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对神七的飞行任务谈不上在行，最多算个略知一二。真正看了神七出舱活动，才知这种“略知”与电影《赤壁》中金城武扮演诸葛亮常说的“略知”，差得不知多少个等级。搞不好，一脱口就说成了笑话。不信？引两个细节可知看不看实况的区别。

航天员出舱似铁臂阿童木？

出舱是此次航天任务的重要一环。在看翟志刚作出舱准备时，我们发起对他出舱动作的讨论。有人说肯定是他的头先出，有人说应该是手先出，还是双臂伸展一齐出。于是马上有人爆笑：“你以为翟志刚是铁臂阿童木啊？还双臂伸展一齐出，干脆飞出来算了。”笑声立即淹没电视直播的声音。

谜底揭晓时，翟志刚一只手握着保险扣，缓缓从轨道舱伸出来，一把扣在舱外的扶手上。众人顿时昏阙：原来如此。

航天服在舱外销毁？

翟志刚完成短暂的“太空漫步”（在我看来更像太空漂移），两手攀住飞船扶手，两脚探进船舱。有人突然冒出一句：“航天服不是要在外太空销毁的吗？他怎么还穿着？”这随口的一句可问倒了在场的一大片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得这问题不可思议。

“航天服怎么可能在航天员回舱前销毁？至少要穿着安全回到轨道舱内才能脱，不然航天员哪受得了太空中的辐射和无氧无压环境。之前说到的销毁，应该是航天员返回时，航天服随轨道舱留在太空中。”听到有人给了正解，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翟志刚在舱外放飞小卫星？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不少人没看直播前，对出舱细节有那么多奇怪的想象。话说回来，就算看了实况画面的人，其实也会闹这样或那样的笑话。

拿我来说，正跟大伙高兴时，突然看见翟志刚手里多了一块电池板一样的东西，形状有点像书。我很快联想到，神七发射前，媒体报道就提到航天员出舱时会放飞一颗小卫星，给神七拍个全身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卫星？”我脱口而出。没人回答我。于是我展开想象的翅膀，继续完善我的推测：“估计是刚刚我们说话时没注意，刘伯明把小卫星从舱里递出来给翟志刚。没想到现在中国的卫星设计这么先进，时尚得像本书。”“这卫星也太小了吧，难道卫星也兴时尚款？”有人顺着我的思路接着说。结果讨论了半天，直播专家的解释和画面回访把我们的“书型小卫星论”彻底击碎。翟志刚手里拿的并非什么小卫星，也不是从刘伯明处拿到的，而是他拆掉安装在飞船轨道舱壁的固体润滑材料试验装置。真正的小卫星是在翟志刚返回舱内，通过遥控装置释放的。事后自己分析，由翟志刚亲手放飞小卫星的想法也确实可笑。试想连细小的太空垃圾都能击穿航天服，设计者怎么可能将体积相对巨大的小卫星让航天员贴身放飞？

至今想来，对我而言，除了知道直播暂停是因为有着火警报的后怕，观看航天员出舱活动是个很享受的过程。尤其是和同事间玩笑似的讨论，不经意间又纠正很多常识性的错误。由此看来，看不看出舱过程，对神七任务一知半解还是研究透彻可是本质上大不同，要闹大笑话的。

呼朋唤友一起看神七发射，我才发现，原来身边有些朋友对神七发射不怎么“感冒”。细问之下，原来他们觉得神五、神六都顺利升天并成功返回，神七也大抵如此，没什么“花头”可看。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于是我跟凑起来的朋友下班后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见证中国航天史上又一历史性时刻。

神七顺利升空后，朋友们意犹未尽：“这次怎么那么快就上去了？感觉点火还没多长时间呢？”“差不多了。不过宇航员的笔记本是不是应该飞起来了？现在怎么还没有动静？”有人附和着。

关于神七发射的讨论还在进行着，我却突然有了一个念头：看神七的朋友似乎对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射很熟悉，下个步骤应该怎样都说得一套一套的。相比之前看见神五升空以及看到杨利伟将笔记本和笔“放飞”的画面，朋友们都少了一份激动，似乎一切本来就应该如此。我很高兴这些朋友能把神舟载人飞船发射看作一种常态，就像机长开飞机一样正常，因为这正说明我国航天科技的成熟和大家对国家航天事业的信心。

