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0点半，都江堰暴雨入注，我带着陈海翔、李一能两个新到前线的记者狂奔进入天伦小区。我是来和老乡告别的，并把两位新来同事介绍给他们。

我就要回上海了，就要离开前线了。

第一天来到都江堰，很激动。和唐舸两人各背着20公斤的登山包，在烈日下和尘土中，在二环路上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路边的军用帐篷连营数公里，天上的直升机结对而过，贴着巨大红纸的车呼啸而过，红纸上的字大同小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扛着相机、背着大包匆匆而过的人还会热情的打个招呼：也是记者？

虽然很累，但我们很兴奋，即便住在满是虫蚁、寒风彻骨的军用帐篷里，因为我们终于来到前线了。

后来，在废墟上，我们遇到了民兵救援队的张少校，他站在废墟上、拦着大铲车，用沙哑的声音喊：“下面有活人！”也是在那片废墟，我们第一次闻到了一种叫“尸臭”的味道。

当晚，我们跟着消防队，看着他们在一个晚上挖出了5具尸体，看着遇难者的亲人哭昏在废墟上。

回到帐篷，很累，但我们明白：这就是前线。

第二天，我们在另一片废墟上站了9个小时，滴水未进，为的是等待一个叫张小平的被埋者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他已经坚持了129个小时。

一开始，我还发回消息：今天抓到大新闻了！

但随着时间的逝去，最后，和现场200多个站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楼前的记者、救护队、医疗队一样，我只祈祷一件事：张小平能活下来。

当晚11点，张小平被救了出来，还活着。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抓起相机冲向张小平的担架时，耳边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响彻云霄。

那一晚，我们步行2小时回到帐篷，精疲力竭。彼此在黑暗中直了直腰，开始写稿，我们知道，很多人等待着这篇稿子，等待着它带来的希望。

第二天凌晨6点，当我们撑着最后一点力气，上网发回这篇稿子时，看到了网上的消息：张小平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

我们彼此安慰：这是前线。

再往后，我们跟着红十字车队来到银厂沟。后来才知道，进银厂沟的路其实就是在那天才开通的，此时已经震后6天。

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有废墟；能闻到的，只有废墟下发出的尸臭；能听到的，只有我们自己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能遇到的，只有两个活的生命：一个弯腰娄背的老头，一条始终看护着自家废墟的狗。

第一次，知道“死城”的含义。

那天情绪很低落，因为我同时接到了撤回上海的命令。

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想留在前线还是离开，

最后，我们去了一次绵阳安县。

在那里，遇到一个新上海人，开了4天4夜的摩托车，横穿2000公里，在灾区找到了他带产的老婆，最终他们的爱情结晶在灾区前线被长海医院拯救。

离开前，看了一眼他们的宝宝。她躺在军床上，被一个罩饭菜的盖子罩着，熟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说，小家伙昨晚闹腾了一夜，现在踏实了。

突然，小不点儿举起了双手，动了动嫩嫩的嘴唇，换了个姿势继续睡了。

那个时候，好像有个声音对自己说：该回去了；灾难，也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