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沪上著名的滑稽戏老艺人周柏春先生在华山医院去世。《新京报》一篇评论文章说，意味着海派滑稽“冷噱”的终结。
    整个新闻事件，有个细节引人注目：周先生住院期间，“在身体好些、精神好些的时候，他还会唱唱滑稽戏，把医生、护士、护工逗乐。他的离去，让护工也止不住落泪。”
    仅少数几家把上述处理成稿件的标题――“周柏春病榻上还给医护人员唱滑稽”。而我以为，这个场景展现了周先生和他所演绎的滑稽戏的特色。
    追溯过往，周先生1922年生在上海静安。幼年体质差，加之母亲奶水不够，和胞兄姚慕双相比，他瘦弱许多。17岁的高中生周柏春，第一次去电台讲了一段滑稽独角戏，从此开始自己长达60多年的滑稽戏生涯。
    此后，在他参演的众多角色中，亦带有平民色彩，通俗但不庸俗。如《路灯下的宝贝》中的小业主蒋阿桂、《各地堂倌》里的食客等。有媒体说，周先生是弄堂里来的滑稽大师。
    “百度知道”说：滑稽戏是上世纪，由上海的“独角戏”接受江南各地方戏曲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新兴戏曲剧种，民间色彩强烈。
    在一篇文章里，研究民俗的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说，滑稽戏就是与民同乐。 
        民间不但是滑稽戏取材的来源，亦隐喻着这个剧种的本色。而在住院期间，周先生依然不忘“民间”，为普通医护人员唱唱滑稽，一是他个人性格中平易近人一面的表现，再者则是一个老艺术家的职业感。深层次看，不妨视作是滑稽戏传统的精髓所在。这正如周先生所说的那样：所有的观众，都是我的亲朋好友。
    始于“草根”，终于“平民”。这亦为周先生的人生和“艺术人生”，打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既如此，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上周末，在周先生追悼会上，数千自发来送别周柏春的市民将龙华殡仪馆围得水泄不通。
    只是可惜，世上那些惦念“冷面滑稽”的脸孔，周先生再也看不到了……

