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笑中，墙橹灰飞烟灭

幸！老天不弃刘翔

Mon, 18 Aug 2008 04:49:00 GMT

    刘翔退赛了，大家还没缓过神来，各大门户网站就已经在第一时间转载了这个消息。公瑾也不由得长舒一口气：老天还是没有抛弃刘翔。

    可以想见，挨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体、舆论、网民等等，会对刘翔展开口诛笔伐。对其训练的质疑、做秀的疑问、心态的揣测，甚至是那n套市中心地段的豪宅，都将成为未来论坛上“翔黑”和“翔蜜”们交锋的焦点。

    没办法，谁让他此前这么顺呢？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毛孩子，一夜之间在雅典成名，荣誉、奖金、别墅、广告，以及诸如“上海的速度”之类的光环，一下子统统扔给了他。
    年少成名，封侯拜相。
    换成谁，大家都会嫉妒。
    换成谁，都会有一阵子小迷茫。

    我并不想探讨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刘翔的重伤，又是什么隐瞒了严重的伤势，让所有国人在今天11点50分以前都这么期待刘翔。
    我甚至不想去怀疑刘翔究竟是脚肿了，还是心肿了。

    即便这些都真的是刘翔的“一人之罪”造成的，那又如何呢？
    这就是刘翔应当接受的。

    日中则侧，月盈则亏。
    刘翔的人生曲线是应该往下缓冲一下了，即便这次缓冲将是其人生的底谷。
    但只有这样，刘翔才有冷静的机会、才有思考、才有体味人情冷暖、才有感悟人生的小小喘息的机会。只有这样，刘翔才能走更远的路。

    如果还有人能记得98年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如果还有人能同情昨天埃蒙斯的那个4.4环。
    就请不要对刘翔再苛责太多。

    或者，想骂、想嘲笑、想扔东西，也尽请自便。这些也都是刘翔所需要的。
    如果他不能过这一关，那么公瑾窃以为，即便刘翔拿了这块金牌，也无意义。
    作为一个人，而非运动员，他的路还长。

   老天爷还是没有抛弃刘翔。
    没有再送给他一块鸟巢的金牌，没有把他继续扔在赞誉和金钱中，让他继续腐蚀，让他退化。

当男性足球运动员身披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上庆祝胜利

Mon, 11 Aug 2008 05:08:00 GMT

当男性足球运动员身披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上庆祝胜利

——谢天，谢地，谢亚龙

智慧 CHINA 说:

小日本昨天特冷场。中国人都嚷嚷“日本人回家”，一直在给尼日利亚队加油。

最后尼日利亚赢了还批上中国国旗围场跑了一圈呢。

你们那情况怎么样？

新闻晚报公瑾说:

老样子阿。

科特迪瓦一进球，全场就喊“谢亚龙下课”，老外跟着一块喊。

节选自公瑾和天津老家的妹妹的msn聊天内容。

第二次了，当科特迪瓦进球后，上海奥运男足赛区八万人体育场看台上雷鸣般的响起了“谢亚龙下课”的呼喊。球场上的黑人小伙们感激涕零，纷纷向球迷致敬；看台上的少数科特迪瓦球迷也扭动着一身奇装异服，笑开一口白牙，忘我地随国人高呼：“下课！”

不能怪咱中国球迷不给人家非洲同胞面子。谁让8月7日和8月10两场比赛，科特迪瓦的场次都和中国国奥队同一时间呢？谁让科特迪瓦在上海一进球，国奥队同时就在沈阳丢一个球呢？

也不能怪人家科特迪瓦球迷掺和中国球迷“倒戈”，人家那是把“谢亚龙下课！”当作汉语版的“科特迪瓦加油！”了。

几分钟后，同事小木发来消息说：中国队一哥们揣了人家小弟，罚下去了。

又过了几分钟，小木又发来消息：郑智也被罚下去了，中国队9打11，0：2。

同时，“谢亚龙下课”的声势达到最高潮。球迷甚至造起了人浪，现场一片欢欣鼓舞、激动人心的场面。

对此，公瑾很愤怒，非常愤怒。

往大了说，这是误导海外友人学习汉字汉语。

万一哪天那些黑老外衣锦还乡了，把亲朋好友召集起来说：“来来来，哥几个来上一堂中文课。”

问：“知道汉语里面咱‘科特迪瓦’怎么念吗？”答：“谢亚龙！”

问：“知道‘加油’怎么念吗？”答：“下课！”

更何况，往小了说，国奥队输球也不能怨谢主席啊，那明显就是裁判的问题嘛！

咱是东道主，还自封“梦八队”了（梦想进前八），裁判咋就不帮忙呢？！

公瑾以为，这才是咱国奥输球关键！

只要思维正常，其实都会佩服谢主席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放弃世界杯，是为了“全力备战奥运”；解雇05年世青赛的功勋教练克劳琛，扶正贾秀全，是因为克劳琛“不合奥运要求”；高薪聘请杜伊科维奇，那是为了“奥运保八争四”；半个月前又解雇杜伊，扶正“铁蛋”殷铁生，那更是为了“保持奥运士气”。

谢主席为了这次奥运足球赛就差松裤腰带了，再不多给咱几个点球、多给人家几张红牌，这还象话吗？！

咱泱泱大国，诚信为本。上海赛场这边拼命为阿根廷队加油图的是什么呢？

可这裁判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咋就这么不懂得替领导分忧呢？咋就这么没有大局意识呢？咋就和“和谐奥运” 这么格格不入呢？咋就不吹个“爱国哨”呢？咋就不帮咱射个门呢？咋就。。。

唉，咋就怪到咱谢主席头上了呢？

说到底，公瑾力挺谢主席！

足球可以不看，国家队可以解散，男足可以阉了去踢女足，但咱谢主席决不能走！

最后，请诸位扪心自问：多少年了，咱中国足球有过像昨晚天津那样的“盛世景象”吗？

据天津小妹反映，昨晚天津全场球迷一边倒支持尼日利亚，后来小日本的球迷看了一场比赛就待不下去回家了。倒是尼日利亚的球员赛后披上国旗绕场一周答谢球迷——这可是咱中国的五星红旗啊！！！！

谢主席该欣慰了：男性足球运动员身披中国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上庆祝胜利，多少代国人的梦想啊！！！今朝终于成真了！！！（泪如泉涌）

甭说了，一句话表达草民公瑾此刻的心情：谢天！谢地！谢亚龙！！！

结语：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将此联赠与我方英明的足协主席谢亚龙。这句话正是谢主席一生的真实写照。