我开始幻想，当神舟载人飞船发射成为常态，我们能做什么，会做什么？我们还关心飞船上天，关注我们的飞天英雄吗？但想象的翅膀还没展开，我便陷入妄想家的尴尬。

急于与家人分享神七顺利升空喜悦的我打通妈妈的电话：“妈，你看神七发射了吗？”“看了，就是看不懂，还被你大嫂问了很多问题都答不上。”妈妈答。

话匣子打开，妈妈就开始哭诉看神七的烦恼。媳妇问她飞船升空后会干什么，妈妈平时热心中老年健身和舞蹈，自认为文化水平有限，对科技类的新闻并不关心。因为神七发射是大事情，她才跟晚辈一起看直播，没想会遇上这问题。好在妈妈平时看新闻听到过一些相关术语，像模像样地解释飞船发射后会停在空间站上，宇航员还会出舱行走。我听了哭笑不得，赶紧纠正妈妈对神七任务的误解。妈妈好不容易弄清状况，突然又冒出“宇航员出舱是不是就立即掉下去”、“都发射了两次，这次也不会有危险”等问题。我这才意识到，眼下我面对的是个多么棘手的问题。妈妈读书少不知道什么是失重，太空垃圾对宇航员出舱有潜在危险尚能理解，可要不是这次看神七暴露出问题，或许不经意间，她就把这些自认为正确的科普常识误导给我年幼的侄女。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在上海，在科教普及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可能少之又少，但我们不能忽略全中国还有很多科教相对未被普及的小城镇和农村。那些正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需要从小就能接受科学的指导。

当神舟载人飞船发射真的成为常态之前，我们的科普教育和宣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请不要轻易抹杀自己求知的天性，不要放弃正确传播知识的能力。更何况，我们的航天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每次飞船发射都比前一次有创新和突破，我们外行人所掌握的知识远远追不上更新的速度。

据媒体报道，神八之后神舟飞船将成批生产。可以想象，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发射真的成了常态，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关心。

“黄浦海选10名白领十一升国旗”。这个标题刚进入我视线，就紧紧抓牢了我的眼球。由白领担任国庆升旗手，比起我们熟悉的国旗班升旗手来，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新鲜感。对于即将到了的国庆节，也多少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期待。

对升旗手的景仰从小就有。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的首场活动就是在操场上升国旗开大会。那时学校的操场很破，升旗台就是水泥舞台的一个角落。但看到高年级的升旗手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就觉得那块区域和升旗手无比神圣，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站到升旗台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操场改造了，专门在中央设置了正式的升旗台。而我，作为六年级的准毕业生，也具备了升旗手的基本条件。那时每周的升旗仪式，由六年级7个班级轮流主持。我的竞争主要在自己班里。作为班长，我很顺利被推选为三个升旗手之一，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培训。

如何把握最佳的升旗节奏，在国歌结束那一刻将五星红旗升至最高点，成了我们这批升旗手努力的目标，也是全校师生检阅我们训练成果的主要标准之一。在轮到我们班第一次升旗之前，有2个班级的升旗手因节奏把握不好，不是国歌已经奏完国旗才升到旗杆正中间，就是国歌还没奏完国旗早已在旗杆顶高高飘扬，招致部分学生的嘘声。

当时我已经学了近4年的钢琴课，自我感觉对音乐节奏的把握会很好，因此很期待能作为升旗手一展身手。就在我们升旗前一周，大队辅导员突然找到我们，将我列为仪式主持人，另两个同学担任升旗手。原因是她们两人的身高更接近些。我一下懵了。三个人中，我的嗓门最小，要指挥全校几百名师生参加升国旗仪式，我能行吗？辅导员了解到我的顾虑，特意找我谈话，安慰我现场会有话筒和喇叭，只要喊出气势喊出力量，根本不用担心要扯嗓子发口令。

就这样，我的升旗手角色变成了护旗手和主持人。此后十年的学校生涯，鉴于身高等原因，我再也没有机会担任升旗手，体验国旗在自己手中缓缓升起的感觉。

如今在上海，非国旗班的“战士”也能担任升旗手，而且还可能是跟我曾经擦身而过的路人甲或者路人乙。希望以后不只是白领升旗手，我们各个阶层的劳动者都能体验升降国旗，争当旗手。
    从报道上看，这些升旗手都是经过城市定向寻宝比赛，国旗法知识、世博知识考查、武警上海总队一支队国旗班训练等重重考验，相信国庆时肯定会有不俗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每年教师节我都记得，可我又不愿记起。