    昨晚逛街，忽然腹饿。至石门一路、吴江路路口一小店，一铁锅的“武汉豆皮”直直闯入眼界。
    细看，“豆皮”们的表层绿豆粉，鸡蛋被煎得金黄，里层糯米蒸得嫩白，“贴身”铁锅的底层是香菇丁，五香干丁，榨菜丁，肉丁。如此色相，不由食指大动。当即要2枚，计价5元，落座小店细细吃。
    一口豆皮刚下咽，对面来了一男一女。两人都背着书包，一副学生摸样，“2枚豆皮，1碗水煮鱼。”男生吩咐店员。趁店员备菜期间，他们有了如下对话：
    “我快没钱了。皮夹里只剩80块。”女生说。
    “是吗？”男生问。     “我1个月的零花钱就这点了。”女生说。
    “最近，吃饭花钱比以前多了。听妈妈说，菜场的小菜价涨厉害。”男生小小总结了一把。
    “嗯！先对付过下周，再下周怎么办？”女生继续说。
    “我可不能再问他们要钱了。”男生又答。
    女生无语，一阵沉默。
    这时，漂亮的豆皮上来了。男生赶紧抽出桌上放着的一次性筷子，大口吃起来，也没多管身边的女生。
    “怎么这样，一点风度没有。女士优先嘛！”我心想。由是不愿多看男生一眼，吃完豆皮，走人。
    几分钟后，水煮鱼上来了。相比豆皮，水煮鱼更诱人——“金色池塘”底，是红辣椒绿豆芽，雪白的鱼肉片沉浮其间，若隐若现，勾人脾胃。“这个男的，恐怕又要捷‘嘴’先登吧。”见此情形，我自忖。
    “你多吃点吧，我倒有几分饱了。”那男生说了这样一句出人意表的话。
    女生点点头，慢慢吃起来。看得出，女生不仅吃得很幸福。在她右侧桌面有个小小的点菜牌——本店名菜“水煮鱼”，14元1份。
    我忽然明白了：两枚豆皮被端上来前，男生可能有过一番斟酌——既然皮夹里的钱一共这些，菜只点这两个，那么他自己就多吃点价廉的豆皮，身边的女生就能多吃点名菜——“水煮鱼”了。
    我出了小店门，感叹：学生时代的爱情，其真挚多少是节省出来的。
    而这一周，A股大跌逾5%，很多人在赢利被“抹平”后，无奈割肉；这一月，公布的最新CPI仍然高企。温总理说，这一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今晚，看着我累得差点趴下，38岁的老教练笑了，“练肩部肌肉，是需要门道的。
    在年前那场百年一遇的大雪中，小松松同志也做了很罕见的决定――一掷千金，请教练定期指导健身。“每天傻跑40分钟，人都跑傻了。”有专业人士评价小松松此前的健身。
    新“师傅”早先在小松松的“bo”中出现过，是个38岁的“老将”了，水瓶座，爱奇思妙想。第一次见面，制定健身计划。“胸部、背部、肩部是男人的三大肌肉群。按顺序练，最难是肩部。”当时他说。
    “为啥？”我问。
    “练了就知道。”他微笑作答。
    此后,第一次练胸部、背部，须仰卧举双杠，还得拉引体向上。单就引体向上而论，在漫长的义务教育生涯中，小松松没能完整做成过一个。
    因此，练完两处肌肉群，小松松筋疲力尽。健身次日，总是肌肉酸疼，几经休养方休。
   “肩部比这还难练么？”我悄悄问那个“老将”
   “嗯！”。他说，尽快让你练一次。
    机会来了。上个双休日下午，看着地面上堆着几只哑铃，“老将”说，开始吧。动作其实简单――哑铃分别做侧平举、前平举、俯身侧平举，各4组，哑铃单个的重量有轻重，但不超过8公斤。而练胸部、背部肌肉，至少是20公斤以上的重量。
    一开始，我以为很轻。谁知，练了不到3组，肩部开始因肌肉超负荷而发胀“充血”。
    “坚持！你可以的。不要耸肩。”站在一旁的“老将”吼了一嗓子，纠正我的动作。

“嗯嗯。”我冒着大汗，奋力平举。到了最后几组动作，几乎是“老将”用手帮我完成的。全部完成后，肩部简直离我而去，有点抬不起来了。
    “明明分量轻了，为什么更累？”我问。
    “和胸部、背部比，肩部大多是一块块的小肌肉，特别敏感于哑铃的重量轻重，还有动作的细微变化，需要努力啊。”他说，肩部一旦练出来，甚至比胸部和背部更好看，“专业比赛中，专家其实更看重选手的肩部小肌肉是否完美。”
    这个“老将”的话，让小松松感概良多。人生做事其实有点像健身练肌肉，胸部、背部波澜壮阔，练好了往往引人注目。
    但是像肩部一类的小事件甚至小细节，更花时间和功夫，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决定后者的人生走向。

周六阴雨，空气沉郁。于是，上午在家整理过往出差期间，买给自己的一件件小“礼物”。其中，来自2个不同地方的不同民居模型，倒引发出一段追忆。
   
    老北京“民居”
    藏在我书房乌红色大厨最外侧的民居模型，来自京城。当时，正值赴京城采访李敖回大陆，闲暇时，我走了一趟位于灯市胡同的老舍故居。故居旁，有一间书店，这个“民居”就悄悄“躲”在一旁，“头顶”上落了一层灰。
    细看，“民居”是典型的中式屋檐，朱漆广亮大门，前有门墩两个。说是平民，其实贵气。因为毕竟来自天子脚下，皇城根旁。
    真正吸引我的倒不全是上述的“贵气”，而是“民居”砖墙外侧，写着一个醒目的“拆”字。
    显然，这个“拆”字是模型设计者刻意为之，希望籍此传递某些东西――这样的建筑，出自北京传统的四合院，置身于各种胡同里。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北方人，世代于此间起居、饮食、繁衍，生生不息。
    而如今，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胡同在不断消失。一个“拆”字，似乎成了这些“民居”的宿命。
    念及此，遂花180元大洋，购得模型，大老远运到家里，慢慢欣赏，仿佛对着镜子，看着脸上那道永远不会磨灭的伤痕。
   