馒头也是凶器——奥运上海赛场之安检、餐饮篇

Fri, 08 Aug 2008 02:39:00 GMT

8月7日晚7点40分，阿根廷和科特迪瓦两支国奥队已经在唱国歌了，公瑾却还在八万人体育馆16号看台外的小卖部排队，为了一瓶矿泉水或者一块面包，大部分观众都要等上至少45分钟。

确实，奥运赛场的安检让人大开眼界，开包、照身，比机场严格多了。横幅自然不能带，液体不能带，打火机不能带，“易丢掷的食品”也不能带。安检排在公瑾前几位的一个哥们因为带了几个有点发硬的馒头，虽然馒头还没硬成砖头，但还是被作为“疑似凶器”给留在了外面。一时间，赛场安检口“瓶潮汹涌”，不少大汉仰着脖子、闭着眼睛，往肚子灌大瓶装的可乐，看的远处拾荒直咽口水。

公瑾虽说把汉堡、鸡块塞在了包的最底层，不过还是被安检人员搜了出来，好说歹说，和这位八杆子打不着的四川哥们认了个老乡，总算带着麦当劳叔叔进场了。还没走远，就听到身后的兄弟姐妹们都开起蹩脚的“川普”（四川版普通话）和那位老哥套近乎了。

可老外实诚，而且就算有一两个精明的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能学会四川话，所以老外过安检基本就像老革命闹离婚——“净身出户”了。基本除了假发和国旗，就单枪匹马进去看球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两场球赛的时间跨度是5点至9点半，吃的和喝的还有抽的（打火机）统统扔在了外面，吃饭怎么办？

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像公瑾一样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体育馆内还怕没人挣这个钱？

但在小卖部前站了40分钟、比赛眼见就要开始时，很多人焦躁、愤怒兼诧异了：怎么这么慢？

公瑾简单计算了一下，8万人体育馆，昨天基本坐满，就算4个人一伙去看球，也就是说有2万人要去买吃的、喝的。但整个体育馆统共只有二三十个小卖部，每个小卖部最多4个窗口；同时“移动小卖部”又是禁止的，所以平均一个窗口至少150人。每个人买东西、付钱、取货最少1分钟吧，（碰上个把还要煮茶叶蛋、烤香肠等夹缠不清的顾客，那时间就更长。）那就是2个半小时。

这么算来，公瑾最后用了50分钟买到晚饭，还是庆幸的。

该回家了——写在撤离前线之际

Thu, 22 May 2008 16:27:00 GMT

晚上10点半，都江堰暴雨入注，我带着陈海翔、李一能两个新到前线的记者狂奔进入天伦小区。我是来和老乡告别的，并把两位新来同事介绍给他们。

我就要回上海了，就要离开前线了。

第一天来到都江堰，很激动。和唐舸两人各背着20公斤的登山包，在烈日下和尘土中，在二环路上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路边的军用帐篷连营数公里，天上的直升机结对而过，贴着巨大红纸的车呼啸而过，红纸上的字大同小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扛着相机、背着大包匆匆而过的人还会热情的打个招呼：也是记者？

虽然很累，但我们很兴奋，即便住在满是虫蚁、寒风彻骨的军用帐篷里，因为我们终于来到前线了。

后来，在废墟上，我们遇到了民兵救援队的张少校，他站在废墟上、拦着大铲车，用沙哑的声音喊：“下面有活人！”也是在那片废墟，我们第一次闻到了一种叫“尸臭”的味道。

当晚，我们跟着消防队，看着他们在一个晚上挖出了5具尸体，看着遇难者的亲人哭昏在废墟上。

回到帐篷，很累，但我们明白：这就是前线。

第二天，我们在另一片废墟上站了9个小时，滴水未进，为的是等待一个叫张小平的被埋者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他已经坚持了129个小时。

一开始，我还发回消息：今天抓到大新闻了！

但随着时间的逝去，最后，和现场200多个站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楼前的记者、救护队、医疗队一样，我只祈祷一件事：张小平能活下来。

当晚11点，张小平被救了出来，还活着。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抓起相机冲向张小平的担架时，耳边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响彻云霄。

那一晚，我们步行2小时回到帐篷，精疲力竭。彼此在黑暗中直了直腰，开始写稿，我们知道，很多人等待着这篇稿子，等待着它带来的希望。

第二天凌晨6点，当我们撑着最后一点力气，上网发回这篇稿子时，看到了网上的消息：张小平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

我们彼此安慰：这是前线。

再往后，我们跟着红十字车队来到银厂沟。后来才知道，进银厂沟的路其实就是在那天才开通的，此时已经震后6天。

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有废墟；能闻到的，只有废墟下发出的尸臭；能听到的，只有我们自己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能遇到的，只有两个活的生命：一个弯腰娄背的老头，一条始终看护着自家废墟的狗。

第一次，知道“死城”的含义。

那天情绪很低落，因为我同时接到了撤回上海的命令。

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想留在前线还是离开，

最后，我们去了一次绵阳安县。

在那里，遇到一个新上海人，开了4天4夜的摩托车，横穿2000公里，在灾区找到了他带产的老婆，最终他们的爱情结晶在灾区前线被长海医院拯救。

离开前，看了一眼他们的宝宝。她躺在军床上，被一个罩饭菜的盖子罩着，熟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说，小家伙昨晚闹腾了一夜，现在踏实了。

突然，小不点儿举起了双手，动了动嫩嫩的嘴唇，换了个姿势继续睡了。

那个时候，好像有个声音对自己说：该回去了；灾难，也该结束了。

前线日记之三：那一夜，在灾区车库

Tue, 20 May 2008 18:53:00 GMT

“他昨天就转移去温江复课了，我们备了两桌酒菜等到晚上8点，还是没等到你们”，晚上10点半，都江堰市天伦花园小区，一见面，杨掘妈妈就用浓重的“川普”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杨妈妈后来用告诉我，杨掘其实上午就该转移了，但一直都在等我，出发以前还特地到门口的上海市消防救援队打听我们的下落。

杨掘就是为我和唐舸提供开水、食物、衣服、充电、牛奶，并且充当当地导游以及临时保姆甚至临时妈妈的那位女主人的儿子，也是少数留守都江堰市的居民之一。

论交情，我和他只一起吃过一顿饭，简单的谈过一次话。

来到都江堰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拖进了他们家的露天晚宴。饭桌上，杨父杨母对我所毕业的学校羡慕不已，问起杨掘今年的高考目标，杨掘老实回答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大学，似乎是四川省内的二本。

杨掘非常老实，老实到总是被家里的姐姐和两个妹妹欺负；老实到在我搬着笔记本到他们家车库（他家临时住车库），忙着写稿时他却陪在我旁边聊天，而丝毫不接上海人所谓的“灵子”。