    也许是我对小学时有关教师节的记忆还有阴影，也许是我真的不懂该怎么处理人情礼仪，现在的我只希望那些困扰我多年的往事尽快随风而逝。
 
    小学时，我做了6年的班长。也许是我比较听话，接手我们班的老师都很喜欢我，尤其是语文老师，义务开小灶给我们补作文课，总忘不了算上我一份。我很感激老师，总希望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回报他们。

    由于每年的教师节与中秋节相差不远，妈妈总是让我在教师节时给老师送月饼。我却很不乐意。我眼里的老师是那么高尚、伟大，怎么能用送月饼这么物质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然而在那教师节送礼成风的年代，我屈从了妈妈的意见，将她早早准备好的月饼悄悄送到主科老师家。这样的秘密行动，常常让我难过好几天，总认为我把回报老师的心意玷污了。
 
    等我升入高年级，送月饼开始受到一些老师的抵触。因为送的学生太多，老师家里的月饼多到发霉都没吃完。记不清是被老师点醒，还是自己觉悟，教师节集体送礼成了我们改革的最终方向。作为班长的我，当仁不让地成为采购小组的组长。

    此后的两三年，每次快到教师节，我带着由中队长、学习委员和劳动委员组成的采购小组，频繁奔赴各商店卖场，绞尽脑汁为老师寻找合适的礼物。因为用的是全班同学交的班会费，我们送礼的原则坚持经济、实用，看起来还要有模有样。我们到批发市场挑选最便宜的成套饮水杯，讨价还价买回看起来还不错的壁画……想起这些苦差事，真感觉比考试还难。

    当然，让我对教师节送礼有阴影的，还是那一次送枕头给老师做礼物。印象中好像是有老师提出的，反正都是要送礼，我们也懒得动脑筋，直接照单买了两个枕头，分别送了语文和数学老师。可是送礼后的第二天，老师告诉我，送枕头要送成双的才好。我实在弄不懂，难道送了单个枕头会有凶兆？既然老师都提出来了，我只好跟班委会成员商量，重新买了一模一样的枕头给老师凑成一套。交待班会费使用时，有同学对此曾有过一点议论，但送的毕竟是老师，大家很快也就忘了这回事。只是作为采购小组组长的我，至今仍对此事念念不忘。除了好好学习，我究竟该怎么给老师庆祝教师节呢？

残奥会后第一个工作日，遇见几个熟悉的朋友，问：“看残奥会开幕式了吗？”答曰：“没看。”我有些惊讶，残奥会的开幕式不是挺好看的吗？除了很多全新的卡瓦伊角色表演，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其中的三个元素。

亲情之美

盲人钢琴家金元辉演奏《四季》时，旁边长椅上坐着一位安静的倾听者——我国著名艺术家田华老师。她在节目中扮演的是母亲的形象。

随着琴声的变化，季节转化到白雪皑皑的隆冬，“母亲”离开长椅，缓缓走向“儿子”。就在音乐结束的霎那，“母亲”一把搂住“儿子”，把我的情绪推到高潮。

母亲，给予我们每个人生命和勇气，是爱的化身，是亲情的传递者。在残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上，我们需要母亲来阐释的太多太多。每位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背后都有各种不同版本，或感人，或辛酸，或幸福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管多么千差万别，总会有一个交集——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关爱。设置母亲这个角色，在视觉和情感上都有了很有交流与互动。相信即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运动员和观众，都能读懂其中的深意。

为我国获得本届残奥会首金的游泳运动员杜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动情地表示，他的偶像不是奥运会上勇夺8金的美国“超级飞鱼”菲尔普斯，而是自己的妈妈。对妈妈，他只有感激之心，感谢她给了自己好几次生命。

残奥会上，母亲的光辉得到更加瞩目的展现。

梦想之美

早在汶川地震期间，我就通过报道认识了被许多人称为“芭蕾女孩”李月。从小学习芭蕾的她，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舞蹈家。突如其来的地震让她失去左腿，她哭了。可哭过之后，这个11岁的女孩却一语惊人：“我不会放弃舞蹈。”

真没想到，会在残奥会的开幕式再次见到她，而且是以那样一种轻盈、优美的姿态出现在我眼前。小姑娘没有丝毫胆怯，用仅存一只脚穿起红舞鞋的动作开场，即刻唤起我内心深处最纯真的祝福。导演设计更巧妙的地方，就是让百名聋人舞蹈家把双手装扮成双腿，“跳”出酷似芭蕾的舞步。“芭蕾女孩”的手，和聋人舞蹈家的“腿”交融在一起，轻盈欢快地旋转、跳跃，共同舞出生命的奇迹。