    土家吊脚楼
    还有一个模型是土家吊脚楼，来自湖南张家界。彼时采访俄罗斯空军穿越天门山。等了足足3天，重型战机苏－27，因为生态原因，没能兑现原先的承诺。离开之际，我有幸拥有了这个模型。
    “百度知道”说，土家吊脚楼是鄂西土家族地区最复杂，最能显示富有的一种建筑。正屋建于实地，厢房一边和正房相连，三边悬空，靠柱子支撑，即所谓“吊脚”。正屋、厢房上面住人，下部有柱无壁，用来喂养牲畜、堆放杂务。我所拥有的这个模型，正屋、厢房已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四合院。
    查资料可知，由于历代朝廷对土家族实行屯兵镇压政策，把土家人赶进了深山老林，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后者只好在悬崖陡坡上修吊脚楼。建筑样式，世代传下。
    无独有偶，去年，我曾游历柬埔寨。坐旅游大巴经过一条条尚未修完的道路，在满天黄沙中，倒也依稀见到了类似的建筑。看来，面对同一种困境，不同时空的人类，却自有同一种思路应对。
    不知，这是不是叫：平民所见略同呢？

    下午参加集团“文化讲坛”，亲眼、亲耳接触到全球最著名博物馆的“掌舵人”。而英、法“掌舵人”对博物馆看法的差异，则多少折射出两国传统思维的差异。
    关于最先出场的大英博物馆，我是从一个长辈的“观后感”里，获得第一印象的。长辈回忆当年游历英伦时，印象最深的是，一博物馆内，在一个皇帝的豪华龙椅旁，同时放置了另一把椅子，椅背被装饰成一把竖琴，却极具现代感，“新和旧如此矛盾地放在一起展出。这在中国博物馆是不能想象的。”她说
    随后出场的大英博物馆馆长说，每年，全世界各地的孟加拉人社区都会制作多嘎礼拜节，要做女神塑像。博物馆就在自家大院里，造了一个塑像，吸引伦敦当地的孟加拉社群参观。
    他说，礼拜节结束时，塑像要回归大河。按传统，神像应放在恒河里。博物馆就利用馆旁的泰晤士河。这一天，泰晤士河就成了孟加拉人眼中的恒河。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庆祝仪式都可以在博物馆进行。”馆长说，博物馆并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场所，我们是完全专注于社会的概念……与社区互动。
    小松松觉得，上述一方面说明“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开放、兼容的古典自由主义气质。更重要的是，还弥漫着一种实用主义色彩。
    或者，正如馆长所说：重要的东西就是把这些藏品和国家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
    这个观点，其后发言的法国卢浮宫代表未必同意。这个短发的女士说，我们不在于提高客流，而在于“扩展”新的游客。后者即所谓受到阻碍的游客，也就是那些受到经济、文化、语言、身体等条件，被排除在世界文化以外的人群。因为，这些人群会以为卢浮宫不是为他们而建造的，而是那些学者的特权。
    为此，她以法语中“好客”一词为例。“‘好客’既解释主人或接待者，也可以解释为客人和来访者，甚至能派生出敌对的意思。”
    她说，当代卢浮宫的悖论就是“平等”和“特权”，“精英”和“大众”。听到这里，对比踏实的大英博物馆馆长，法国卢浮宫代表的说法显然多了一层拯救普罗大众的理想主义色彩。
    由此延伸，对于全球革命史，一向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走的是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一是“法俄模式”，倡导的是“不破不立”的暴力美学。
    两种革命模式背后的思维差异，其实从英法“掌舵人”对博物馆的一席发言中，即可看出。    
    另，杨澜的主持真棒－－掌控能力出众，强势又不失温柔，还有一点点男性的幽默感。难得。