聊天的内容也冗长无趣，比如我的职业、去过的地方、乃至我的爱好、我的理想。

“你呢？”这是有效节省脑力而又能同时保证谈话氛围融洽的一个回答。

杨掘认真的回答说，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以前读书不用功，喜欢玩电脑游戏，荒废了青春，现在觉得很懊悔，很想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找到适合的职业帮家里。他说自己性格太闷，不适合出去闯，想在都江堰找份稳定的工作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这次地震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会更糟。

最后，我有意无意的陷入了沉默，他就拿了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看着我敲击键盘。他姐姐开玩笑：“你快成这个记者的粉丝喽！”

杨掘不管，继续看着，直到半夜12点半。

临他走，我礼节性的说：你能想到这么多还是很懂事的。

杨掘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能在这次地震中活下来，就要好好珍惜。”

那顿晚饭上，我和杨掘说：“考进复旦，我在上海给你接风！”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虽然你我，以及在场所有人都不太相信真会有这样请功的一天。

哥们，好好考！不用你来上海，我会再来都江堰，为你庆功。

这是我欠你的。

前线日记：废墟中的烛光酒会

Sun, 18 May 2008 21:42:00 GMT

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在凌晨2点回到都江堰驻地了，精疲力竭，恐怕写完稿子又得到早上6点了。从银厂沟回来的车上和唐舸算了一下，入川以来，我们一共吃了4顿真正意义上的饭，睡了11个小时的觉。在我们的帐篷晒干以前，一张床铺成为了我们目前最大的奢望，天杀的暴雨。

比较意外，银厂沟认识的志愿者邀请我们去周边喝点小酒。理性地想拒绝，但最终还是感性地同意了。这些志愿者都是性情中人，花存折、开爱车、骗老婆也要来救灾的至性至情的男人。

更意外的是，喝酒的地点是驻地隔壁的小区，都江堰市区的重灾区之一。倒塌的房屋废墟已经被清空，在四周的危房当中，当地的10来户居民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帐篷、砸坏的轿车。

“活着比啥子都好！”帐篷阵中间，退伍军人蒋光明举着啤酒瓶向大家祝酒，在场的居民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朋友，当然，无一例外的失去了几乎一生的积蓄，“想开点！活着，就对得起那些走掉的人！”

两支蜡烛插在两个酒瓶上，荧荧的亮着，是整个停电小区中的唯一光源。

突然想起来大学学过：至亲去世后就喝酒，是所谓的大不敬。

但马上想到另一个画面：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在满目猖宜的家园中种花，不种粮食、不盖房子，而是种鲜花。

“烛光酒会”的现场，没有一人流泪，没有一人激动，也没有一人说些激动人心的话。

大家唠家常似的轻声聊着。一切都很平静。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和这些人在一起，看着他们到时怎样推倒那些还没倒塌的危楼，怎样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

5月19日5点30分，都江堰再次发生余震。

前线一切安好，感谢各方的关心，我们会继续留守前线。

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前线日记——5月16日于都江堰

Fri, 16 May 2008 22:44:00 GMT

都江堰坐车、吃饭是不花钱的，而且天经地义。如果你是受困者，那么接受援助是不容推脱的.相反，如果你是来支援的，那么当地老乡会帮助你，因为感激，救援队、志愿者也会帮助你，因为你是同志。

下午5点半，笔记本彻底没电，但稿子还要赶，只能求助市消防局的救援队。政委带领着我辗转来到一个小区，都是5层楼的小高层，错落有致，造型别致，虽然遭遇地震，但这里的楼房都没有倒塌，隐藏在竹林内的池塘内依旧显得歌舞升平，几条金鱼悠闲的晃来晃去。很难相信有这样精致、典雅的小区，更想不到是在灾区之中。一时很有些恍如隔世、惊入桃花源的感觉。

整个小区的居民已经基本逃散出去，只留下了一个不到10人的大家族，作为小区的留守部队兼物业兼保安兼居民,不过小区的道路非常整洁，丝毫看不到4天前逃难时的慌乱。这个大家族非常热情，提供了我仅有的一个插座，在我第二次咳嗽后，女主人送来了纯水，这东西在灾区很珍贵；在我第一次抓痒后，女主人的侄女就问我是不是因为蚊子多，我承认是自己好多天没洗澡了，但起身后却发现背后已经烧了大半盘蚊香。

6点左右，唐舸来电说自己的相机没电了，让我赶快带相机去防火门厂支援。懵懵懂懂的跑上大马路，猛然发现这个城市几乎就没出租车。没办法，学老外，站在马路边敲大拇指搭车，先停了一辆坐满人的车，司机让我别急，他帮我联系车送；还没来得及和他客气，居然来了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面前，司机很实惠：“我的车坐满了，但这会儿的车都是满的，记者同志就将就着挤挤吧。”

当然将就，后排已经坐了3个黑黑瘦瘦的男人，算上我一共4个男人挤在2个座位上。快到了目的地才了解到，这3个人是汶川人，打算爬山返回老家寻找亲人，而这位出租司机是义务送他们到能够达到的最远处。下了车，发现距离唐舸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但又毫无头绪，最后，一位睡在马路帐篷的当地老伯带着我穿了一条小路找到了目的地，这条小路两边都是震坏的房屋，老伯告诉我：平时他不敢走这条路，但是现在赶时间，只能带我碰碰运气抄近路。老伯今年77岁。

交给唐舸相机，开始往回赶，同样搭车，这次送我回去的是一对开比亚迪的夫妇，上了车才知道，这两人是外乡人，连路都不认识，来灾区找他们的亲戚。

回到“桃花源”小区，继续写稿。晚7点半，留守的家庭开饭了，不用说，在一通听不明白的四川话中，我明白自己是非得和他们坐一桌吃了。饭桌就摆在小区的花园中，几个长条凳拼成了一个饭桌，菜肴相当丰富，四川的回锅肉、四川的卤肉、四川的鸭子、还有四川的什么八大菜等等，非常非常可口。饭有点夹生，但非常香。

饭后，我继续在充电插座旁捧着电脑写稿，大约11点的样子，唐舸回来，女主人又递上了一碗面。然后边写稿，边和唐舸、消防队的队医以及男主人聊天，小区幽静的甚至连我们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只有清新的空气，和竹子的沙沙声，一时间，甚至想不起身处何处。

