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王安忆的小说一直在变，从内容到形式。《六九届毕业生》的作者是个清纯的女孩；《小鲍庄》的作者是个小说形式的探索者；到了那部《长恨歌》，王安忆在她笔下充满流言的上海弄堂的一侧，借用王绮瑶的一生为旧上海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再后来，就有了《妹头》、《富萍》这样带着日常生活气息的女子。
   
    小说的变是虚构，而散文，正如王安忆所说的：“在语言上没有虚构的权利，它必须实话实说”。那是不变的，且是作家真实且真诚的反映。于是就有了面前的这本《我读我看》，它是王安忆多年的阅读札记，也是作家与阅读建立的某种“信赖”。它不同于一般散文家的作品，因为后者往往痴迷于一种自怨自艾；它也不同于文学批评家的作品，因为他们往往在“象牙塔”里工作，和日常生活终究有些“隔”（《走出象牙塔》）。这些文字明显带了一种小说家的眼光和心态，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王安忆有着自己坚持的东西，那就是看看“故事讲什么”和“故事该怎样讲”。重读《包法利夫人》使她认识到小说存在着一种“更为真实的现实”并为之“折服，折服写实的残酷”。就是这种现实的力量使得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理想演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汪老讲故事》和《编故事》是她对于汪曾淇小说叙述技巧的体会和总结。而在《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中，王安忆指出了大陆的小说擅长运用方言，而台湾小说的语言往往带有书面语的特征。
   
    阅读戏剧、电影，王安忆同样是带着小说家的关注去的。《气氛》是通过对几部电影的思索，提出了气氛对于小说情节的暗示性。《日常生活的常识》则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她的审美取向：还生活以原貌。
   
    无论是小说的变还是散文的不变，都有其内在的质地。王安忆在阅读中所想要体会的是一种“人间风情”，这正是王安忆在写《世俗的张爱玲》时的起点，因为张爱玲正是要紧紧抓住这寻常世俗的一切藏起某种荒凉，才使这种荒凉更加让人感到彻骨。然而这种世俗却是“每一日有时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留下的气息；不想“猛然间一回头，就有了传奇的色彩”。（《寻找苏青》）
   
    在王安忆看来，日子是一天天流水地过去，现实到了普通的地步，才是小说的开始、发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