到晚会进行到尾声时，白岩松果然为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白琳的爸爸找到了！

真是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我反复琢磨着，为什么两个幸运女孩经历如此相似？全国人民的关心，媒体的关注……答案很多，很多。但我想，无论是谁，心中总存有希望。正是这些希望，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和恐惧，让我们勇敢面对现实。

如今，灾区的危险还远未过去：余震、堰塞湖、山体滑坡……灾区人民没有放弃，我们的子弟兵没有放弃，全国人民没有放弃，因为我们都相信，四川有希望，祖国处处有希望。

    晚上在家看电视，四川地震的伤亡消息不断滚动出来。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很担心被埋在废墟里受灾者的安全，希望这次灾害的伤亡能降到最低点。

    下午发生地震时，我的木知木觉显然影响了我的判断。午饭后我一直忙着数据的统计工作，被一大堆形容词占据了眼睛和大脑。刚开始觉得头晕时，我以为是自己工作时间太久了，站起来走了两步，还是不自觉地回到位置上，想把手上那厚厚一叠数据全部统计完。

    没多久，我感觉头越来越晕，甚至有些想呕吐了。难道我得了什么急症？从来没有头晕得那么难受的感觉，我想象自己要摔倒在地了。低下头想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会儿，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明显地晃动起来。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急症啊？我的整个身体居然都震动起来。

    此刻，一旁的W同学大叫：“头好晕啊！地震了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肯定是特大新闻，不知道领导们知道吗？逃生到外面的人会怎么样？”

    “金茂可能比我们这里摇得还要厉害吧？”

    “这个时候不能乘电梯，只能从消防通道逃生。”

    ……

    一时间，附近的同事议论纷纷。

    有些部门领导散会后直接把留在办公室的同事组织撤离。我和几个同事则表态不离开。没有太多的理由，只觉得办公楼周边高楼林立，我想不到有什么可去之处。真要再有震感，我就近躲在办公桌下或者厕所里。

    没有了撤离的念头，我开始拨打男朋友的手机，告诉他注意安全。手机没拨通，我改打家里电话，暂住在家里的叔叔接了电话，说他刚在小区健身区锻炼，感觉到有震感，但以为是地铁经过造成的，还纳闷为什么平时在那感觉不到地铁经过呢。提醒他注意安全后，我又打了男朋友的手机。这回手机打通了，他说正在静安区朋友处，没有感觉到地震。我还是提醒他要注意安全。

    平时说话很罗嗦的我，打这两通电话只花了很少时间，现在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做完这一切后，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说实话，我之前也是尽量想通知在上海的亲人注意安全，别的什么也没想。

    这时，有同事在旁边喊：“怎么接线员都不见了？”我这才意识到，离我不远的热线区，电话声已经此起彼伏。两名离得最近的同事立即跑过去接电话，明显都是反映自己所在区域有震感。

    热线铃声还在不断响起，我也赶紧跑去接电话。半个多小时里，我陆续接到来自黄埔、卢湾、虹口和静安等地的读者来电，均反映自己所在或附近高楼明显摇动，许多人员都撤离出来。个别读者还很着急，希望我们能派记者赶快到现场看看。

    接线中，碰到3个与地震无关的电话。一个反映自己退票时拿到了假钞，一个想登遗失广告，一个想了解如何申报老人乘车卡。我都尽可能先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缩短通话时间，希望让更多对震感有疑问的读者能打进电话。还好这3名读者都没有异议。

    在我看来，每个打进电话的读者都与我分享了对地震的感受。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能缓解他们的紧张感。特别是同事获知最新情况——四川成都附近发生地震，北京、上海都有震感，但目前这波震感已经过去。我们在接电话时，也及时向读者反馈这些信息。听得出，读者对我们的回答很满意，表示第二天等着看我们的报纸。有位读者还向我进一步打听，西安和湖北是否有影响——因为他的家人在那里，他打不通家里的电话。我只好解释，由于事发突然，目前我只知道上述信息。他很快表示理解。

    接线员陆续回到岗位。我们这些“临时接线员”很快交接了工作。没有过多议论，大家的心都悬在了同一个地方——四川。

        早起的迷糊感还充斥着我的眼球。站在东昌路的候车区里，一辆粗黑粗绿色块的列车突然驶进我的眼帘，我精神立即为之一振。

   
    好陌生的车厢啊！只有那扑面而来的绿，让我确信我是在二号线站内。列车车门和车窗都明显大了许多，用粗黑的线条包裹着，车体内的光线更加透亮。每节车厢外侧，都新增了液晶显示屏，用拼音标注终点站站名。赶在上车前，我迅速回望了一眼对面呼啸而至的列车，还是那白底里透着浅绿的老车型。我的脑中立即为新老车型找到两名代言人：浓脂艳抹的《北京青年报》和眉清目秀的岭南报系。

    
    贴在上班早高峰拥挤的人群里，我像小学生一样，好奇地张望新车型里的一切。可惜我目之所及，只有车厢连接处的显示屏（当时并未开启运作），比老车型超大的应急开关处置箱，没有下拉式把手的直拉杆，以及贴着车门一侧的弯拉杆。除此之外，关于这趟新车之旅的记忆，全是我身边形形色色的赶车人——我无法不去关注、也是睁着眼就一定会看到的近在咫尺的身边人。

    印象里，二号线近期要投入的新车型应该是8节编组的，可惜我上班时间太赶，来不及细细感受这趟新列车。还是有机会等大家一起品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