然而，凌晨1点多，连续两次剧烈的晃动，所有人一下子从静谧的黑夜中逃了出来，地震了。

10秒钟后，一切回归平静、安逸。倦倦的聊了一会儿后，各自散了，唐舸说身体散架了，明天早上5点起来再补充我的稿件，拼成一篇。

1点50分，终于再次连接上网络，发回了最后一张照片。

睡了，根据我和唐舸的时间表，明天就要强攻映秀了。

男主人姓杨，当地老师，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等你凯旋，我们继续在这里，都江堰天伦花园小区，一醉方休！浓郁的四川口音，太赞了！

士不为战，留命何用？

Thu, 15 May 2008 03:03:00 GMT

上四川灾区前线了，经历了期待、失落、坚持，机会终于降临了。

线上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想去前线？

想了半天，我只能回答：这是我的职业。

不敢奢谈伟大、奢谈勇敢，伟大的是那些废墟下保护孩子的母亲。

和那些空降在裂缝和洪水中的士兵一样，这是我们的职业，这距离我们的理想最近。

打仗了，士兵不上前线，留着命干嘛。

这个时候不去前线，报社养着我们干嘛。

车展归来不看车，看车模

Mon, 21 Apr 2008 09:36:00 GMT

在“做人不能学xx，说话不能cnn”之后，应该再加一句“办事不能像车展”了。

下午刚从第十届北京车展回来，飞机上几个同行达成了共识：车很失望，展馆很糟糕，秩序很混乱。概括起来：“来看车展，很傻，很天真。”

不过车模还是不错的，放到了相册上，虽然没有到“很黄、很暴力”的地步，不过有兴趣的还是可以去看看的。

这算是在给北京车展挽回颜面吗？

好像不是。。。

民工让上海的雪景增色

Tue, 05 Feb 2008 14:41:00 GMT

又发完了一篇截稿消息，静坐了一会儿，一时感觉有些怪，想了想才发现：眼下突然没事可做了。

很久违，细算起来，自1月28日的大雪一顾倾城之后，“空闲”二字就基本和公瑾绝缘了。用一个条线同行的话说：不是机场、火车站，就在去的路上。用同事王老师的话说：小王每天在报社除了打字，还是打字。

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悲壮和感动，倒不在于公瑾像谷子地谷连长那样硬撑了多久、写了多少稿件，而是公瑾终于从这场大雪的开始走到了结束，完整的经历、记录了这场50年不遇的大雪。

想来，正是这样的人生阅历和体验，才使得当年的公瑾投身成为了新闻民工。

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细细品味这场雪了。

想来遗憾，对公瑾而言，这场让上海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的雪景只局限于几个地方：两大火车站、两大机场，以及去这四个地方的路上。委屈小乔了，在她看着雪景联想到《冬日恋歌》的绚烂场景时，公瑾正蹲在火车站地下候车室嚼着农民工弟兄们递来的达能饼干。

其实农民工兄弟们真的很开朗、很坚强，有时候让公瑾都自惭形秽。

事实上，凡是去过火车站地下候车室的人都能感受到：顺着楼梯每往下走一个台阶，都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臭味就不说了，地下室的兄弟姐妹们不仅把吃剩的方便面、包子、煎饼等等扔在地上，在无数皮鞋的践踏和雪水的融化下发出阵阵恶臭。而更绝的是，由于地下候车室的厕所是收费的，所以很多弟兄们为了省钱省事，就直接。。。。。。

地上的脏也由此可见一斑了。公瑾还记得第一次踮着脚走进候车室的情景，当时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无立锥之地”，要么把脚送进一滩黑水里面，要么就在一滩分辨不出原材料和颜色的垃圾上走过。同时，地面上的脏水还会源源不断的顺着楼梯往下流，带来不断更新的垃圾和恶臭。

也别以为地下候车室能像淮海战役里我军修筑的战壕、地坑那样安静暖和。其实，所谓的“地下候车室”在平时是地下停车库，连接火车站的地下出租车候车点，和地面的气候是连通的。这个好处是农民工弟兄们不用担心闷死；坏处是候车室的温度比地面还冷，因为地下的潮气重。当然，民工们也不能指望在候车室睡觉休息了，因为24小时都有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在他们边上经过。

写到这里，真的很为这些民工兄弟们抱不平，当时公瑾在候车室和一个哥们开玩笑，说：你看我为了你们，鞋子都跑的结冰了，不信你踩踩看。这哥们实诚，还真的用手指按了按公瑾的鞋：“嗯，还真是硬的。”这么多天了，公瑾第一次有了想哭的感觉，这哥们的皮鞋都快开裂成拖鞋了，里面裹着不下两双袜子，但脚趾头依然有事没事出来透透气。

但就是这么一些人，候车室看厕所的要收他们一块钱，地面上方便面的价格则快赶上了味千拉面，南站候车室的管委会人员更是像看守囚犯一样看着这些民工，煞有气势：“哪个让你和记者说话的？快滚回去！”、“你读没读过书？这儿是出口！绕个圈子再进来！”

操他狗日的，猪八戒戴上眼镜就冒充知识分子了。

但是农民工弟兄们倒好像不介意，公瑾不研究社会学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暂不探讨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豁达”或者“坚忍”的，就罗列些表象吧。

比如厕所每人每次收费1元。

一个回安徽梅龙镇老家的哥们姓刘，成天在地下候车室里面乐呵呵的，好像在野营一样，在地下车库的中央安顿了同伴和媳妇，右边半人多高的垃圾堆被视为粪土、身后真实的粪土则被视为无物。告诉公瑾：这儿的位子算是好的了，昨晚是在入口处过的夜，那才叫冷。

但厕所收费的霸王条款还是激怒了他：“你们女人就是屎尿多，走，拿去吧，拉干净些！”身边蹲着的媳妇就带上一块硬币去厕所了。

虽然嫌老婆的排泄频率很让这哥们破财，但归根结底，老刘自己也有责任。“多吃点！不吃咋行呢？！就当药吞了！”“别噎着了，要不去买些水吧，我看这儿的水桶已经有一阵子没人往里灌了。咋别等了。”

当然，这哥们自己是不吃不喝的。不过老刘毕竟不是骆驼，还是得排泄。这不，老刘和2个老乡打算跑到墙角就地解决了。“别当着人家记者丢人！！！”老乡小孙的媳妇尖叫喝止。没想到，始终在自家媳妇面前呼来喝去的3个大小伙子，还真给镇住了，系起裤带，开始抠抠缩缩的往兜里挖硬币了，满脸的羞愧。

可惜公瑾当天一个上午没喝水，否则早拉开皮带和他们一起去墙角排队了。

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写民工，和雪景没啥关系，而且用词粗鄙，扫了不少人的兴致吧，公瑾这儿给大家赔礼了。但也到此收笔吧，要养精蓄锐去陪小乔血拼了，狗日的这两个月都没怎么见她。。。