虽说这是一个展示汶川元素的设计，但我没有从中感受到任何悲情。相反，我看到最多的是坚毅、勇气和美丽。

细节之美

在舞蹈手舞《飞翔》，蓝色布幔营造海洋的氛围。数百名演员用双手摸拟各种飞鸟的动作，或展翅高飞，或昂首滑翔，或腾飞盘旋，如同海上飞翔的海鸥，又似湖面上栖息的天鹅，还像白鸽在自由遨游，时而细腻温婉，时而气势磅礴。

我注意到，在群体表现展翅飞翔的动作时，本来双翅齐展的飞鸟，突然变成只有一侧的翅膀震动，这样的状况维持数秒钟后，另一侧的翅膀才突然恢复伸展，再次双翼齐飞。

我琢磨着，导演在编排这个舞蹈时，是否想表现折翅的梦想也能再度起航。至少在我眼里，这个细节让我感受到了，也被深深震撼住了。真实的翅膀失去后也许再也找不回来，但折翅的飞鸟依然可以拥有飞翔的梦想，为爱、为自由再次展翅高飞。

细节虽小，传递的爱与关怀却是无限的。

周末睡了个懒觉。虽然一大早耳边就没消停过，强大的睡眠虫还是战胜了那时断时续，闹得要钻进心窝的电锯声。或许是谁家正在装修吧！左邻右舍的，谁没有个弄房子的时候，于是忍了。等我起床，太阳估计都快在正顶上。窗外的阳光格外刺眼。我拉开窗帘布，天哪！树呢？

使劲猛揉眼睛。没错，树没了。这十几棵齐6楼屋顶高的大树，从我居住的5楼看下去，只剩下2、3米高的光秃杆子。第一次发现，对面楼的邻居竟然离我那么近。被设计成厨房的过道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锅里翻炒蔬菜。如果我视力还在标准范围内，或许还能看清她炒的是什么菜。再旁边一间房，或者是某户人家的洗漱室。跟我一样晚起的年轻人，正低头刷牙……而我，就穿着睡衣站在窗边！

借住到这个小区4年，我从来没意识到我跟对面楼的邻居距离会那么近。夏天，窗外一整排的高大松树枝叶茂盛，我顶多能透过树间缝隙看到对面的点点灯光。秋天，松叶渐渐枯黄，在变成冬天的裸装前，落下满地辉煌。到了春天，看着枝头那簇簇新芽长成新叶，人的心情又是何等激动。经历过“麦莎”，经历过“韦帕”，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吹雨打，甚至冰雪覆盖，他们在我窗前屹立不倒，成了我心目中家的一部分。也是在他们的屏障下，我与对面邻居一直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拥有着小小的隐私。

然而，就在十几米开外，电锯声还在隆隆作响，先前被锯断的树杆被截成3米左右的一段段。枝叶、松果散落一地。剩下的几棵大树正等待即将到来的审判，被剃头只是时间问题。

由于在媒体工作的缘故，我看过不少小区修整大树结果把树剃头的案例。大部分绿化工人都表示，适度的修剪不影响树木生长。也许是对这些树的依赖，我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次动作较大的修剪。在不久的将来，我的这些朋友还会冒出大个头，友好地为我和对面邻居保持一点隐私。

结果，我错了。

记不清哪个天晴后的早晨，这个本来叫作健身苑的地方开进一辆挖土机。四周的围墙倒了，水泥地被翻成松土面，我的树朋友从一个个大坑里被挖出来，东倒西歪地被逐个运走。健身器材堆在小区的角落里。

在苑里天天健身的老奶奶不见了，成群结队下象棋的老人不见了，经常追逐玩耍的小孩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或测距绘图、或搅泥砌砖的工人。路上遇到同楼里的阿姨、叔叔，没人确切知道那里要修成什么东西。

有人说，把健身苑拆了，把树移走了，改建类似花坛花圃之类的绿化景观，可能是为拓宽小区道路，停更多的车，收更多的钱。在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满。没见过公示，没听说过规划，任何传说的消息都可能是真的。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将来那些树还会不会移回来，不知道健身器材还会不会再竖起来……我只知道，我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在大树庇护下，心安理得地在屋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在看书累时看看窗外的绿，听听小鸟的叫；可以在闲暇时，拿出前两年在树下拍摄的雪景照怀怀旧。可是现在，我要时刻担心对面邻居会不会不小心看过来。即使在大晴天，我不得不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否则一不留神，我就不知不觉成了某出生活秀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