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性足球运动员身披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上庆祝胜利

——谢天，谢地，谢亚龙

智慧 CHINA 说:

小日本昨天特冷场。中国人都嚷嚷“日本人回家”，一直在给尼日利亚队加油。

最后尼日利亚赢了还批上中国国旗围场跑了一圈呢。

你们那情况怎么样？

新闻晚报  公瑾 说:

老样子阿。

科特迪瓦一进球，全场就喊“谢亚龙下课”，老外跟着一块喊。

节选自公瑾和天津老家的妹妹的msn聊天内容。

第二次了，当科特迪瓦进球后，上海奥运男足赛区八万人体育场看台上雷鸣般的响起了“谢亚龙下课”的呼喊。球场上的黑人小伙们感激涕零，纷纷向球迷致敬；看台上的少数科特迪瓦球迷也扭动着一身奇装异服，笑开一口白牙，忘我地随国人高呼：“下课！”

不能怪咱中国球迷不给人家非洲同胞面子。谁让8月7日和8月10两场比赛，科特迪瓦的场次都和中国国奥队同一时间呢？谁让科特迪瓦在上海一进球，国奥队同时就在沈阳丢一个球呢？

也不能怪人家科特迪瓦球迷掺和中国球迷“倒戈”，人家那是把“谢亚龙下课！”当作汉语版的“科特迪瓦加油！”了。

几分钟后，同事小木发来消息说：中国队一哥们揣了人家小弟，罚下去了。

又过了几分钟，小木又发来消息：郑智也被罚下去了，中国队9打11，0：2。

同时，“谢亚龙下课”的声势达到最高潮。球迷甚至造起了人浪，现场一片欢欣鼓舞、激动人心的场面。

对此，公瑾很愤怒，非常愤怒。

往大了说，这是误导海外友人学习汉字汉语。

万一哪天那些黑老外衣锦还乡了，把亲朋好友召集起来说：“来来来，哥几个来上一堂中文课。”

问：“知道汉语里面咱‘科特迪瓦’怎么念吗？”答：“谢亚龙！”

问：“知道‘加油’怎么念吗？”答：“下课！”

更何况，往小了说，国奥队输球也不能怨谢主席啊，那明显就是裁判的问题嘛！

咱是东道主，还自封“梦八队”了（梦想进前八），裁判咋就不帮忙呢？！

公瑾以为，这才是咱国奥输球关键！

只要思维正常，其实都会佩服谢主席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放弃世界杯，是为了“全力备战奥运”；解雇05年世青赛的功勋教练克劳琛，扶正贾秀全，是因为克劳琛“不合奥运要求”；高薪聘请杜伊科维奇，那是为了“奥运保八争四”；半个月前又解雇杜伊，扶正“铁蛋”殷铁生，那更是为了“保持奥运士气”。

谢主席为了这次奥运足球赛就差松裤腰带了，再不多给咱几个点球、多给人家几张红牌，这还象话吗？！

咱泱泱大国，诚信为本。上海赛场这边拼命为阿根廷队加油图的是什么呢？

可这裁判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咋就这么不懂得替领导分忧呢？咋就这么没有大局意识呢？咋就和“和谐奥运” 这么格格不入呢？咋就不吹个“爱国哨”呢？咋就不帮咱射个门呢？咋就。。。

唉，咋就怪到咱谢主席头上了呢？

说到底，公瑾力挺谢主席！

足球可以不看，国家队可以解散，男足可以阉了去踢女足，但咱谢主席决不能走！

最后，请诸位扪心自问：多少年了，咱中国足球有过像昨晚天津那样的“盛世景象”吗？

据天津小妹反映，昨晚天津全场球迷一边倒支持尼日利亚，后来小日本的球迷看了一场比赛就待不下去回家了。倒是尼日利亚的球员赛后披上国旗绕场一周答谢球迷——这可是咱中国的五星红旗啊！！！！

谢主席该欣慰了：男性足球运动员身披中国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上庆祝胜利，多少代国人的梦想啊！！！今朝终于成真了！！！（泪如泉涌）

甭说了，一句话表达草民公瑾此刻的心情：谢天！谢地！谢亚龙！！！
 

结语：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将此联赠与我方英明的足协主席谢亚龙。这句话正是谢主席一生的真实写照。

8月7日晚7点40分，阿根廷和科特迪瓦两支国奥队已经在唱国歌了，公瑾却还在八万人体育馆16号看台外的小卖部排队，为了一瓶矿泉水或者一块面包，大部分观众都要等上至少45分钟。