两天前和空管局吃饭，听说大年夜还要有场小雪，饭桌上一共10来个记者，顿时吓晕了一半，还有一半没吓晕是因为才接手这线：原来的条线记者已经病倒或撤回老家了。

但公瑾觉得，那会儿没了民工，上海的雪景也一定会失色不少吧。

许多年后，和小乔或者小公瑾谈起这场雪时，公瑾会很想念那个火车站地下室、想念老刘、小孙、大冯们，想念这些民工兄弟姐妹们的。

那个时候，老刘和他媳妇也会想起这场雪、想起地下室、想起那个吃了他们很多饼干的记者吗？

我不是一个人——暗访的背后

Mon, 17 Dec 2007 10:20:00 GMT

今天，部门吉老师特地订制了一个蛋糕，说是专门为公瑾准备的。打开包装，只见蛋糕上赫然涂着几个字：“牛人王智宇。”用任何语言来表达公瑾当时的心情都是浅薄的。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次庆祝的理由：不是庆祝公瑾暗访的顺利完成，而是庆贺公瑾“活着回来”了。

在《“无痕盗车”逼近上海》见报的当天，一个同行问公瑾：“这样危险的任务，你们报社是怎么动员的？一定很悲壮吧？”。

公瑾想了想，说：“是的，报社要求我安全第一。”

或许有很多业内业外的人都很好奇：看起来精彩刺激的暗访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惊心动魄和气壮山河呢？

公瑾想来想去，只想到了临行前报社的三句话。正是这三句话，支持着远在南国的公瑾鼓足勇气与黑商周旋，完成了从业以来最惊险、最刺激也是最出色的一次采访经历。

1，“遇到问题，打我手机”

说这句话的不是某个警察或是当地黑帮大佬，而是报社总编寿老师。

在出差报告上签字时，寿老师的第一句话是“注意安全”，然后告诉公瑾，他在广州、深圳的人头很熟，如果我遇到了什么危险，就马上打电话给他，他有办法。

平心而论，在当时刚听到这些话时，公瑾觉得很好奇：难道老板的电话比当地的110还管用？但直到暗访开始之后才发现，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无论是110还是别的电话其实都是没有机会拨出的，否则警匪片也不必拍的那么精彩了。

因此，寿老师所给的那个号码和那句承诺，更多的是一种支持，

当我被锁在那个小车厢、手机信号被屏蔽，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有机会，至少还有老板的“万能号码”能用，还有个人能救我。

2，“安全第一，稿件第二”

这是吉老师在给公瑾送行时的关照之一，另一句则是“想好逃生路线。”自始至终，这两句话是部门领导有关此次暗访的唯一指示。

关于第二句话，公瑾是切实照做了的。关于暗访地方的安排，公瑾当时设了两条标准：一要冷僻，能够方便黑商演示偷车；二又不能太冷僻，公瑾不是吕布，动起手来打赢了最好，打不赢至少还能有路逃。

还好，广州开发区多，这样路的不算难找。公瑾最后和一个黑商在广州机场路边上的一条小马路碰头了。这里黑商可以放心给记者演示“解车”，同时由于临近大马路，来往车辆较多，在全过程中黑商始终四下张望，颇有所忌惮。

3，“每半小时，发我消息”

这是部门同事小木在公瑾准备和暗访对象接头前，发给公瑾的短信。

在此后大约2个多小时时间内，由于所有在场的手机信号都被黑商的“GPS信号干扰器”所屏蔽，因此不仅公瑾无法发出任何信息，小木打给来的电话也打不通。

等最后摆脱了这些黑商，手机恢复信号后，公瑾一口气收到了小木3、4条短信，“怎么一条消息都没有？”、“情况如何？见消息速回”等等。不一会儿，小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语气很直接也很焦急：“没事吧？”

回上海后才知道，小木当时真的很急，甚至于打算报警。

说公瑾不害怕是假的。就在暗访结束后，黑商不由分说的要送公瑾回宾馆，进入大堂后，两个人直奔前台询问是否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客人叫“张Q”（公瑾所用的化名）住宾馆，并且指着公瑾问前台：“这个人住哪个房间？”

这也是整个暗访过程中，公瑾距离身份暴露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让公瑾后怕的时候。

但1分钟之后在和小木的通话中，公瑾又开起了不着边际的玩笑，因为当时公瑾知道，远在上海的后方，很多人都等待着公瑾的消息，等待着这次暗访的成果。

回想起当时刚和黑商接头，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你那拨人胆子很大嘛，就派你一个人来？”

当时公瑾回答的很淡：“是啊，不像你们排场大，还带个跟班。”

其实正确答案是：“不，我不是一个人。”

伤逝，军人，记者

Mon, 03 Dec 2007 01:51:00 GMT

11月29日上午7点，外公走了。结束了5年的病榻挣扎，结束了80年的人生。

外公是个军人，81岁已属长寿；外公是个军人，所以最后的姿势也是挣扎的样子，双腿蜷缩，双手握枪冲锋状，拳头紧握，以至事后都无法分开。外公是好样的。

外公姓郭，喜欢男孩子，可惜生了3个女儿，独苗儿子偏偏也不随老子愿，生下了我表妹，自此郭姓到我舅舅一代为止。妈妈以前经常和我说：外公是个老封建，姓郭的断了香火可能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了。

不过，外公的3个女儿又生下了4个儿子，总算给老人家一点安慰。一如当年他娇宠舅舅，我们表兄弟4人成了外公的宝贝。我14岁以前人生的40%，也就顺利成章的在外婆家度过了。

外公是个军人，话不多，印象中除了和外婆吵架之外，最爱说军旅生活。碰巧，我也是个从小立志从军的人，也就成为了外公在家中的知音。虽然每每在外公鼓励我从军时，总有舅舅、姨父、爸爸在边上说：好男不当兵。

外公告诉我，他是新四军的战士，官居连长。

“哦，那你们一定生活很苦吧，吃野菜？”“不苦，新四军条件好，吃面包。还有皮带。”

“打过日本鬼子？”“怎么没打过？！”

“杀过多少敌人？”外公思考了很一会儿：“嗯，枪毙过几个。”

“哦，这太没劲了，你怎么不冲锋？”“我是在后方的。”

外公不喜欢接受新事物，收音机基本是他能熟练运用的最前沿科技了。但外公喜欢看战争片，随着年岁增长，每每在片中看到解放军战士冲锋就呼吸加速，喉中发出呼呼声响；后来甚至看到士兵行军都会激动不已。有一天外公指着陈毅身边的小跟班说：这就是我。全家哗然。