双休日读书，先读完赵毅衡的《有个半岛叫欧洲》。开始看逯耀东写的《肚大能容》（2002年，三联书店）。
    “百度百科”说，逯耀东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受教于国学大师钱穆。退休后，他致力于探寻中华美食背后的社会历史变迁。《肚大能容》即是结晶之一。
    关于上海的美食，书里提到了老字号的“德兴馆”，及其海派菜和海派文化的联系。凑巧，在上周，我在那里都吃过一顿早饭。
    逯耀东说，和上海老饭店、老正兴比，创于清光绪年间的“德兴馆”知名度稍逊。但这家最早以咸肉百叶、黄豆汤起家，筚路蓝缕绵延百多年。
    后来的岁月里，“德兴馆”做大做强。它的虾子大乌参、油爆虾、腌笃鲜等，留在上海人的口腹里，亦留在上海滩的历史里。
    而我去吃早饭的那家，不是总店，是家分店。那天上午8点左右，走进店堂，人烟稀少。服务员正打着呵欠招待顾客，且是一口苏北口音，“要吃什么？生煎特价，4元4只。”
    在CPI高企，肉价飞涨的今天，如此“特价”显然大有诱惑。当下，我点了单档一份和生煎一两。早饭被端上来后，生煎卖相不佳――表皮太厚，芝麻太少。入口后，感觉“底部”有些回潮，肉亦不够新鲜。勉强吃了两个，只能放弃。
    单档则嫌胡椒粉放得太多。无奈，我把随身携带的草鸡蛋去壳、丢进汤里，匆匆吃了，就想离去。
    此时，恰有几个外地游客进来，吆喝着喝粥，吃油条。我稍一逗留，看他们边吃边扯，然后抹嘴、付钱、走人，再无一点留恋。
    做为游客，他们浑不知“德兴馆”这3个字，店堂里的一桌一椅、一菜一汤，对大上海的意义。倒也是，即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又有多少人关心这段历史呢？
    我想，消费社会，大致如此吧。于是不免有小小的失落。
    出了“德兴馆”，我从天津路“王开照相”旁的小弄堂，慢慢走回报社。一路上，弄堂里卖盒饭的摊头又开始热闹起来。荷包蛋、爆鱼、辣酱、四喜烤麸，齐齐被置在大“脸盆”里，等待着食客挑选。灿烂的阳光下，“脸盆”一个个闪着金属色，烤麸爆鱼一律是低调的深色。
    这些摊头如此草根，却如此生机勃勃。不由想起，在百多年前，“德兴馆”亦只是十六铺洋行街的一家小饭店。而上海不少老字号亦是从卖弄堂菜起家，扬名，最后出息。
    谁又知道，上面这些错落的摊头间，会不会走出另一些个老正兴、德兴馆、老饭店呢？
    念及此，上述心里的那份“落差”，也就释然。