确实，奥运赛场的安检让人大开眼界，开包、照身，比机场严格多了。横幅自然不能带，液体不能带，打火机不能带，“易丢掷的食品”也不能带。安检排在公瑾前几位的一个哥们因为带了几个有点发硬的馒头，虽然馒头还没硬成砖头，但还是被作为“疑似凶器”给留在了外面。一时间，赛场安检口“瓶潮汹涌”，不少大汉仰着脖子、闭着眼睛，往肚子灌大瓶装的可乐，看的远处拾荒直咽口水。

公瑾虽说把汉堡、鸡块塞在了包的最底层，不过还是被安检人员搜了出来，好说歹说，和这位八杆子打不着的四川哥们认了个老乡，总算带着麦当劳叔叔进场了。还没走远，就听到身后的兄弟姐妹们都开起蹩脚的“川普”（四川版普通话）和那位老哥套近乎了。

可老外实诚，而且就算有一两个精明的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能学会四川话，所以老外过安检基本就像老革命闹离婚——“净身出户”了。基本除了假发和国旗，就单枪匹马进去看球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两场球赛的时间跨度是5点至9点半，吃的和喝的还有抽的（打火机）统统扔在了外面，吃饭怎么办？

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像公瑾一样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体育馆内还怕没人挣这个钱？

但在小卖部前站了40分钟、比赛眼见就要开始时，很多人焦躁、愤怒兼诧异了：怎么这么慢？

公瑾简单计算了一下，8万人体育馆，昨天基本坐满，就算4个人一伙去看球，也就是说有2万人要去买吃的、喝的。但整个体育馆统共只有二三十个小卖部，每个小卖部最多4个窗口；同时“移动小卖部”又是禁止的，所以平均一个窗口至少150人。每个人买东西、付钱、取货最少1分钟吧，（碰上个把还要煮茶叶蛋、烤香肠等夹缠不清的顾客，那时间就更长。）那就是2个半小时。

这么算来，公瑾最后用了50分钟买到晚饭，还是庆幸的。

晚上10点半，都江堰暴雨入注，我带着陈海翔、李一能两个新到前线的记者狂奔进入天伦小区。我是来和老乡告别的，并把两位新来同事介绍给他们。

我就要回上海了，就要离开前线了。

第一天来到都江堰，很激动。和唐舸两人各背着20公斤的登山包，在烈日下和尘土中，在二环路上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路边的军用帐篷连营数公里，天上的直升机结对而过，贴着巨大红纸的车呼啸而过，红纸上的字大同小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扛着相机、背着大包匆匆而过的人还会热情的打个招呼：也是记者？

虽然很累，但我们很兴奋，即便住在满是虫蚁、寒风彻骨的军用帐篷里，因为我们终于来到前线了。

后来，在废墟上，我们遇到了民兵救援队的张少校，他站在废墟上、拦着大铲车，用沙哑的声音喊：“下面有活人！”也是在那片废墟，我们第一次闻到了一种叫“尸臭”的味道。

当晚，我们跟着消防队，看着他们在一个晚上挖出了5具尸体，看着遇难者的亲人哭昏在废墟上。

回到帐篷，很累，但我们明白：这就是前线。

第二天，我们在另一片废墟上站了9个小时，滴水未进，为的是等待一个叫张小平的被埋者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他已经坚持了129个小时。

一开始，我还发回消息：今天抓到大新闻了！

但随着时间的逝去，最后，和现场200多个站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楼前的记者、救护队、医疗队一样，我只祈祷一件事：张小平能活下来。

当晚11点，张小平被救了出来，还活着。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抓起相机冲向张小平的担架时，耳边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响彻云霄。

那一晚，我们步行2小时回到帐篷，精疲力竭。彼此在黑暗中直了直腰，开始写稿，我们知道，很多人等待着这篇稿子，等待着它带来的希望。

第二天凌晨6点，当我们撑着最后一点力气，上网发回这篇稿子时，看到了网上的消息：张小平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

我们彼此安慰：这是前线。

再往后，我们跟着红十字车队来到银厂沟。后来才知道，进银厂沟的路其实就是在那天才开通的，此时已经震后6天。

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有废墟；能闻到的，只有废墟下发出的尸臭；能听到的，只有我们自己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能遇到的，只有两个活的生命：一个弯腰娄背的老头，一条始终看护着自家废墟的狗。