事后证明，外公的很多话并不可靠。在大礼那天，老干部局领导读悼词，我几乎觉得悼词中的那个不是我外公。外公45年才加入新四军，那时候抗战基本结束，老爷子在阵地上与小日本接火的可能性不大；外公只是个通讯长官，官方有记载的最佳表现是在“一江山登陆战”的演习中，估计以往那些作战的光辉事迹大半是为了迎合他外孙的需要。

而最出乎意料的是：我外公是个记者。根据官方简历，外公完整的读完了旧社会的小学和中学，并在46年至47年进入华中建设大学深造，次年又到了什么大学读新闻专业。最后分配到新华社淮海分社见习。

我很清楚的记得，在我正式签约《新闻晚报》后，外婆家全家老小说道：“我们家有了第一个记者。”外公当时似乎就在边上。

大礼结束，我问我妈，是否知道外公以前干过记者。我妈回答：“不知道，很多经历我们姐妹也是第一次听到，好像生日都是第一次确实。”

“你们居然没帮他过过生日？！”

经过了多方考证，我妈妈和阿姨给了我答案：“只过过一次生日，80大寿那次。”也就是说，外公去世前的那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一次生日。

不过我多少还能稍感庆幸，因为至少外公的军旅生活是我了解的最多。外公入院多年，印象中只有两件事情能够让他明显振作：一件就是在外公神志尚清楚、尚有表达能力时，我跑去和他聊战争岁月以及陈毅、粟裕的种种；另一件就是在外公临弥之际，我告诉他，我会带我女朋友来看他，让她也听听我外公的革命事迹。

神志不清、目光呆滞的外公，居然流泪了。

事实上，直到那个时候，我都坚信：革命是外公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直到在火化仪式上遇到我舅公，他告诉我妈妈还有阿姨们：外公曾在解放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往苏联学习，但他当时执意娶我外婆——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女儿，所以前途就此终结。

也就是说，我外公一生中最辉煌的旅途，在他30岁结婚时就结束了。

此后，那个“陈毅边上的小跟班”就在上海一个小灯泡厂待了30年。

火化仪式那天，看到了很多久违的面孔：和舅舅离异多年的舅妈、大表弟等等。看着这些人一起出现在外婆家，看着舅妈重新在那个熟悉的厨房给我们弄吃的，看着阿姨、舅舅少见的齐聚一堂，突然感到很幸福。

这些都是我童年看的滚瓜烂熟的景象，也就勾起了我童年式的幸福。

可惜外公不在了，外婆也住在医院中，否则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吧。

在送走外公的时候，和我妈妈说起，外公和外婆的命截然相反——外公一生都过不了好日子，虽然他离休后每月有7、8000的收入，看病、坐车等等都不需要花销，子女也没一个人需要靠他养活，但是老爷子不会享受。外婆则不同，文革时就由于家庭背景而从此断了前景，早早退休在家带孩子、带孙子孙女，但外婆很开心，除了和外公怄气吵架外总是乐呵呵的，即便已住院多年也不觉得痛苦，因为外婆得的是老年病。

火化那天，和阿姨、舅妈去医院看了外婆，一如既往的开朗。因为她还不知道外公的事情。只是在病床上关心舅妈离婚之后的生活，是否有人照顾、是否有人烧饭等等。

外婆最迷信，以前总是在外公的严肃注视下和我们讲种种迷信故事，因此我不怀疑她能够通过某种感知了解到真相，但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此后会发生什么。

那天离开医院前往外公的殡仪馆，外婆突然说她看到了一幅画，上面有很多漂亮的女童。

或许，外公就在那里吧。

外公走好！

婚礼-母校

Sun, 28 Oct 2007 05:05:00 GMT

上周五，在复旦皇冠假日酒店参加了杨冬和吴繁的婚礼。酒店的这头，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另一头，还是我的母校，复旦附中。7年了，翻墙、打球、翘课、喝酒、夜游、谈恋爱，重新回到国权路，感觉连空气都是熟识的，一切都像是昨天才发生，又好像明天还能再重新来一次。

我知道这一切都已经过了，看着新郎在台上细数恋爱的种种，看着新娘在胡老师的煽情下热泪盈眶，我开始明白，很多东西已经不再属于我，但也有新的东西需要我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站在宾客前，面对我的新娘。

酒席散尽，已是夜深人尽，熟练的闯过红灯，让开在人行道上骑车的师弟师妹，我就回到母校了。一切步骤非常自然，自然得竟让我有些惊恐，仿佛下午刚从这里走出来，又仿佛从来就没从学校出来过。

什么都没变，硕大的毛主席像、宽阔的干道、凌乱的社团横幅、狗啃一样的双塔楼、矜持的单行女生、做贼似的单行男生，以及在这些单身汉中高调谈笑的恋人。

在复旦，一切似乎是定格着的，包括我。所以没人留意到我，一个相比起来穿的更人摸狗样的师兄；我也没感觉到任何突兀。于是大家便熟练的在相框中找到了各自该站的位子，仿佛这校门隔绝了内外，而这校内的天地中，一切就本应当如此，并永恒不变。

应当承认，在酒席上，当新郎一边放ppt、一边念“致老婆的一封信”的时候，我在流泪。于是只能把身体扭过去，假装在看映像，其实我什么都看不清，只是在思念我的女友，一个同样陪伴了我多年、撑持了我多年但却连一件衣服都不让我给她买的女孩，一个天底下最傻的女孩子。真的很想她。

就像那晚在校园里面，我想念我的弟兄们。

从边门走到毛像，穿过二教三教、通宵教室，晃过六号楼寝室，最后来到双塔楼前。一切都是原样，甚至连心情都渐渐像当初一样的懒散了。但也终于在此时，察觉到了身边的异样。

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是我一个人走完这条路。

身边没有女友，那个几乎整天需要我陪着、还常常问我“是不是耽误了你的正事”的女孩，我似乎能看到她正挽着我、顶着风在双子楼下散步，似乎可以听见她在和我说话；也没有了室友，没有了那帮死党，没有了那些个成天一起谈论无聊、制造无聊的弟兄们，那群无论做什么都在一起的家伙，我能够看到我和他们半夜醉酒归来的踉跄步伐。

拨通了一个手机号，想问问一位老弟在杭州过得如何，没想到睡了，关机；于是联络另一个情圣，莫约此人正在温柔乡中，所以没敢造次，只是发了消息，也居然联系上了。

“今天喝了喜酒，然后回了学校，我结婚的时候你来做伴郎。”我说。

“真的？我的荣幸，我喝酒不行，但酒品好。”

