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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上午7点，外公走了。结束了5年的病榻挣扎，结束了80年的人生。
外公是个军人，81岁已属长寿；外公是个军人，所以最后的姿势也是挣扎的样子，双腿蜷缩，双手握枪冲锋状，拳头紧握，以至事后都无法分开。外公是好样的。
外公姓郭，喜欢男孩子，可惜生了3个女儿，独苗儿子偏偏也不随老子愿，生下了我表妹，自此郭姓到我舅舅一代为止。妈妈以前经常和我说：外公是个老封建，姓郭的断了香火可能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了。
不过，外公的3个女儿又生下了4个儿子，总算给老人家一点安慰。一如当年他娇宠舅舅，我们表兄弟4人成了外公的宝贝。我14岁以前人生的40%，也就顺利成章的在外婆家度过了。
外公是个军人，话不多，印象中除了和外婆吵架之外，最爱说军旅生活。碰巧，我也是个从小立志从军的人，也就成为了外公在家中的知音。虽然每每在外公鼓励我从军时，总有舅舅、姨父、爸爸在边上说：好男不当兵。
外公告诉我，他是新四军的战士，官居连长。
“哦，那你们一定生活很苦吧，吃野菜？”“不苦，新四军条件好，吃面包。还有皮带。”
“打过日本鬼子？”“怎么没打过？！”
“杀过多少敌人？”外公思考了很一会儿：“嗯，枪毙过几个。”
“哦，这太没劲了，你怎么不冲锋？”“我是在后方的。”
外公不喜欢接受新事物，收音机基本是他能熟练运用的最前沿科技了。但外公喜欢看战争片，随着年岁增长，每每在片中看到解放军战士冲锋就呼吸加速，喉中发出呼呼声响；后来甚至看到士兵行军都会激动不已。有一天外公指着陈毅身边的小跟班说：这就是我。全家哗然。
事后证明，外公的很多话并不可靠。在大礼那天，老干部局领导读悼词，我几乎觉得悼词中的那个不是我外公。外公45年才加入新四军，那时候抗战基本结束，老爷子在阵地上与小日本接火的可能性不大；外公只是个通讯长官，官方有记载的最佳表现是在“一江山登陆战”的演习中，估计以往那些作战的光辉事迹大半是为了迎合他外孙的需要。
而最出乎意料的是：我外公是个记者。根据官方简历，外公完整的读完了旧社会的小学和中学，并在46年至47年进入华中建设大学深造，次年又到了什么大学读新闻专业。最后分配到新华社淮海分社见习。
我很清楚的记得，在我正式签约《新闻晚报》后，外婆家全家老小说道：“我们家有了第一个记者。”外公当时似乎就在边上。
大礼结束，我问我妈，是否知道外公以前干过记者。我妈回答：“不知道，很多经历我们姐妹也是第一次听到，好像生日都是第一次确实。”
“你们居然没帮他过过生日？！”
经过了多方考证，我妈妈和阿姨给了我答案：“只过过一次生日，80大寿那次。”也就是说，外公去世前的那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一次生日。
不过我多少还能稍感庆幸，因为至少外公的军旅生活是我了解的最多。外公入院多年，印象中只有两件事情能够让他明显振作：一件就是在外公神志尚清楚、尚有表达能力时，我跑去和他聊战争岁月以及陈毅、粟裕的种种；另一件就是在外公临弥之际，我告诉他，我会带我女朋友来看他，让她也听听我外公的革命事迹。
神志不清、目光呆滞的外公，居然流泪了。
事实上，直到那个时候，我都坚信：革命是外公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直到在火化仪式上遇到我舅公，他告诉我妈妈还有阿姨们：外公曾在解放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往苏联学习，但他当时执意娶我外婆——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女儿，所以前途就此终结。
也就是说，我外公一生中最辉煌的旅途，在他30岁结婚时就结束了。
此后，那个“陈毅边上的小跟班”就在上海一个小灯泡厂待了30年。
火化仪式那天，看到了很多久违的面孔：和舅舅离异多年的舅妈、大表弟等等。看着这些人一起出现在外婆家，看着舅妈重新在那个熟悉的厨房给我们弄吃的，看着阿姨、舅舅少见的齐聚一堂，突然感到很幸福。
这些都是我童年看的滚瓜烂熟的景象，也就勾起了我童年式的幸福。
可惜外公不在了，外婆也住在医院中，否则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吧。
在送走外公的时候，和我妈妈说起，外公和外婆的命截然相反——外公一生都过不了好日子，虽然他离休后每月有7、8000的收入，看病、坐车等等都不需要花销，子女也没一个人需要靠他养活，但是老爷子不会享受。外婆则不同，文革时就由于家庭背景而从此断了前景，早早退休在家带孩子、带孙子孙女，但外婆很开心，除了和外公怄气吵架外总是乐呵呵的，即便已住院多年也不觉得痛苦，因为外婆得的是老年病。
火化那天，和阿姨、舅妈去医院看了外婆，一如既往的开朗。因为她还不知道外公的事情。只是在病床上关心舅妈离婚之后的生活，是否有人照顾、是否有人烧饭等等。
外婆最迷信，以前总是在外公的严肃注视下和我们讲种种迷信故事，因此我不怀疑她能够通过某种感知了解到真相，但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此后会发生什么。
那天离开医院前往外公的殡仪馆，外婆突然说她看到了一幅画，上面有很多漂亮的女童。
或许，外公就在那里吧。
外公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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