第一次，知道“死城”的含义。

那天情绪很低落，因为我同时接到了撤回上海的命令。

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想留在前线还是离开，

最后，我们去了一次绵阳安县。

在那里，遇到一个新上海人，开了4天4夜的摩托车，横穿2000公里，在灾区找到了他带产的老婆，最终他们的爱情结晶在灾区前线被长海医院拯救。

离开前，看了一眼他们的宝宝。她躺在军床上，被一个罩饭菜的盖子罩着，熟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说，小家伙昨晚闹腾了一夜，现在踏实了。

突然，小不点儿举起了双手，动了动嫩嫩的嘴唇，换了个姿势继续睡了。

那个时候，好像有个声音对自己说：该回去了；灾难，也该结束了。

 “他昨天就转移去温江复课了，我们备了两桌酒菜等到晚上8点，还是没等到你们”，晚上10点半，都江堰市天伦花园小区，一见面，杨掘妈妈就用浓重的“川普”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杨妈妈后来用告诉我，杨掘其实上午就该转移了，但一直都在等我，出发以前还特地到门口的上海市消防救援队打听我们的下落。

杨掘就是为我和唐舸提供开水、食物、衣服、充电、牛奶，并且充当当地导游以及临时保姆甚至临时妈妈的那位女主人的儿子，也是少数留守都江堰市的居民之一。

论交情，我和他只一起吃过一顿饭，简单的谈过一次话。

来到都江堰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拖进了他们家的露天晚宴。饭桌上，杨父杨母对我所毕业的学校羡慕不已，问起杨掘今年的高考目标，杨掘老实回答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大学，似乎是四川省内的二本。

杨掘非常老实，老实到总是被家里的姐姐和两个妹妹欺负；老实到在我搬着笔记本到他们家车库（他家临时住车库），忙着写稿时他却陪在我旁边聊天，而丝毫不接上海人所谓的“灵子”。

聊天的内容也冗长无趣，比如我的职业、去过的地方、乃至我的爱好、我的理想。

“你呢？”这是有效节省脑力而又能同时保证谈话氛围融洽的一个回答。

杨掘认真的回答说，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以前读书不用功，喜欢玩电脑游戏，荒废了青春，现在觉得很懊悔，很想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找到适合的职业帮家里。他说自己性格太闷，不适合出去闯，想在都江堰找份稳定的工作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这次地震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会更糟。

最后，我有意无意的陷入了沉默，他就拿了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看着我敲击键盘。他姐姐开玩笑：“你快成这个记者的粉丝喽！”

杨掘不管，继续看着，直到半夜12点半。

临他走，我礼节性的说：你能想到这么多还是很懂事的。

杨掘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能在这次地震中活下来，就要好好珍惜。”

那顿晚饭上，我和杨掘说：“考进复旦，我在上海给你接风！”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虽然你我，以及在场所有人都不太相信真会有这样请功的一天。

哥们，好好考！不用你来上海，我会再来都江堰，为你庆功。

这是我欠你的。

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在凌晨2点回到都江堰驻地了，精疲力竭，恐怕写完稿子又得到早上6点了。从银厂沟回来的车上和唐舸算了一下，入川以来，我们一共吃了4顿真正意义上的饭，睡了11个小时的觉。在我们的帐篷晒干以前，一张床铺成为了我们目前最大的奢望，天杀的暴雨。

比较意外，银厂沟认识的志愿者邀请我们去周边喝点小酒。理性地想拒绝，但最终还是感性地同意了。这些志愿者都是性情中人，花存折、开爱车、骗老婆也要来救灾的至性至情的男人。

更意外的是，喝酒的地点是驻地隔壁的小区，都江堰市区的重灾区之一。倒塌的房屋废墟已经被清空，在四周的危房当中，当地的10来户居民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帐篷、砸坏的轿车。

“活着比啥子都好！”帐篷阵中间，退伍军人蒋光明举着啤酒瓶向大家祝酒，在场的居民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朋友，当然，无一例外的失去了几乎一生的积蓄，“想开点！活着，就对得起那些走掉的人！”

两支蜡烛插在两个酒瓶上，荧荧的亮着，是整个停电小区中的唯一光源。

突然想起来大学学过：至亲去世后就喝酒，是所谓的大不敬。

但马上想到另一个画面：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在满目猖宜的家园中种花，不种粮食、不盖房子，而是种鲜花。

“烛光酒会”的现场，没有一人流泪，没有一人激动，也没有一人说些激动人心的话。

大家唠家常似的轻声聊着。一切都很平静。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和这些人在一起，看着他们到时怎样推倒那些还没倒塌的危楼，怎样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

5月19日5点30分，都江堰再次发生余震。

前线一切安好，感谢各方的关心，我们会继续留守前线。

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