“酒我自己喝，只是希望那个时候你能站在我身边。”

“我酒品你放心。”

想起一年前，刚毕业参加工作，散伙饭的悲怆尚未散尽。在一天中午跑到一位兄弟的单位，蹭了顿午饭，然后两人就在恒隆广场下面坐谈了一个下午，全部都在谈工作，但却没人主动提出早点回去开工。

这就是逃避？应该是，所以我在婚礼上想起了我的女友，想起了我的弟兄，想起了我的大学导师，想起了他的儿子，想起了这8年来的点点碎片。

或许，人这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让自己“逃”的地方，父母、学校、朋友、爱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包容和支持。

那么，这个夜晚，我正是从一个别人新筑的“港湾”中逃出，逃到了一个曾经能包容、庇护我的“港湾”。

我知道会有这样一天，当我发现复旦依然熟悉，但又隔阂时；当我突然发现身边的空无一人却只有余音回绕时，我明白，是时候了。

在这一天，我会失去很多，但会有新的包容和支持等待着我。

祝杨冬、吴繁夫妇新婚快乐！

虎到绝路

Fri, 31 Aug 2007 07:05:00 GMT

    “那时侯，我已经死了。”
     ——抗战时期，一位外国记者问一位中国的军人，这位军人坚信中国必将战胜日本，老外问：“那抗战胜利后，你打算干嘛？”军人回答：“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近来关于抗战的文献越来越多，考据的也越来越细致和客观，其中既有专家学者的功劳，一些民间的文史爱好者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在此也转载萨苏的一篇博客，以纪念抗战军兴70年，悼念无数战死疆场的英烈，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虎到绝路，吕公良将军之死（BY 萨苏）

　　吕公良将军，是在许昌战役中殉国的中国最高将领，然而，他的牺牲经过，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按照日本的一些资料，如防卫厅公刊战史《河南作战》里面记载日军十二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的说法，虽然证实了吕公良将军在此战中战死，但是没有找到他的遗骸，内山认为对吕将军这样血战不屈的英雄应该予以安葬，对这样的结果心中感到惭愧（日语用词为“耻”）。
　　中国方面对于吕将军的牺牲记载则不够统一，显示了史料保存和使用上的缺陷。由于抗战后局势的变幻，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抗日史料根本没有给于相当的重视，很多抗战中殉国的将领，其记载都语焉不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记载吕将军派人将在许昌督战的刘昌义军长（就是《战上海》中国民党副司令刘义的原型）送走，自己死守巷战阵亡。
　　新编二十九师中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张访朋先生，在回忆中只提到吕将军5月1日凌晨下令焚毁军旗突围，此后将军牺牲经过则不得而知。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纪录，讲吕将军率部突围，在苏沟附近被日军包围，将军驰马冲突，左右督战，被日军发现炮击，将军中炮牺牲。
　　近日，在日本翻阅原始史料，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少尉军官冈野笃夫所著《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旺史社2000年2月第一次印刷，ISBN号4-87119-123-0）和日军“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战史（防卫厅公开战史），日本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之最后》一书中，发现了吕公良将军殉国的详细过程，读过之后，忍不住拍案而起，搜集了若干背景材料来写成此文，并以此祭奠吕将军的英灵。
　　许昌会战，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一部分。豫湘桂战役，由于对日军情报工作的不足，部分精锐无法撤回国内作战，以及国民党军上层普遍存在的“等胜利”思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相当不佳。然而，疾风知劲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许昌守城之战，就是河南战役中一抹悲壮的亮色。在这次激战中，中国陆军新编第二十九师以全师覆没的代价，死守许昌，顽强抵抗，给与日军沉重打击。激战从4月28日开始，直打到5月1日，许昌失守，战斗中师长吕公良中将等多名将领壮烈殉国。实际上，许昌战役开始前，其命运应该就已经注定。
　　守许昌城的部队，只有吕公良所部新编二十九师所属三个步兵团（85，86，87三个团）和一个补充团。实际上，86团在许昌战斗前于4月18日奉命在郑州投入黄河河防之战，被日军37师团击溃，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因此，吕师长部下其实只有85，87两团还算完整，补充团由于是壮丁组成，尚未训练完毕，基本没有战斗力，而即便算上补充团，新编二十九师守城部队也不过三千余人，只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
　　攻打许昌的日军部队有多少呢？按照《河南会战》的纪录，参战部队为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包括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七混成旅团，辅以坦克第三师团一部，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合计八万余人。日军出动这样多的部队攻击许昌，原因是日军认为许昌是三国时代以来著名的“军都”，中国军队会重兵驻守。那么，中国军队呢？我的看法当时的指挥官汤恩伯并没有死守许昌的决心，整个河南战役汤第一和蒋鼎文积极内斗，互不支援，第二保存实力不愿硬拼（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不同意的朋友请等两天，我发些在日本找到的东西给大家看看），真正许昌危急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支援。有的说法是汤在附近只有一个二十九军，而且正在作战。其实仔细看看当时地图，就会发现八十七军也就在许昌旁边，只是汤恩伯舍不得投入进去。
　　真正要求死守许昌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战术问题上经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杜聿明解决龙云的时候，蒋按照历史经验，要求他必须占领碧鸡，金马两个要点，杜看了只有苦笑，这两个点一个就在杜的营中，一个离龙云所在的昆明几十里，清除龙云的战斗根本涉及不到那里。所以，死守许昌的要求，老蒋提的也许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的看法汤命令新编二十九师死守许昌的时候，也明知这里守不住，只不过是用新编二十九师的几千战士的生命，去敷衍蒋介石的命令罢了，而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对许昌的后援。
　　八万对三千，装备上更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新编二十九师打得堪称英勇顽强。日军三十七师团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日军在4月28日开始对许昌发动攻势，开始进攻的目标是北门，但是，遭遇非常顽强的抵抗。福岛前往前线，一路只见两侧到处是被日军重炮摧毁的中国军队工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有的半沉在路沟的水中，显然是负伤后无力爬上来而死在沟中。路面上日军部队充斥拥挤，汽车，马车挤成一团，原来是前方发现中国军队在路面布雷。混乱中，有骡马跑下路面，踏响地雷。这时，远处的中国军队炮兵开始对日军开炮，虽然炮的数量显然很少，但是打得很准，福岛眼看着他前方二十米处一辆辎重车被击中，拉车的骡马被炸成两段，押送的士兵则仰天摔到了道路对面，当即阵亡。日军纷纷撤下公路。
　　此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许昌北面布防严密，于是利用人数优势，迂回攻击东，南，西各门。30日，城廓战开始，许昌守军兵力太少，不敷分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西门都被突破，巷战中新编二十九师官兵大半伤亡，吕公良师长被迫下令弃城突围。
　　应该说，许昌守军的顽强表现，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与坚定有很大关系。张访朋先生曾展示了一封师长吕公良四月二十日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字极漂亮。信上说：“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由于新编二十九师的残部突围的动作迅猛坚决，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吕师长率部突出许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支凶猛的敌人，在前方等待着他。这支凶猛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第二十七师团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第二十七师团，当时属于日军第十二军指挥，但是，它和十二军其他部队不同，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关东军！它原来驻扎在辽宁锦西，因日军进行1号作战兵力不足，3月将其调入关内，4月2日编入第十二军，许昌战役后又脱离十二军编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第十二军军长的内山应太郎没有收到第二十七师团关于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报告。
　　由于第二十七师团不是自己熟悉的部队，内山担心它担任攻城任务容易和其他部队产生配合问题。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第二十七师团部队作为攻城预备队，而命令冈野（时代理中队长）所属的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直驱许昌东北方，强占许庄-郭庄之间，掘壕固守，一方面阻断中国军队援军，一方面断许昌守军退路。二十八日许昌会战打响，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立即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直插许庄，30日占领计划中的许庄-郭庄一线，埋伏下来。
　　事实上，吕公良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正是选择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这是因为日军对许昌的攻击是迂回进攻，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只有北面还有突围的可能。张访朋先生当时担任连长，他的部队就是从北面突围成功的。
　　突围而出的中国军队由于激烈的战斗而队形大乱，正撞在日军的伏击圈中，混战随即开始，由于猝不及防，中国军队损失很大，纷纷被分割包围吃掉。
　　第三联队联队部的直属部队也发现一队中国军官兵向自己的阵地撤退而来，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当即下令直辖部队投入攻击，冈野的部队，也在直辖部队之中。黑夜中，中国军队无望而顽强的抵抗着。日军发动冲锋，冈野和一个小队的士兵一直冲到了中国军队的纵深。
　　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但是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照片，确认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感到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标建立以后，不久，新编二十九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87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二十九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85团团长杨尚武，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经过，也许一直无人知道，六十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哪位在深圳，听说吕将军之子也在那里，请您替我致敬，并将此文给将军后代过目，希望能够让将军的亲人知道吕师长阵亡的悲壮经过。谢谢。

