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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将来的岁末卫生大检查，我在今天下午清理了办公桌。9本采访笔记亦随之“浮”出桌面。
这些笔记本一律黑色封面，大大小小，长短不一。它们何时、何地、何故出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一时难以记起。
我只晓得，笔记本和办公桌皆是“故人”，在过往5年中，它们陪着我，从18楼，搬上20楼，再下到19楼。
这些东西至今仍在，倒不是我舍不得，而是因为我当初的一念之差。“就留着吧，”我想，上级部门查询时，说不定能当“证据”。
没想到，这种被王涓涓老师形容的“处女座的谨慎”，如今成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对于我，那些“证据”，好比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津津乐道的马德莱娜甜饼。这种“甜饼”勾起当事人无尽的回忆。
我轻轻拍掉“回忆”上积攒的灰尘。在一本封面是“1999”的采访笔记里，夹着一张报社采编人员考试的准考证。证上的报名照里，是1个男生，还梳着“三七开”发型。我有过类似的造型吗？实在想不起了。
另一本“2004”的笔记里，我看到了时任科教部主任王涓涓老师布置的工作安排。一旁还写着，陈烨（现已离开报社）做什么，贺老师（天宝）做什么，字迹潦草但零星。
“古代经书的纸质特殊，除湿要好机器……得请国家档案馆2个专家。”这段话，是在一本“note book”上找到的。我想了很久，可能是在国内部，特派到福建采访平谭古船打捞时留下的“痕迹”。
推算时间，以上是在晚报改版后了。
还有2本笔记是在社会新闻部被保存下来。我唯一遗憾的是，采访南亚巴基斯坦大地震，在回国的南航飞机上，遗失了1本采访笔记。上面有国家地震局局长的手机。
关于“马德莱娜甜饼”，后世有评论家认为，多少带有一种虚幻，且根本无法重复。
可是，我仍执著地相信，这9本采访笔记（也许是10本）里的“白纸黑字”，是我记者生涯的1个“沉默的证人”。
如此真实，如此真诚。
今天，部门小钱同志用数字做了自己的2007年盘点。好吧，这些在2007年尾声被发现的笔记本，不妨当做是我的“年终盘点”。
【2007-12-25】| 作者:徐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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