    又是“3·15”。关于打假维权，写点东西吧。于是借“百度”，搜了一下过往自己写过的此类稿子。有一篇：“王海”也是消费者  深圳职业打假首度获赔。
    内容是，湖北职业打假人冯志波，终于在深圳打赢了一场官司－－当地一家卖场，因销售价值7。4元一包的假冒保健食品，被他告上法庭，要求退一赔一。
        一审以知假买假未受欺诈为由判冯志波败诉，而终审判冯志波胜诉。法官的理由是：职业打假人也是消费者。
        这是2005年年底。距离中国首个职业打假人－－王海成名已整整10年。
        那些日子里，无论是“买假货打假”的王海，还是“买真货打假”的新王海们－－比如冯志波，一路走来争议颇多。焦点则是：职业打假和敲诈勒索的界限在哪里。
    在即将到来的“3·15”，不得不说，10多年沉淀，职业打假人的价值应被重新审视。   
        1995年，王海出现前，“维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概念。第49款“消费者在买到假货后可以要求销售者以一赔二。”一条，少为人知。
        在轰轰烈烈“职业打假”开始后，“维权”正如一个经济学家说的，打假治标不治本，应该抓住源头，防止假货的生产和制造。
    经媒体报道，针对各行业特色的打假部门纷纷成立。自此，“维权”得以从平面，走向纵深。 
        再者，王海们不断受到的争议，正如我以前采访过的一位律师所说，折射出“民间索赔”的法律和道德困境。而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后无数个“3·15”里去弥补，提升的。
    以此而论，那些“王海”和“新王海”们有其存在必要。尤其是当我们隔着岁月的“岸”，去关照他们时，便会发现其中之美。

    清晨8点，公交车的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而群中，那只长满褶皱大手，悄悄摸进了周围乘客的口袋。去报社途中，疑似“第三只手”就如此暴露在我眼前。
    从家里到单位，一部37路直达。7点20分终点站，车上人烟稀少。乘客吃的早点，是牛肉煎包，还是锅贴，几乎一览无余。但一过公平路、大名路，无数“沙丁鱼”就挤进了车厢这个“罐头”。当时，我正在看东早的评论文章，一抬头就看见了那只大手。
    这是一只属于男人的手，五指短小但有力。在拥挤的“公交罐头”里，它轻轻碰了一下前面那件粉色的呢绒大衣。大衣的主人没反应。继而，“大手”摸了进去，整个过程，就是“鬼子进村，悄悄地干活”。
    起初，我以为“大手”和大衣主人相熟，但当“大手”再次试探性摸进另一件格子风衣时，稍早的判断被推翻了。“第三只手！”我更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说法。
    “大手”的不幸在于，这两次“鬼子进村”，毫无收获。现在的上海人就像当年《地道战》里的“八路”，把钱包当根据地一样，捍卫得死死的。
    但这也给我造成了麻烦。没有人赃俱获，我不能报警。此前，我已在脑海里想了无数“预案”，甚至准备用手机上拨打“110”。期待的一幕始终没发生，“隐患”却仍留车厢。
    怎么办？
    于是，我抬起头，死死盯住那只“大手”的主人――一个中年男子。上班繁忙时刻，他身上没带任何包。这更证实了我此前的想法。
    当“大手”再次“行动”时，中年男子一转眼，猛然间发觉我正盯着他。那一刻，我们居然像情人一样，四目相投。他有点慌，我也是。
   “江西中路站到了。”车厢报站音响了。中年男子匆匆下车，我也赶紧下车上班。
    5分钟，因为一次红灯，在九江路、江西路路口那个蛋饼摊，我们有了第一次近距离的彼此观察。花白的头发，尖尖的下巴，他还说着一口道地的上海话。
    然后，我们迅速分开。