“胖老师亦知天下有公瑾乎？”

Fri, 17 Aug 2007 03:38:00 GMT

“孔文举亦知天下有刘备乎？”这是三国时期，孔融被曹操围攻甚急来向刘备搬救兵时，刘备说的一句话。当时咱刘皇叔基本只是一个北方小军阀的警卫员，怀才不遇，万没想到名闻天下的老孔“让梨”之余，居然还知道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大耳朵，真是一时多少感慨涌向心头。

今天上午，在《新闻晚报》打工的公瑾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名震上海滩地铁的“胖老师”致电公瑾，充分肯定了公瑾的工作，并对《晚报》未来的发展寄予希望，最后，胖老师含蓄的表示希望能够报道一下他的事迹。

其实公瑾与胖老师素昧平生，由于不太坐地铁，甚至胖老师的“o yeah!”式表演也是从同事处听说的。那么胖老师是如何知道“天下有公瑾”的呢？

这要从昨天登报的《地铁乱象录》报道说起。这几天，公瑾和部门的实习生小李还有摄影记者薛老师跑遍沪上地铁线路，记录了乘坐本市地铁的种种乱象体验（详细情况请看报纸）。这产生了两个让公瑾满意的结果：其一，只买了一张地铁票就在上海晃悠了一圈（虽然是地下）；其二就是胖老师主动来结交公瑾了。

为啥？因为地铁是胖老师的地盘阿。

当时，胖老师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致电公瑾：“是王记者老师吗？”

“哦。。。应该是吧。。。”（内部都叫“小王”，公瑾一下子不太习惯这种称呼）

胖：“我是你们报纸的忠实读者，我看了你昨天的报道，觉得你的专业性很好，很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不像其它报纸那么‘高端’。。。”

公：“哦，我们报纸就是关注民生的。。。”公瑾还以为真的碰到个热心读者，一时非常感动。

胖：“你的报道非常。。。作为记者，你真是。。。。”（此处省略若干曾经让公瑾热泪盈眶的形容词。）

公：“别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公瑾还在客套）

胖：“这里有个惊天新闻透露给你。。。。”（公瑾很激动）“有个叫胖老师的人，非常热心，爱帮助人，桃李满天下，总是在地铁各个车厢内介绍各种黑幕，并掌握着各项技能，百度贴吧上有xxx页的评论，国内有250多家媒体报道过。。。”

公：“你认识他？”（公瑾打断了他）

胖：“不认识，但是你们可以好好报道一下。。。”

公：“你有他联系方式和地址吗？”（再次打断）

胖：“有。。。哦，贴吧都有。。。他的事迹全国250多家媒体报道过。。。”

公：“那你介绍一下胖老师的情况吧？”

胖：“他掌握着国企黑幕，已经下岗10年了，唉，明年就是第11个年头了。。。”，这时公瑾把电话听筒交给了曾见过胖老师的同事木易，“全国有250多家媒体报道。。。”

几分钟后，木易确认了那就是胖老师的声音，之后电话就挂了。

其实胖老师不知道，那篇《地铁乱象录》是分成两部分刊登的，而按照计划，今天下午见报的系列报道第二篇中就应该有胖老师的事迹，谁让他也给地铁添了乱呢。但是，经过了胖老师的这番“公关”，公瑾和小木最后决定把这篇已经上版了的稿子给拉了下来。

也就是说，胖老师的“公关”工作适得其反。

并不是公瑾不同情这位胖老师，事实上，报社的同仁都非常同情胖老师这样的人物，也很希望能够接触他们甚至是帮助他们。但是经过了胖老师的这番“公关”，味道变了。怎么变的，公瑾说不上来。或许是新闻的纯净被污染了吧，也或许是小木电话挂的太早，以至公瑾还是没有听到胖老师那传说中的“o yeah!”

无论如何，公瑾都要感谢胖老师，至少他让公瑾有了点“名记”的感觉，毕竟沪上的知名度肯定是胖老师略胜一筹。当然，如果下次在地铁中真的有幸遇到了胖老师，公瑾或许还会和他开个玩笑、道个歉。

毕竟人家还是《晚报》的读者，是花了钱买公瑾的文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