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11月的碎片关注和留言，想不到这篇很小众的文字，也能在这个立秋夜激起一点微澜，作为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小松松觉得并不孤独。：》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我想说：在这种理论所具有的哲学、经济学众多维度中，国内这么多年一律发展它政治学乃至意识形态这一维度。  
    任何理论，上升到这一维度，往往会产生解构主义中所谓“吊诡”，即失去它本来内涵，形式上走向理论本身不希望去的那个方向。（让我想到，余英时先生一片对胡适的追忆文章中，极力想把五四，做为一种学术文化运动，和意识形态倾向分开。）
    其次，我很欢迎碎片，对于马克思主义，做一个福柯式的“谱系学”考证，因为只有把脉络和传承关系条分缕细，我们方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再者，关于王安石，我们还有必要再回到史籍中重新关照，把更加真实的他还原出来。我还是坚信：中国学术是有良心的－－顾准也是身后才发挥其光芒。
    有时，“良心”这个说法，更多是人们对先行者，一个近乎忏悔的总结。
    我写这些文字，是带着一种清理的考量，不是想清算些什么。因为清算，会矫枉过正，再一次破坏历史真实。清理则更多有公正客观的因子存在。
    至于孤独与否，请碎片不要多在意－－现代社会，本就是众生喧哗，更何况还有一种“大音希声”的智慧在。
    和11月碎片共勉！
    附碎片最新回应：

    首先，我觉得我并没有“把意识形态断然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我最反对这样做。容我简单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人们常说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是一家（其实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政治学范畴里，马恩与列宁是两回事，两者的思想并不相同。马恩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即剩余价值理论，并描述了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符合自己政治理想的新型政权，马克思直接领导了巴黎公社革命，但革命最终失败了，晚年的马克思对此作了理论上的反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再思考。但遗憾的是，马恩的继承者列宁并没有就两位导师的思考方向继续深入，相反由于所处的实际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列宁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所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理所当然的，作为革命理论支撑的列宁的国家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就被其他无产阶级国家奉为了圭臬。我这一段叙述并不深奥，相信大家看到这里都能明白，由于种种现实需要，列宁主义深藏在马克思主义的衣冠下，极大程度地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皮，列宁主义的核”。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这波光束也并不是像太阳照耀大地一样地直射进中国，其中又经过了两次折射，第一次是通过日本（西方文化最早都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我们现在用的专业名词绝大多数都是日本语的舶来品，如社会、政治、阶级等等），第二次是通过苏联，两次折射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部分“失真”状态，详细我不多说了，总之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课题就是还原马克思主义，而这首先就要求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意识形态。你说要“保卫马克思”，没错呀，我也正是这个意思，而保卫马克思的前提就是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特殊化，所以我才不同意社科院在建制上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独立成部。“把意识形态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我。

    其次，你说“不要把做（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断然等同于中国当下的所谓左派”，我要说明，一，“做（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不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哲学，它包含三大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二，左和右的区分实际上并不是原则性的，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只是主张的具体方式方法不同而已。但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对于时下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党内左派，其理论主张已触及到了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的底线。正因为这一点，我才骇异所谓的左派理论家在学部委员中所占的比例。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同那些左派理论家并无过节，我的所有观点皆出自我对这片土地的一片丹心。

    再次，我同意小松松“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无法完全分开”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追求的理由和姑息现实的借口。从理论上说，在阶级社会中反腐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存在权力分配就必然会出现权力寻租，但难道我们就因此放弃反腐败吗？儒家精神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科学者，缺乏的就是这种担当道义的无畏精神。社科学者与自然科学者不同，社科学者重学识更重人格，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良心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我前两天看宋史，王安石变法是促使北宋从繁荣走向亡国的转折，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者在史书中无一例外都被打入了奸佞之册，但惟独王安石，史书中对他不仅没有贬损反而大加褒赏，原因就是王安石为人刚正不阿为政两袖清风。我说“今天的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者”，不是指理论的平庸，而是指人品的低下，我们曾经有过王安石、文天祥这样的支柱，就在不远的昨天，我们还有过遇罗克、顾准这样的良心，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一个让我尊敬的名字，他是谁呢？

    我的说明就是这些，在写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先生的一句话，“在中国搬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学部委员也好，教育改革也好，一切都是这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