    家里那几枚妈妈煮的草鸡蛋，成了我这个双休日的“早饭困扰”。
    煮好的草鸡蛋们，被放在厨房的一个大碗里。和洋鸡蛋们比，它们颜色稍淡，透着一种粉红的可爱。上周一，妈妈精心找到它们，带它们我家，现场蒸煮了它们。
    她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有二：首先是增加她独家儿子，每天清晨的营养补给；其次，是为了不让整间厨房看起来像个“摆设”。事实上，自从4年前这间厨房“诞生”以来，极少煎、炒、煮、炸，真可谓“不食人间烟火”。
    而可爱的草鸡蛋们，在上周二到周五工作日期间，确实起到了妈妈预期的效果。她的笨儿子，出门上班，兜里总会揣上一枚。到了报社食堂，或在外面摊头吃饭，笨儿子就点上一碗豆浆，同时在桌上轻轻敲碎蛋壳，一口把鸡蛋吞进肚子。
    而那淡粉红的剩壳，和“噗噗”的敲击声响，会引来围观者的小议论，“看看，是草鸡蛋喏！”
    往往一顿早饭吃完，笨儿子同时“收获”了营养，还有小小的虚荣心。
    可到了周末，草鸡蛋们亦会带来小小的麻烦。比如周六，妈妈的笨儿子醒来时已是十点多，又“赖床”阅读。起床时，“东方卫视”已经开始播午间新闻了。
   “这算是早饭，还是午饭？”笨儿子看着草鸡蛋们，自问。最后，简单喝了一杯脱脂牛奶，笨儿子就忙着出门去了。草鸡蛋们放在碗里静静待在厨房。   
    周日晚上，笨儿子健身好回家，看着厨房里剩下的草鸡蛋，悄悄在想：亲爱的草鸡蛋们，体现了一种“亲情”。平时，孩子和亲人们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反倒不易碰面，一起吃饭，感觉更像是一场“远游”。
    而心疼孩子的妈妈，就煮几个草鸡蛋给孩子当早餐。后者不折不扣地消灭这些“营养品”，成了一种极好的“亲情反馈”。
    另一方面，对平时繁忙的都市人来说，双休日的“懒觉”则是种奢侈，轻易浪费是更大的奢侈――所以，周六周日似乎醒得愈晚，愈对得起自己。“懒觉”的结果，自然是忽略了早饭，甚至午饭。
    于是，上述就构成了笨儿子的“草鸡蛋难题”，可能亦是当代社会“快生活”的一个侧面。
    当然，这只是笨儿子的“笨想法”。
    幸运的是，这些草鸡蛋们不容易变质。双休日没吃，笨儿子打算周一上班揣着，吃早饭时让别人二度艳羡。
    这不，“bo”完这记，差不多就是周一了。

今早一觉醒来，眼睛就被灿烂阳光“塞”满了。接着，小鸟在窗外叫。响应它们的号召，我决定，下午一个人去逛街吧，消磨这大好的阳春三月。

草草吃过中饭，带一本章诒和写的《顺长江，水流残月》，坐上了37路。当时，心里想：最好能坐上一辆双层巴士，欣赏美景。
    读高中时就是这样：若遇一个晴好的天，放学回家，便不选择最直接的路线，而是“绕圈子”——坐在911双层巴士的顶层，有风，有书，有景。
    延着曾经的“东方香榭丽舍”淮海路，高大的“911”往我家方向开。它的速度是“悠然”的，令我刚刚好能看清楚路上各色的店照牌，或中或洋；陌生的面孔，或喜或急。
    彼时，我家还是刚兴起的社区。周围甚至可见翠绿的田野。其实，双层巴士又带我经历着从繁华到平凡的全过程。
    事隔10多年，想到今日重温，期待多多。
    “有没有双层车？”下午，一到老西门911终点站，我迫不及待得问。因为，在我目力所及，这里现在停满和其他线路一样的空调车。
    “很少。这些空调车也很舒服。你坐吧！”工作人员说，要不你看看其他线路。
    无语，离开——那就步行吧。
    于是，一个人从寿宁路走到淮海路。整条路都是“小龙虾”，都是麻辣烫，都是烤香肠。其间，唯一让我停下来的是两家饼店，一卖武汉馅饼、一卖上海“蟹壳黄”。和它们的“邻居”比，这两家店不起眼，亦不热闹。可我还是掏钱买了一个黑洋酥馅的“矮子饼”。放进嘴一尝，说实话，味道一般。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买呢？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晚上，在健身房跑步时，我有点想明白了：空调车是很舒服，但这不是“911”。在我心里，它就是双层的，区别于大多数公交车；坚持坐买饼的理由也一样。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在这条路上，那两家店有“个性”，没有随波逐流。
    理由可能有些偏执。但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种没有个性的人生，甚至一座没有个性的城市，难道不是很寂寞，很乏味的吗？